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出平原

1938 年 4 月初，侵华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沉重打击，伤亡惨重。日军为夺取徐州，打通津浦线，调集三十万兵力，准备从南北两线分五路合围徐州。由于华北日军被调走两个师团，太行、太岳地区周围铁路沿线的日军转入守势，与它相毗连的冀南、鲁西等平原地区也出现相对空虚的局面。

针对这种态势，毛泽东于 4 月 21 日代表中共中央给一二九师下达了《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电：“抗战以来的经验证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和八路军在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尽快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立和发展根据地”。

月 25
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由山地向平原发展的指示，决定由副师长徐向前率一二九师平汉路东纵队和一一五师一部东进冀南，发展平原游击战争。在会上，邓小平强调指出： “我们只要坚决按中央的方针去办，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就能够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实现平原大发展的目标”。

在此之前，1938 年 1 月，一二九师就已派出由陈再道率领的东进纵队

（1937 年 12 月 5 日组建），到冀南开展抗日斗争；2 月，又派宋任穷率领新扩建的骑兵团进入冀南，并与先期到达冀有的一二九师挺进支队（1937 年 12

月 13 日组建）汇合，共同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挺进支队、东进纵队，骑兵团很快在冀南打开了局面，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徐向前率部进入冀南后，首战威县，打跑了盘踞该县的日伪军，并乘胜分兵向漳河南北和卫河两岸发展。至 6 月中旬，一二九师在冀南的部队先后解放了临清等七座县城，同时收编土匪、民团、保安队二万多人。

在徐向前率部挺进冀南的同时，邓小平、刘伯承率师部及三八六旅进至冀西邢台一带，掩护徐向前部东进。尔后指挥部队频繁破击平汉铁路，并以主要精力指导冀西、冀南根据地的工作。

为指导冀南各项工作进一步开展，邓小平于 7 月 5 日由冀西到达冀南。他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对冀南各县保安队及其他所属的零散部队迅速设法去改造或收编，以免被他人利用”的指示，同徐向前一起，具体指导冀南地方武装进行整编，将部队统一整编为一二九师新编第一团、冀豫支队、青年抗日游击纵队、东进纵队。此外，还从部队中抽调大批党员干部，协助各县进行改造政权工作。当时任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的陈再道将军回忆说：

邓政委到冀南后，立即召开了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他作了报告，分析了形势。他指出，蒋介石的抗战，有可能转向妥协投降、或者片面抗战与妥协投降并存的极大危险。目前，日军正忙于进攻武汉，华北敌人兵力减少，是我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大好机会。他还讲到，在与河北省主席鹿仲麟的关系中，要团结他共同抗战，但也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发展壮大我军力量。邓政委会后还和我们一起吃了饭，很简单。

他这个人，讲话一句是一句！后来刘邓又来过我们冀南，刘邓要我的四个团，我们冀南还支援了太行山好多东西，有衣服、布匹、被褥。[2]

盛夏 7 月，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少校，在刘白羽、欧阳山尊、林山、汪洋等五人组成的“延安文艺工作组”的陪同下巡行冀南抗日根据地，在南宫与邓小平、徐向前、宋任穷等多次见面。在会谈过程中，邓小平、徐向前向卡尔逊简单地介绍了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的情况，扼要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巧妙地回答了他所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卡尔逊在他撰写的《中国的双星》一书中记述了当时同邓小平见面和谈话的情景。他描述道：

我说：“我特别想知道《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知道这是每一个八路军战士都要宣誓去履行的”。

在我们谈话（卡尔逊与徐向前）时，邓小平一直在吃水果。这时，他向后靠在椅背上，活跃地谈了起来。

他说：“这些原则是：收复失地；开展我们所有军队的集体行动；动员人民；铲除汉奸和机关中贪官污吏；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和日本、朝鲜和台湾农民一起开展反法西斯运动；没收汉奸的财产用之于抗战；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教育秩序；检举并逮捕汉好；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他列举这些原则时，我心里暗自用在山西、河北观察到的事实来一一对照。我看到了实行每一条原则的具体事例，自从离开晋西的黄河地区以来，在我所到之处，人们都非常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雨季开始了，滂沱大雨下了两天，延误了我们的行程。然而，这也使我有更多机会与徐、邓二人交谈。

