主编《红星报》与参加长征

邓小平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后，除搞一些宣传工作外，主要负责编辑出版《红星报》。这份创办于 1931 年 12 月的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与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和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斗争》，统称中央根据地的“两报一刊”。

对邓小平来说，办报纸可以说是他的老本行，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因出色地编辑中共旅欧总支部机关刊物《赤光》，被大家誉为“油印博士”。

《红星报》是一份八开的报纸，平均每五天就出一期，每期至少四个版面、二万字。邓小平虽任该报主编，但只有两个助手，从约稿、组稿、改槁、校稿到设计版面、编排栏目，他都得亲自动手，工作很幸苦。在他的认真努力下，《红星报》先后开辟十多种副刊和专栏，及时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大量报道红军英勇杀敌、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和后方积极支援前方的事迹，经常介绍马列主义思想和战略战术、防病治病、革命法律等方面知识，因此深受根据地军民的欢迎，享有“无线电台”、“一面大镜子”、“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马克思主义大学校”、“裁判员”等美称。

当时，蒋介石正集中百万大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对各个红色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反革命“围剿”，其中有五十万人的兵力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为了加强对红军和前线作战的指导，邓小平不仅经常有针对性地在《红星报》上发表毛泽东有关作战方针和原则的文章，还亲自约请毛泽东给报纸写稿。1933 年 8 月 14 日，《红星报》第二期第四版用整版篇幅登载了毛泽东以笔名子任撰写的文章《吉安的占领》。文章详细生动地描述了红一方面军在 1930 年 10 月第九次攻打吉安的前前后后，并总结这次作战取胜的原因是由于纠正了立三“左”倾路线。但在集中兵力、兵力配置、战斗准备等方面都存有不足。在当时“左”倾冒险主义已完全统治中央和红军的情况下，邓小平敢于在报上发表正受排挤的毛泽东的文章，这种勇气和胆识是非常了不起的。

与此同时，《红星报》大量报道前线进行的重要战斗胜利经过，颂扬红军将士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以激励他们奋勇杀敌。1934 年 3 月 4 日出版的《红星报》，就在显著位置发表了红一军团某部指挥员彭加伦发自前线的一篇报导《三岬嶂上的英雄》。这篇报导说，“我们一团二营担任固守三岬嶂的重要阵地，做了一夜工事，二三餐未吃饭，第二天敌人以四个营兵力三面夹攻，掉在此处的迫击炮弹六十个，飞机炸弹三十枚。当敌人猛冲山腰仅距八十米远时，他们上起刺刀，实行反冲锋，与敌人肉搏，把敌人击溃下去，巩固了重要阵地，使我二、三团及友军能顺利的向敌人发起猛攻，把敌人三师完全击溃，这是革命历史上的光荣记载，我们应当学习他们。”

与这篇报导同时发表的还有由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撰写的题为《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下去》的社论。这是聂荣臻应邓小平之约写的。社论说：

“我们的第一团以一营兵力，扼止了敌人一师之众，虽然敌人的飞机和炮弹轰炸之声震动了山谷，但丝毫不能震撼我红色战士的心胆，敌人以数倍的兵力，分几路向我冲锋，亦被我英勇沉着的战士，以顽强的反冲锋打坍下

去！并且协同突击部队将敌整师兵力全线击溃，这应当写在我们的战史上，成为我们第一团三岬嶂上光荣战斗的一页。”[2]

当前线红军战士在堑壕里看到这期《红星报》时，大受鼓舞，群情激昂，纷纷表示要以红一团的英雄们为榜样，奋勇杀敌，坚决击退敌人的疯狂进攻，誓死保卫苏区，保卫红色政权。

另外，《红星报》还利用《军事常识》、《俱乐部》、《卫生常识》、

《军事测验》等栏目，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通俗地向红军干部战士介绍有关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诸如什么是人民战争、集中兵力、坚壁清野、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堡垒战等，如何利用地形隐蔽埋伏、侦察敌情、冲锋搏斗，以及怎样进行战场救护和保养武器等，从而促进了部队军事知识的学习和作战经验的交流，提高了干部战士的军事素质。

