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前线的总前委书记

在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后不久，华东野战军便发起了济南战役，从而揭开了淮海决战的序幕。1948 年 9 月 24 日，也就是济南战役胜利结束的当天，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华东野战军在济南战役后，乘胜举行淮海战役，攻占淮阴、淮安、海州等地。中央军委、毛泽东于第二天复电同意举行淮海战役，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10 月 11 日，中央军委又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给中共华东局和中原局的指示，指出：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由华东野战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等地；中原野战军主力则攻击郑州，威逼开封，钳制阻击敌人，配合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以东作战。第二阶段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守敌，第三阶段则打算在淮阴、淮安地区作战。

这时，刚从西柏坡返回豫西的邓小平，接到电报后，便立即与刘伯承、陈毅共同研究，如何隐蔽作战意图，在徐州以东展开攻势，保障华东野战军顺利投入围歼黄伯韬兵团的作战。他们经过反复研究，作出了如下分工：由邓小平、陈毅率中原野战军主力第一、三、四、九纵队北上郑州，准备以攻击手段吸引敌孙元良兵团和邱清泉兵团一部回援；由刘伯承、邓子恢、李达率中原野战军第二、六纵队及军区部队，留在豫西钳制敌张淦兵团和黄维兵团。用刘伯承的话说，粟裕在东边挟敌额，邓陈北上截敌腰，刘邓李在后揪敌尾，这必置敌人于死地。

月 14 日，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共同拟定了攻击郑州的作战计划，
并及时上报中央军委。第二天，中央军委即批复“完全同意”。这个计划，决定以第一、三、九纵队干 20 日开始围攻郑州.第四纵队为预备队；第二、六纵队根据敌黄维兵团、张淦兵团的动向采取相应行动。此外，还制定了攻城、阻援和打援方案。

在淮海战役发起前，10 月 19 日，中原野战军第一、三、四、九纵队及豫西军区、豫皖苏军区部队，在华北野战军第十四纵队的配合下，开始围攻郑州。邓小平和陈毅乘吉普车亲赴前线指挥。郑州守敌整编第四十军等部一万多人，见解放军大队人马兵临城下，遂于 22 日拂晓弃城向北突围。负责从北面攻城的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发现敌人逃跑动向后，一边调整部署，一边请示邓小平。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将原定的城市攻坚战改为野外歼灭战。他指示秦司令员：一定要歼敌于运动之中，不能让敌人跑掉！

第九纵队在秦基伟的指挥下，奋勇追歼逃敌，战至当日午后，将逃敌全部歼灭于郑州以北的老鸦陈地区，郑州遂告解放。此时，开封守敌望风披靡，于 24 日也弃城东逃，开封也被中野部队占领。这样，河南境内的洛阳、郑州、开封三座名城均被解放军占领，平汉、陇海铁路枢纽为解放军控制，这对淮海战役的展开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使广大指战员明确东进行动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于 10 月

24 日在郑州绥署礼堂主持召开了参加郑州、开封作战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他说：我们很快就要东进了，任务是要同华野部队一起进行徐州会战，围歼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兵团。同志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坚决彻底地消灭徐州地区的敌人，绝不能让敌人退踞江南。对此，每一个干部都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敌人退守江南将会给我们的渡江作战带来极大的困难。

11 月 2 日，邓小平、陈毅发现徐州之敌有收缩的企图后，即致电中央军委和刘伯承，建议由中野主力在徐州以西以南地区发动攻势，钳制敌邱清泉、刘汝明两兵团东进，阻击孙元良兵团北进。11 月 5 日，他们再次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有关宿（县）蚌（埠）作战方案。同一天，中央军委复电邓小平、陈毅，表示具体攻击任务由邓陈按情况临机决定。邓小平、陈毅指挥罢郑州战役，便率中原野战军主力向徐州以西及西南的汤山、毫县、商丘、永城、涡阳中间地区集结，准备出宿蚌线或打汴（开封）徐（州）线上的孙元良兵团。

