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战斗在华北抗日前线

出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1937 年 7 月 7 日，北平城西南郊卢沟桥畔枪声大作，炮火连天。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中国驻军奋起还击，从此掀起了中国全民族的抗战。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发出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7 月 9 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代表全体红军将士致电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要求实行全民族总动员，策励第二十九军为保卫平津而战，同时表示愿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井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为实现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代表团于 7 月 15 日在庐山又向国民党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8 月 12 日，周恩来偕同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飞赴南京，出席蒋介石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同时敦促蒋介石国民党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和决定红军改编事宜。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加之北平、天津两大中心城市相继失陷，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中共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和同意红军改编的建议。8 月 22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任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正副主任等命令，则是由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的。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政训处主任聂荣臻；一二○师师长贺龙，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训处主任张浩，全军共三万多人。1937 年 12 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月 6
日，朱德总指挥亲率八路军总部在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这一天，秋雨蒙蒙，但八路军将士个个精神抖擞，队伍整齐，军号嘹亮。誓师大会由邓小平主持，大家跟着朱德高声复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它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友军要友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的纪律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这掷地有声的誓词，和着秋雨，气壮山河，表现出革命战士誓死抗日救国的钢铁意志。

誓师大会结束后的当天，邓小平与朱德、任弼时、左权等骑马离开云阳镇，经过九天的夜宿晓行，过陶池，经登城，穿合阳，于 9 月 14 日到达黄河西岸的韩城县芝川镇。

芝川镇是秦晋黄河的要津。一一五师、一二○师不久前都是从这里过河

的。邓小平与未德、任弼时、左权等同坐一条船，他们面拂秋风，迎着翻滚浊浪，东渡入晋，到达山西省万荣县。后在山西曲沃县侯马镇换乘火车北上，于 21 日进抵太原，驻在成成中学内八路军太原办事处。

月 2 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洛甫、毛泽东并周恩来、邓小平，
提出红军改编后，将各师政治部改称政训处，并取消了政治委员，使部队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建议恢复党代表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洛甫、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请即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还应称为政治委员。

在八路军总部在云阳镇举行誓师大会的同一天，9 月 6 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师长刘伯承的带领下，也冒雨在陕西三原县石桥镇举行出征誓师大会。一二九师是由陕北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组成的，下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以及五个直属营、一个教导团，共一万三千多人。根据 9 月 20 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令，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于 9 月底从三原

地区出发，经韩城东渡黄河，沿同蒲铁路线北上，于 10 月中旬进抵太原。一二九师到达太原后不久，便在晋东北的雁门关、娘子关等地配合国民

党军队抗击日军西进，先后取得了阳明堡、马山材、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战斗的胜利，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共歼敌二千多人。

太原于 11 月上旬失陷后，华北日军主力南下进犯平汉路，国民党军队纷纷向西、向南慌乱溃逃，华北战场陷于严重危机之中。刘伯承不失时机，挥师进入晋东南，在太行山区开展山地游击战。至 1938 年 1 月，华北各大城市、交通要道和大片国上，在国民党单纯抗战路线的指导下，很快就沦丧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邓小平在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期间，主持总政日常工作。为了全军从组织上、思想上，尤其是干部配备方面做好准备，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并抽调得力干部和入伍不久的知识分子，在总政组建了进行政治宣传的宣传队和进行地方工作的民运工作团。在晋东北，他从组织县、乡“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入手，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作战和巩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 10 月下旬，邓小平率傅钟、陆定一、黄镇及韦国清带领随营学校的三个队共五六百人，从晋东北开赴吕梁山下的汾阳、孝义一带，负责领导开辟晋西南工作。 12 月，他们又转到晋南，在洪洞县马牧村与八路军总部会合。

为了加强八路军政治工作和各师的领导，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部队政治干部进行了调整和充实 1937 年 12 月底，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一二九师

政治委员，傅钟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接着，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分别于 1938

年 1 月 5 日和 1 月 16 日给一二九师下达了关于邓小平接替张浩任一二九师政

治委员的命令通知。 1 月 18 日，邓小平策马进入太行山区，来到了山西省辽县（现左权县）西河头村一二九师师部。当时，刘伯承师长正在洛阳参加由蒋介石召开的第二战区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会议。邓小平一边熟悉情况，一边主持全师的军政工作。 1 月 27 日，刘伯承回到师部，和邓小平见了面。

从此，邓小平、刘伯承这两位四川同乡，密切合作，并肩战斗，一直到 1951 年。在长达十三年的共同军旅生涯中，他俩结下了浓厚的友谊。正如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缅怀老战友时说的：

“我认识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

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