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模式

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根据地不久，韦拔群率百余名红军从河池返回东兰县，着手组建第二十一师。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工作，韦拔群、陈洪涛等分别把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果德等县的赤卫军常备营扩编到第二十一师来，并于 1930 年冬在思隆县七里区召开庆祝大会。会上，韦拔群号召右江军民要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保卫、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去，坚持到红七军主力打回来。

1931 年 2 月，桂系军阀趁红七军主力远征后根据地力量薄弱之机，调集上万人部队，兵分三路，向右江根据地中心区域的东兰、凤山两县大学进犯。中共右江特委和二十一师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形势，决定避开敌人锋芒，集中优势兵力，抗击“围剿”敌人。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作战，加之粤桂军阀战争又起，敌军撤出东兰、凤山根据地。同年 11 月，桂系军阀为了消除向外发展的后顾之忧，又纠集正规军、民团七千多人，开始向东兰、凤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后来又增派近万人兵力，并由白崇禧亲自指挥。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缩网收鱼”等战术，所到之处实行“血洗政策”，见房就烧，见人就杀，见洞就搜，见粮就抢，见水就放毒，妄想把红军饿死、冻死、困死。由于根据地受到敌人的重重围困和严重破坏，第二十一师的粮弹供应越来越困难，减员越来越多，作战越来越艰苦。韦拔群、陈洪涛深感形势的危急，正当他们准备分头向外线游击时，不幸被叛徒出卖，先后光荣牺牲。1932 年底，右江革命根据地受到血洗而丧失；左江根据地则因红八军撤出并入红七军，已于 1930 年 3 月宣告丧失。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虽然先后丧失了，但它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苏维埃政权建设三者有机结合的光辉实践，却沉重打击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有力策应和配合了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我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探索和积累了一些新鲜经验，有着自己的不同特点和实践意义。

首先，百色、龙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由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人领导的两次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但与前三次起义有着明显不同。以军队为主体的南昌起义和以工人为主体的广州起义都是首先在中心城市举行的，事先未向农村进军与当地农民这一土地革命的主力军相结合。秋收起义则是先举行起义，尔后把剩余部队带往农村去坚持斗争的。而百色、龙州起义是在“南宁兵变”后自觉离开中心城市，把正规部队开赴农村与农民武装相结合，进行了较为充分准备之后，才从容不迫地举起义旗的。这对当时正处于曲折发展中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是一个有力支持，并证明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其次，统战工作是准备起义和创建红军的重要条件。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邓小平到南宁后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不要和怎样开展统战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由于受国共合作破裂后“左”倾情绪的影响，认为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与桂系军阀统治没有本质不同，指示要把他们当作“改组派第三党”一样反对，采取破坏俞、李政权的方针。邓小平则坚持从广西的实际情况出发，既利用俞、李与蒋介石、桂系军阀的矛盾，支持他们反蒋反桂，与其合作，又警惕他们的旧军人习气，在合作中坚持独立自立地发展革命武装和工农运动。广西教导总队、警备第四和第五大队的成功改造，李明瑞的转变和成长，

以及广西革命力量的发展，都证明邓小平坚持与俞、李合作的方针是正确的。第三，根据地诞生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这里举行武装起义，

实行土地革命，创建苏维埃政权，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处理好各民族特别是汉族与壮、苗、瑶族之间的关系。为此，邓小平等非常重视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在政治上，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维护和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并注意选拔和支持一些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到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队伍中参加工作。经济上，宣布废除徭役，规定不分民族同样参加土地分配。特别是长期居住在偏僻山区的瑶族群众，不下山也可以分到山场，下山还住进了豪绅地主的宅院。文化教育上，规定各民族同样享有教育的权利。瑶族山区的学校经费全部由苏维埃政府提供，学生免费入学。因此，翻身解放的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热情拥护红军和红色政权，踊跃参军、支前，成为根据地土地革命斗争的主力军。

胡耀邦在为莫文骅所著《百色风暴》一书作的序言中指出：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是我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组织领导的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这两次起义，由于准备工作比较充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很出色，争取了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团结了各民族，并与农军相结合，因而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两次起义所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以后转战七千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达中央苏区，成为中央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在左右江根据地的红军，也坚持了长期的斗争。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培养了一批坚强的革命骨干，他们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

《周恩来选集》（上卷），《关于党的‘六大’研究》第 183 页。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版，第

215～216 页。
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1931 年 3 月 9 日），《中共党史资料》

第 26 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年 6 月版，第 43 页。

卢行《邓小平在广西》，《中共党史资料》第 26 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年 6 月版，第 123～12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