11 月 6 日，以歼灭黄伯韬兵团为主要目标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斗打响了。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围歼徐州以东的黄伯韬兵团，邓小平、陈毅指挥中野主力对陇海路的汴徐段之敌发起攻击，全歼敌第一八一师约七千人，并解放了砀山，控制了郑州至黄口段铁路六百多里。接着，中野第四纵队向徐州逼近，中野主力及华野第三纵队和两广纵队在邓小平、陈毅率领下，向津浦路的徐（州）蚌（埠）段开进。

这时，蒋介石正想把江北主力撤退到江南，但又怕撤退后动摇军心，所以犹豫不定。当华野、中野发起强大攻势后，蒋介石才判明解放军的首要目标是吃掉黄伯韬兵团。于是，他急忙命令黄伯韬兵团迅速西进；邱情泉兵团、孙元良兵团及新组建的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向徐州集结；华中“剿总” 集团的黄维兵团尽早投入徐州战场，企图将徐州周围的各兵团向徐州收缩靠拢，然后再由徐州向淮河一线撤退，集中兵力于徐州至蚌埠地区，与解放军进行“徐淮会战”。蒋介石在给徐州前线将领的指示电中说：“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务希严督所部，切实训导，同心同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是为至要。”

中央军委根据辽沈战役的胜利和中原战局的变化及徐州之敌有总退却的企图，指示华野、中野“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实行“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11 月 10 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陈毅：你们应集中全力攻取宿县，控制徐蚌段，截断徐州敌人的退路。同一天，刘伯承由豫西赶到河南省柘城，与邓小平，陈毅会合。他们互致问候后，进一步研究和部署了继续钳制敌黄维兵团东援的行动，着重研究了攻打宿县、孤立徐州的问题。经过反复研究，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于 11 日下达了攻取宿县、切断徐蚌两敌联系的作战命令，以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部进攻宿具；以第四纵队和华野第三纵队、两广纵队，沿津浦路徐宿段向东向北攻击，钳制敌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黄伯韬；以第九纵队主力及豫皖苏独立旅，沿津浦路的固镇至蚌埠段向南推进，阻击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援；以第一纵队力预备队。同时，要求第二、六纵队坚决阻击东进之敌黄维兵团，保证主力在徐蚌铁路线上顺利作战。

为了统一作战行动，具体部署作战计划，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召集各纵队领导干部开会。在会上，邓小平言简意赅他说：“切断徐蚌线，占领宿县，可以北拒徐州，堵住徐州之敌南逃的后路；可以南阻蚌埠，斩断南线敌人北援之交通；制止孙元良兵团东援，夹住黄维兵团北上，黄伯韬兵团只有束手待歼，蒋介石称为生命线的津浦铁路，就要被切断了！”

刘伯承接着说：“斩断徐蚌线，是我们‘关门打狗’的要着。当前的目标是拦腰切断敌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线，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徐州以南，减轻其主力东援黄伯韬兵团的压力。最终的目标是隔断徐州战场与国民党南

京大本营的联系，彻底孤立敌人，以便各个歼灭。”

待刘伯承说完，邓小平稍稍提高了声音，以大无畏的精神说：“只要消灭了南线的敌军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是可以取得全国的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3]

各纵队领导干部听了刘邓的讲话，深知这番话的份量，纷纷表示坚决完成战斗任务。会后，他们返回各自部队，迅速进行战前动员和准备。

11 月 12 日，参战部队开始行动。中野第四纵队和华野第三纵队及两广纵队向徐州至宿县段铁路沿线的敌人发起攻击，在夹沟地区歼灭北撤之敌孙元良兵团第四十一军军部及所属第一二二师，后又在南三堡地区歼灭敌第三十七师一部。中野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乘势包围了宿县县城，随后准备诱歼北援之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并积极准备向宿县守敌发起攻击。