邓小平在参加八路军之前，当过工人。他在法国待了几年，考察那儿的劳工运动。他矮而胖，身体很结实，头脑像芥末一样地敏锐。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整个国际政局，他对情况了解的范围之广使我很吃惊。他说的一则消息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说：“去年，日本从国外购进的战争物资有一半以上是美国提供的”。“你能肯定这一点吗？”我问。我知道美国主要同情的是受侵略的中国

一方，在我巡行中国内地的八个月中，当想到这件事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的国家，这是不成问题。我太天真了！

“是的”，邓小平肯定地对我说，“这消息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发的一则电讯中讲的”。

我很尴尬，说：“必是这则电讯搞错了”。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助长我在过去一年中在中国所亲眼看到的大屠杀和苦难。

在这次会谈结束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徐向前为卡尔逊一行送行。8 月下旬，邓小平奉命离开冀南，到达八路军总部，不久转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在延安，邓小平出席了六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他还接连在《解放周报》第七十一、七十二期上发表了《艰苦奋斗的冀南》、《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两篇文章，介绍晋冀鲁豫地区抗日斗争的情况。六中全会总结了抗战十五个月以来的工作经验，分析了抗战形势及发展趋势，批判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在六届六中全会举行期间（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日军相继攻占武汉、广州，并已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而回过头来对付抗日根据地，其中华北地区是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

10 月中旬，当获悉华北日军将要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时，邓小平急忙从延安致电刘伯承、徐向前，就冀南反“扫荡”准备工作提出四项建议：

“（一）准备（平汉）路东纵队下编两个等于旅的大支队，（平汉）路西编成两个大支队。旅级干部我们可以带几个来。目前新部队应轮换集中训练，中心在巩固与提高战斗力。

“（二）路东应用大力筹集款子、用提省款控制流通券基金与政府存款、募集救亡公债等方法实现之，以三百万元为目标。

“（三）加速解决冬季用品，并尽可能从路东运大批粮食到路西。在太行山筹划半年以上军粮。

“（四）路东兵工器材即运路西。”[3]

刘伯承在太行山上亲拟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上述办法。

1938 年底，邓小平从延安返回冀南，并在南宫附近的落户张庄召开一二九师军政干部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研究对敌斗争方针。会议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冀南的斗争形势，决定师主力进至冀南，依靠群众，依托乡村，巩固冀南、鲁西北平原根据地。

这时，侵华日军已从华中、华南战场向华北调入大批部队，仅在晋冀鲁豫地区周围就增兵到十一个师团左右，是华北日军总兵力的二分之一。冀南区则是华北日军实施其“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方针所选择的首要目标。

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战，刘邓坚决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分别与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仲麟和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举行会谈，争取他们共同抗战。邓小平在两次与石友三的会谈中，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表明八路军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坚持与友军一致抗日的愿望。邓小平的统战工作，使石友三等顽固派的反共运动有所收敛。

1939 年新年刚过，日军便纠集三万多人的兵力，分十一路由平汉和津浦两线前进，开始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妄图消灭或驱逐八路军，控制这一平原地区。日军采取东西夹击、稳步推进的战术，步步紧逼，每占一地，即留置守备兵力，修筑工事，组建伪军，建立伪政权，并大肆烧杀抢谅，实行法西斯恐怖。一个月后，日军各路人马合击冀县、南宫等地，占据了冀南中心区的各个县城。

在日军开始扫荡的时候，刘邓即将一二九师主力分成若干集团，结合地方武装分散活动，寻机歼敌。待日军进至冀南中心区后，又率师主力跳出日军合击圈，转至日军侧背，袭击敌人的补给线和守备部队。针对日军每次遭袭击后必派部队追击的规律，刘邓于 1939 年 2 月上旬派小部队连续几天袭扰威县日军，待敌派兵出城实施追击报复时，又以骑兵连诱敌进入香城固伏击圈。一二九师主力奋勇拼杀，击毙日军大队长以下二百多人。这一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全面“扫荡”计划，创造了平原反“扫荡”诱伏战的范例。日军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的计划落空，又处处受到八路军的打击，于是在占领各个城镇后，便分区反复进行“扫荡”。一二九师各部紧密依靠广大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与地方武装紧密结合，坚持平原抗日斗争。

1 月至 3 月，邓小平、刘伯承领导冀南军民，艰苦作战，灵活机动，先

后进行较大战斗百余次，毙伤日伪军三千多人，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挫败了日军企图聚歼八路军部队，控制冀南平原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只得把“扫荡”的重点由平原转向山地。刘邓为加强大行山区的对敌斗争，在妥善安排冀南的工作后，遂于 3 月 7 日率一二九师主力重返太行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