邓小平在主编《红星报》过程中，不仅注意鼓舞前线红军将士的斗志，而且注意利用山歌、通讯、消息等形式进行有关妻送郎，妹送哥，慰劳红军，优待红军烈军属的报道，以鼓励后方群众拥军支前的热情。《红星报》第九期刊登了一首后方支前妇女写给前线红军的山歌，歌词是：

一双草鞋一片心，难为后方姐妹们。

穿上草鞋跑得快，红军哥，赶快冲上南昌城。

没过多久，《红星报》第十五期则发表了前线红军写给后方妇女的答谢山歌，歌词是：

多谢姐妹一片心，百万草鞋送我们。

穿上草鞋打胜仗，同志妹，缴枪十万谢你们。

这两首赣南山歌虽短，但情意浓浓，读来悦耳动听，优美感人，奏出了一曲前方后方心连心，军民团结共杀敌的凯歌。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中央红军在历时一年多的第五次反“围剿”中接连失败，被迫于 1934 年 10 月离开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邓小平率《红星报》报组随军委纵队一道长征。报组工作人员用两条扁担，挑着四个铁皮箱子，跟着军委机关日夜行军。“铁箱里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一台钟灵牌油印机（因为太重，走到湖南时扔了，买了一个手滚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奥国蜡纸、两块钢板、几支铁笔，和一些毛边纸等”。在硝烟弥漫的长征途中，邓小平带领报组工作人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

继续编辑出版《红星报》。这时，《红色中华报》和《斗争》杂志均已停刊，

《红星报》便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独家报纸了。邓小平等在白天和红军战士们一道风尘仆仆的赶路，一到宿营地，铁皮箱就是办公桌，经常是在敌机进行轰炸的情况下，支起摊子坚持工作。有的时候，邓小平不顾疲劳，还在马背上编稿、写社论。

红军长征伊始，《红星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进攻敌人的初步胜利》的社论，传达了军委关于迅速冲出江西，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作战意图。社论指出：

“红军一年多的反五次‘围剿’战斗，虽然取得了屡次部分胜利，但这些胜利未能阻止敌人向着基本苏区进攻，为此，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去开辟新的苏区。这就是说消灭南面的敌人的乌龟壳，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

接着，10 月 25 日出版的《红星报》又发表了《坚决勇敢战斗，消灭当前的敌人》的社论，进一步阐述了红军突围的目的。社论说：

“我英勇的红军实行突围的目的就在于突破敌人封锁，深入广大白区，实行反攻，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创造‘新苏区’，同时推动赣西湘南千里地区中广大群众的斗争，调动与打击蒋介石及湘粤桂之敌，保卫了中央苏区，配合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反攻中的伟大胜利”。

《红星报》在邓小平主持编印下，从 1933 年 8 月到 1935 年 1 月共出了七十多期，及时传达中央军委有关作战行动的计划与部署，宣传红军将士的感人事迹，传播中共的方针政策和红军的宗旨任务，成为长征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要喉舌和红军战士的精神食粮。据邓小平回忆说，红星报许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及一些重要文章、社论，都是他亲自撰写的。

中央红军于 1934 年 11 月中旬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向湘江进发。这时，蒋介石极为恐慌，立即调集十五个师近四十万兵力，兵分五路向红军围攻，并沿湘江一侧精心部署了第四道封锁线。面对敌人的重兵，“左”倾领导者束手无策，仍命令部队抬着“坛坛罐罐”过江，结果损失惨重，差点全军覆没。过了湘江，中央红军已由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看到红军过湘江时的混乱场面和惨重的伤亡，邓小平心急如焚。

为了纠正“左”倾领导者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原定计划，避免钻入敌人用重兵布置的口袋里，中共中央于 12 月 18 日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红军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