宿县位于徐蚌战场的枢纽地带，是津浦铁路线上的重镇，也是徐州敌人的极为重要的补给基地。宿县守敌虽然仅有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第一四八师等部一万二千人，但他们依靠高厚的城墙，又深又宽的护城河，以及坚固的永久性工事和铁甲列车、装甲车等，企图固守待援。

中野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部在扫清了宿县外围据点后，于 15 日晚向宿县城发起总攻击。由于护城河宽三丈有余，水深没人，守敌将城门外的桥梁破坏，并以严密的火力封锁，给攻城部队带来很大的困难。主攻东门的第三纵队第七旅及第八旅一部，在炮火掩护下，从一丈宽的城墙缺口处突入城内。第三纵队第九旅在西门冒着敌人的炮火，经过多次架桥、连续爆破，也突入城内。第三纵队突破城垣后，便按预定计划向敌纵深发展，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先后攻占了天主教堂、电报局、医院等要点。激战至 16 日凌晨，占领了宿县全城，聚歼守敌一万二千人，缴获了大批的军需物资。在中野第三纵队及华野第九纵队攻占宿县县城的同时，中野第四纵队和华野第三纵队及两广纵队占领了蚌埠以北宿县以南的固镇，并破击了徐州以南曹村至固镇间二百多里的铁路。至此，中野、华野各一部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的指挥下，控制了以宿县为中心的徐蚌间广大地区，截断了徐州敌人的南逃之路，有力地保障了华野主力围歼黄伯韬兵团的战斗，并为尔后战场形势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 11 月 23 日给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人电报中高度评价了攻占宿县、切断徐蚌线的作用：“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经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种形势的造成，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很少有攻击能力。”

国民党报纸对此发表评论说：“共军这个动作，一是截断徐州向南唯一而重要的补给线，二则为钳制徐州方面的孙元良、邱清泉两兵团，使国军不能用尽所有的力量，去解决东翼共军。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动机，就是阻止黄维兵团的北进。”然而，这种认识对于国民党军来说，未免迟了一步。

由于黄伯韬兵团被华野主力包围在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蒋介石被迫改变原定在徐州至蚌埠间地域集中兵力的计划，决定调动各兵团向徐州集结，准备在徐州地区与解放军决战。于是，他令黄伯韬兵团原地固守待援；令邱清泉兵团主力转至徐州以东，沿陇海线及其两侧东援；令李弥兵团派出一个军兵力参加东援，主力坚守徐州城；令孙元良兵团北进，协助徐州守备部队

作战；令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打通津浦路，向宿县挺进；令黄维兵团继续向蒙城、宿县前进。这样，蒋介石投入淮海战场的总兵力，就由战役发起前的六十多万人增加到八十多万人。在解放军方面，原来设想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互相配合，分别进行淮海和徐蚌作战，但由于战场形势急剧变化，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逐步靠拢而联合起来。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及华野、中野根据淮海战局的发展，决定改变原来计划，准备以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一举将国民党军在南线的主力兵团歼灭在长江以北的徐州地区。随着中野第二、六纵队尾击、截击敌黄维兵团来到淮海战场，解放军的总兵力已增加到六十多万人。

为加强淮海前线解放军的统一指挥，协调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的作战行动，统筹淮海战役全局，中央军委于 11 月 16 日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前线总前委。中央军委在给中野、华野及中原局、华东局的电报中指出：淮海战役为我南线空前大战役。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总前委成立后，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担负起全面领导和指挥淮海战役的重任，他们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把南线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指示，决定以华野主力迅速围歼黄伯韬兵团，以中野钳制黄维兵团和李延年兵团。11 月 19 日，华东野战军奉命对碾庄的黄伯韬兵团发起总攻，迅速将敌分割包围，各个歼击。敌兵团司令黄伯韬率残部千余人逃至碾庄东边的第六十四军驻地大院上，继续进行顽抗。这时，徐州以东增援黄伯韬兵团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被华野一部阻击于大许家南北一线；徐州以南的李延年、刘妆明两兵团被中野一部阻击于固镇以北的任桥、花庄集地区；徐州西南方向，远道赶来增援徐州的黄维兵团，被中野主力阻击、钳制在蒙城与宿县之间浍河以南的赵集地区。