黎平会议后，干部开始进行调整，刘伯承由红五军团参谋长调任红军总参谋长。 12 月底，邓小平由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调到中共中央，接替正在患病（肺结核）的邓颖超，再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35 年 1 月，中央红军胜利攻占了贵州名城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柏辉章公馆的小楼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会议经过三天紧张激烈的争辩，最后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损失主要是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者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指挥，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而造成的。同时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遵义会议在极其危难的情况下，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不仅参加了这次在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而且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他在评价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时说：“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

成熟了”。

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后的长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好的党中央”领导下，摆脱了过去在“左”倾领导者指挥下被动挨打的局面，从此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当时虽然只是政治局常委，但他关于红军作战的一整套方针原则却深入人心，因而赢得了其他中央和军委领导人的信赖。邓小平后来回忆道：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夭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

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朱德同志、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执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辗转迂回，驰骋于川黔滇地区，使国民党的围追堵截部队疲于奔命。1 月 29 日，红军一渡赤水河，进抵川南，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但发现敌人在长江两岸构筑了严密封锁线。于是，毛泽东在 2 月 18 日率红军挥戈东进，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二进遵义城，歼敌两个师大部，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这时蒋介石急忙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督战，妄图把红军围歼于遵义地区。为摆脱敌人围歼，毛泽东用兵如神，率红军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随即又命令部队向川南进击。当敌重兵向川南云集时，红军则迅速于 3

月 16 日折向东北，四渡赤水，转向贵州，再渡乌江，前锋直逼贵阳。这一出敌不意的举动，使蒋介石惊恐万状，急忙电令滇军驰援贵阳救驾，结果导致敌云南兵力空虚。这样，红军便以日行军六十公里的速度直捣云南，威胁昆明。当滇军调兵回援时，红军突然转向滇西北，于 5 月上旬渡过金沙江。待国民党的部队追赶到江边时，已不见红军的踪影，只看到红军丢下的一些破草鞋和破衣褴衫。至此，中央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困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后的结果。随军委纵队转战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胆识和谋略深为敬佩，尤其是那从容自如的神态，更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邓小平后来评价这一战役时说：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最光辉的一页。

5 月下旬，中央红军穿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后，抢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

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 6 月间在川西懋功地区的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邓小平被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一职由刘英（张闻天的夫人）接替。刘英回忆说：当她接到命令通知到中央报到时，毛泽东对她讲：小平同志要上前方了，他的工作由你来接替。刘英回答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毛泽东笑着说：“你做得了！”并解释了给邓小平调动工作的原因：“前方需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考虑到川西地区雪山纵横，人烟稀少，供给困难等不利因素，认为在此地不宜久留，遂决定两军共同北上，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红色政权。但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却不同意北上，主张南下，向川康地区退却，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央政治局于 6 月 26 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最后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便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执行这一方针，军委还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打开通往甘南的道路。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中央红军离开懋功，开始北上。而张国焘却借口组织问题没解决，想当军委主席，故意迟缓行动。由于红四方面军北上缓慢，国民党胡宗南已派重兵集结于松潘一带，形成了对红军前后夹击的态势，再攻打松潘已不现实。如果按照原定作战计划攻下松潘，红

军就可以长驱直入陕北，而不需经过茫茫大草地。

1935 年 8 月 6 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再次举行政治局会议，严肃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重申了北上方针。会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合编队为左右两路军。邓小平所在的红一军团编在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指挥，经过极其艰苦的行军，走过人迹罕见的泥泞草地，于 8 月下旬到达巴西地区。与此同时，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也穿过草地进入阿坝地区。这时，张国煮拒不执行北上方针，指责中央北上方针是“右倾逃跑”，擅自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向川康边界退却，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10 月 5 日，他竟在南下途中另立“中央”，自封为“主席”。中共中央不顾张国焘的反对、阻挠以至胁迫，断然率领红一、三军团脱离险情，继续北上，斩关夺隘，于 10 月 19 日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不久，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在陕西酃县直罗镇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仗，围歼国民党东北军两个师，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邓小平谈及这次作战的作用时说：直罗镇战斗的真正意义是打通了走向陕北的道路。毛泽东把这次作战的胜利说成是为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在这漫长的征途中，邓小平和广大红军战士不畏艰难，战风雪，斗严寒，爬雪山，过草地，坚持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坚持反对张国焘南下退却路线，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在出任红一军团宣传部长后，他特别重视抓长征中的群众宣传工作。当时，红军长途转战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群众由于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的影响，对红军很不了解，甚至怀有敌意或惧怕的心理。为此，红军每到一地，邓小平便组织领导各部队对当地群众进行广泛的耐心的宣传教育工作，以解除群众的疑虑，赢得群众的信任。

有一次，红一军团来到甘肃南部某村镇宿营，军团宣传队的干部战士见天色已晚，加之一天行军赶路都很疲劳，于是吃过晚饭后就烧水洗脚，准备休息。邓小平发现街上一条标语也没有时，马上找到宣传队驻地，问道：“怎么搞的？街上一条标语都没有？”有位宣传队员不好意思地回答说：“今天，⋯⋯天黑了⋯⋯大家烧水洗脚⋯⋯”。邓小平批评说：“烧水洗脚有那么重要嘛？把我们宣传工作的传统都丢掉啦！”于是，宣传队的干部战士二话没说，提起石灰桶，拿着刷子，点起火把就去写标语了。从这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到宿营地，宣传队员就自觉主动地上街写标语。

红军在长征途中的生活是极其艰难的，时常以野草树叶充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增加了少数民族居民的负担。对此，邓小平指出：“红军北上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违犯纪律的事，那时饿慌了，没有办法”。“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

毛泽东后来在同美国人斯诺谈话时则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取自他们的给养。”

邓小平在宣传工作、群众纪律上对红军干部战士的要求很严，但在生活上对他们却关怀备至。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南部一个叫哈达铺的地方进行休整，鉴于这里物价十分便宜，一元钱可以买到五只鸡，二元线可以买到一头羊，于是，红军总政治部发给每位干部战士一块银元，并号召“大家要吃得好”，以便恢复体力。可是，大家手捧银元，都不舍得花。当邓小平来到宣

传队看望队员时，有位小战士邀请邓小平与宣传队的同志们一起会餐，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好哇，吃什么呀？”这位小战士建议说：“每人凑一毛钱，买鸡吃吧！”“行啊！”邓小平随手从衣兜里掏出一块银元交给身边的警卫员说：“去，买几只鸡来！”邓小平与小战士同吃同乐，吃完鸡，小战士们满意地走了，谁也没提还钱的事。过了几天，邓小平看到这帮小战士，逗趣地说：“哈哈！小鬼！我算是上了你们的当喽！”哈哈哈⋯⋯小战士们禁不住大笑起来。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一场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全中国迅速地发展起来。为发动、团结和组织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中共中央于 1935 年 12 月 25 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瓦窑堡会议制定的《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红军将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八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

1936 年 2 月 17 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东征宣言》，宣告红军

“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邓小平随红军抗日先锋军于 2 月 20 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当时任红一军团宣传队队长的梁必业将军回忆说：“在东征途中，我们宣传部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一路宣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我们还要做敌军工作和俘虏工作。小平同志在东征途中还亲自编写宣传提纲和教材”。[3] 在山西，部队遭到阎锡山、蒋介石的重兵拦击。为团结抗日，履行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红军抗日先锋军于 5 月 5 日奉命全部撤回黄河西岸。东征回师后，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又任主任。

1936 年初秋，在西康甘孜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到达陕、甘边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邓小平等前去迎接、慰问，传达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受到部队的热烈拥护， 10 月 22 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宣告长征全部结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人类史上创造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在评价红军长征的意义时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结束”。邓小平谈到西南少数民族问题时讲：“长征时，红军经过的地方，如云南、贵州，散布了一些革命的种子，就是在西康，也有一些革命影响”。

长征一结束，邓小平戎马生涯的新篇章又开始了。注释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 4 月版，第

338～339 页。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版，第 29 页。[3]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版，第 37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