黄伯韬兵团即将被歼，淮海战役的第二步怎么打？主要歼敌对象是谁？还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正在紧张进行的过程中，中央军委、毛泽东与总

前委、中野和华野领导人曾有过多次电报磋商，先后提出过诱歼北线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围歼南线黄维兵团；割歼南线李延年兵团等多种作战预案。但由于黄泊韬兵团尚来全歼，战场形势十分复杂，所以中央军委决定，一切须待歼灭黄伯韬兵团以后，根据邱清泉、李弥、李延年、黄维等部情况再作决策。

就在华东野战军向黄伯韬兵团发起总攻的同一天，即 11 月 19 日，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在分析研究战场南北线情况后，连续两次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把战役第二步的作战重点放在南线，由中野打黄维兵团，由华野打李延年兵团。电报说：“徐东作战据我们观察，歼黄伯韬使用了华野六个较能攻坚的纵队，历时已十二昼夜，尚未解决战斗。如再以其余部队，其中只有两三个较能攻坚纵队，加以部队必已相当疲惫，刀锋似已略形钝挫，以之歼击较黄（伯韬）为强的邱、李，诚非易事”。“因此，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李延年、黄维北进的条件下，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伯韬，尔后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个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五个纵队或三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这个步

骤最为稳当。如我们不这样，过低估计本身困难，而在南线又无保障，两路大敌不北进的情况下，我们六个纵队，除四纵外均六个团，九纵只来五个团，平均每纵不到两万人，炮兵很弱，故只能用于一处。马上打邱、李，既无胜利把握，且可能陷入被动。”

这一正确建议，终于被中央军委采纳，并得到华野的赞同。中央军委要求华野以一部监视徐州附近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保障中野主力歼灭黄维兵团，另一部与中野一部歼灭蚌埠地区的李延年兵团。

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积极创造诱歼黄维兵团的条件。敌黄维兵团在蒋介石的连电催促下，于 20 日强渡涡河，以主力投入战斗，用猛烈的炮火开路。邓小平等鉴于第一纵队阻击任务艰巨，主力部队还未赶到，加之涡河、淝河间地区狭小，不利大部队作战，所以命令主力全线转移至浍河北岸布下袋形阵地，同时以一部兵力进行运动防御，边打边撤，将敌诱入预定战场。

11 月 22 日，华野主力在北线歼灭了黄伯韬兵团，标志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结束。这时，国民党军在南线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由于害怕被歼而迟迟不进。李延年兵团是由国民党第九绥靖区部队改编的，其中第五十四军和三十九军都是从东北战场南逃来的，属惊弓之鸟。刘汝明兵团则是由国民党第四绥靖区部队改编的，所辖的三个军大部都曾被解放军歼灭过。刘汝明本人原来在西北军任职，原西北军何基沣、张克侠率部举行战场起义后，蒋介石对刘汝明存有疑虑，不敢大胆使用。刘汝明只好谋求自保，缺乏进攻能力。直到黄伯韬被歼的时候，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才推进至固镇以北的任桥、花庄集一线，四天之内仅前进了三十里，与此相反，黄维兵团急于向徐州靠拢，在突过涡河、淝河之后，直扑浍河，逼近宿县。23 日，黄维兵团以第十军在左，第十四军在右，第十八军居中，第八十五军殿后，在空军和快速纵队掩护下，气势汹汹地向浍河、南平集一线中野阵地猛攻，先头部队已渡过浍河。

根据这种情况，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认为，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行动迟缓，而黄维兵团远道而来，孤军冒进，现在歼击黄维兵团的时机甚好，遂决定主动放弃南平集，撤向南平集东北地区，诱敌第十八军过河展开，尔后以中野两个纵队吸住第十八军，并切断侩河南北岸之敌联系，同时以中野五个纵队向侩河南岸之敌出击，力求先割歼黄维兵团一部。此外，还指示华野以二个或三个纵队加入对黄维兵团的作战。11 月 23 日晚，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将上述决心上报中央军委，并强调“只要黄维兵团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再次采纳了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的建议，于 11 月 24 日下午复电给总前委并告华野：（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华野遵照刘、邓、陈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

（三）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与此同时，华野负责人也表示完全拥护先打黄维的决定，并根据总前委的要求调整了兵力部署。

从计划歼灭黄伯韬兵团后诱歼北线邱清泉兵团和李延年兵团，到放弃这一计划而将主要歼敌目标放在南线，由中野、华野分别歼击黄维兵团和李延年兵团，直到最后确定集中两大野战军先歼黄维兵团，前后历时十多天。这一过程，充分表明了中央军委、毛泽东和总前委及中野、华野领导人从实际出发，把握战局发展趋势，随敌应变，创造战机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也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等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并根据实际情况，从全局

出发勇担重任的雄伟气魄和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的两次建议，经中央军委同意付诸实施后，不仅对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对第三阶段的胜利也有重要意义。

中野第四纵队按照总前委“先诱敌前进，后出击合围”的预先部署，于11 月 23 日撤离南平集，转移至浍河以北，与第九纵队和豫皖苏独立旅在朱口、伍家湖、半埠店、东平集一带布置了一个袋形阵地。中野主动放弃南平集的行动，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错觉。黄维以为第十八军的突击获得成功，于是命令该军迅速渡河，其余各部跟进。敌第十八军过河后，大摇大摆，放胆前进。第十八军副军长王元直觉得有点不对头，便忧心忡忡地向黄维报告说：“共军作战向来是在各战场上行事，而今则是刘陈联壁。我军如入无人之境，会不会中刘邓的诱军之计？”过河没走多远，他发现前面及左右两侧都有中野阻击阵地，急忙向黄维建议说：“趁共军攻势刚刚合拢，立足未稳，使用第十八军为长矛矛尖，刺破口袋底，用集团滚进战术，迅速脱离虎口。”

黄维原打算强渡侩河后，进占宿县。但听了王元直报告后，他深感处境不利，特别是十几万人马处在涡河、北淝河和浍河之间的狭窄地带，背后的北淝河和涡河已成为行动的障碍。全兵团长途行军几百里，后方供给线早已被切断，如果照此下去，势必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然而，黄维并未采纳部下的意见，而是决定放弃向宿县前进的原定计划，改道向固镇转移，以求同李延年、刘汝明会合。黄维当即命令已过河的第十八军一部迅速向浍河南岸收缩，然后依次互相掩护向固镇方向前进。

邓小平见敌要逃，当即以总前委的名义命令各纵队迅速展开全线出击。中野第一、二、三纵队由西向东攻击，控制了芦沟集及附近地区；在蕲县集以西的中野第十一纵队由东向西攻击；位于浍河以北的中野第四、九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对敌实施追击，将敌过河部队全都赶到浍河以南；中野第六纵队及陕南第十二旅由南向北压缩；华野第三、七、十三纵队兼程南下，进占宿县、桃园集、蕲县集地区，十一个纵队迅速将黄维兵团十二万人马四面包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方圆仅二十里的狭小地域内。看来黄维兵团插翅也难逃了。

黄维的第十二兵团辖有第十、十四、十八、八十五军和第四快速纵队，共约十二万人。兵团司令黄维，江西贵溪人，时年四十二岁。他曾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还在德国留过学，先后担任过团长、旅参谋长、旅长和师长。 1938 年任第十八军军长，后调任武汉新制军学校校长。1948 年组成第十二兵团时，又由陈诚推荐出任兵团司令。该兵团是国民党军的主力兵团，其中第十八军号称国民党军的“王牌”、“五大主力之一”。第十、十四军的团以下军官都是从第十八军抽调的。蒋介石、白崇禧迫于形势，把手中的这张王牌投向淮海战场，企图扭转危局。可是，黄维兵团十二万人马的东进行动，不仅没有能对徐州之敌有任何“增援”，反而成了解放军口中的肥肉。

当中野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把包围黄维的情况报告给总前委后，刘伯承用手指着地图上的双堆集，兴奋他说：“黄维这十二万兵马，被围困在二十里长、十五里宽的地段上，这极好算帐，平均每五百米长宽地段上，就有四百多个敌人官兵，随便打一炮，都会伤着敌人！”他用浓重的四川话幽默他说：“真是十五个驼子困觉——七拱八翘地挤在一起罗！”

“黄维兵团，是白崇禧指挥下的精锐师团，号称攻如猛虎，守如泰山；静如处子，动如脱兔⋯⋯”邓小平接着说：我倒要看看他守着这两个尖谷堆，

怎么样攻如猛虎，动如脱兔？ “消灭黄维兵团，这是淮海战场上承前启后关键的一仗！”陈毅站起身

来，和邓小平一起俯视十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精心运筹，准备歼灭被围之敌黄维兵团。

要想歼灭黄维兵团这一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兵团，谈何容易！当时，中野有六个纵队参战，人数虽有十二万，但编制不全，兵力不足，重武器和弹药也少。作为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十分清楚打黄维的艰难处境。他在一次纵队领导干部会议上比喻说：“消灭黄维兵团，对中野来说，犹如‘瘦狗屙硬屎’”。但为了打好这场硬仗，为了圆满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邓小平一再指示各纵队要发扬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顽强精神，服从全局，不畏艰难，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彻底地歼灭黄维兵团。

黄维兵团被围，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他怎么也未料到自己的嫡系部队十二万兵马这么快、这么容易地陷入了解放军的包围圈。

为了避免黄维兵团重蹈黄伯韬兵团的复辙，蒋介石一面命令黄维兵团向东突围，靠拢津浦线上的李延年兵团，一面命令徐州“剿总”的主力部队沿津浦路两侧南下，向褚兰、符离集进攻；固镇地区的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向北进攻，企图南北对进，三路大军会攻宿县，打通徐蚌路。11 月 26 日，蒋介石在给刘峙、杜聿明的急电中说：十二兵团已在双堆集附近被围，战斗激烈，此次会战关系党国安危，希严督徐州方面各兵团，按照预定计划，迅速果断行动，不得延误为要。

为粉碎敌人的南北对进计划，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决定华野分为南、北两个集团，分别对沿津浦路南北对进之敌作战；中野集中全力围歼黄维兵团。

向南进攻的敌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在华野北集团的顽强阻击下，在两天之内只前进不到三十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发现华野有强大兵力南下后，唯恐被歼，旋即逃向蚌埠地区。这时，被围之敌黄维兵团，企图乘中野包围阵地尚未巩固之机，于 26 日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靠拢固镇地区的李延年兵团，但遭到中野部队的堵截追击，一片混乱，毫无进展。黄维不甘心失败，决定第二天再次组织突围。

11 月 27 日拂晓，黄维以四个主力师为第一梯队，在坦克、炮兵和空军的配合下，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猛烈突围。在突围中，第八十五军第一一○师在师长廖运周率领下举行战场起义，走出了包围圈。而黄维却误认为该师突围成功，不禁暗自高兴，急今后面的三个师迅速跟进。此时，中野部队已将突围口紧紧地封死，把敌人跟进的三个师全部堵在包围圈内。敌人的三个师在黄维的严令催促下，虽然实施了轮番攻击，但突围行动终被中野的四面围攻所阻止。

蒋介石见黄维兵团随时有被中野歼灭的危险，竟孤注一掷，命令徐州“剿总”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弃城西撤，然后经永城南下，与黄维兵团内外配合，夹击中野部队，以解黄维兵团之围，尔后共同南撤；命令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合力北进，以为接应。于是，蒋介石改变了黄维兵团向宿县方向突围的计划，下令黄维兵团固守待援。 28 日，国民党军总参谋长顾祝同乘机飞临双堆集上空，同黄维通话，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让他“站稳脚，就地固守，并把所占地区加以扩大”，还许诺“将空投粮弹补给”。黄维接到命令后，立即部署各军加紧构筑工事，在原地死守，并调整了

兵力配置。以第十八军守尖谷堆、平谷堆，作纵深防御；第十军守马围子至杨庄、李庄间地区，向北向南防御；第十四军守张围子、杨四麻子地区，向北向东防御；第八十五军守腰周圈、李庄地区，向西防御；兵团部位于小马庄，并在双堆集与金庄之间修建临时机场，作为唯一补给地，同时改善防御设施，把所有的汽车、打破了的装甲车、坦克等一个接一个地围成“城墙”，准备作困兽之斗。

总前委得到情报后，全面分析了敌情。刘伯承风趣他说：“蒋介石是开饭馆的，对我们采取‘撑死’政策，一碗一碗不断地送来，企图胀破我们的肚皮，置我们于死地，杜聿明是蒋介石的小伙计，催他快送，建议蒋介石一个月内调几个兵团来增援，不知蒋介石作何感想？如果真的把江北、江南仅有的残菜剩饭都搬来，也不过起到一点胀肚皮的作用。我们现在是成长的青年，绝对不怕撑死。”大家听后，不禁大笑起来。

月 30
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主力，连同地方部队及机关共三十万人，以多路纵队，蜂拥而下。鉴于黄伯韬兵团被歼，黄维兵团又陷入重围，徐州敌军深感自身难保，所以撤退行动极为迅速，恨不得一步跳出徐州战场。队伍还没有撤出徐州就乱作一团，数十万兵马拥挤在徐州、萧县至永城的公路上，黑压压一片，狼狈逃命。总前委当机立断，即以十一个纵队的强大兵力，进行多路、多层次的追击与拦击。陈毅于 12 月 1 日要通了粟裕的电话，高兴他说“我们这里正在收拾黄维这个冤家。你们北边要把杜聿明抓住，南边要把李（延年）、刘（汝明）看好。”

邓小平在作战室里给豫皖苏军区打电话，先询问了永城守备部队情况，接着又严肃地说：“我们已命令几个纵队，日夜兼程赶往永城堵截敌人，在大部队到达以前，如果敌人先头部队赶到，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通过水城！”

第二天，华野第二纵队路过总前委驻地赶往永城阻敌时，邓小平亲自找到二纵领导干部说：“情况很紧急，敌人正星夜向永城前进。你们要跑步前进，不管敌人飞机扫射轰炸，不管掉队多少，一定要挡住敌人！”

陈毅看到部队中一些干部战士背着许多东西赶路后，马上命令道：“把背包丢掉！轻装前进！一定要赶到敌人前头，在永城堵住西撤之敌！”至 12

月 4 日拂晓，永城守备部队和华野将徐州逃敌三个兵团全部包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两天后，全歼了孙元良兵团。

这时，中央军委指示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要果断地采取攻歼黄维兵团，围困杜聿明集团，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方针。刘伯承把这一方针形象地比喻成“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并说：“要保证夹着的掉不了，看着的跑不了，就必须吃掉黄维兵团，腾出手来，再歼杜聿明、李延年、刘汝明”。

在华野合围杜聿明集团的同时，邓小平、刘伯承、陈毅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战场态势，及时调整了战斗部署，命令部队采取“坚决压缩，逐步歼击”和“以地堡对地堡，以战壕对战壕”的战法，对黄维兵团进行有组织的攻击作战，至 12 月 3 日，已将黄维兵团压迫到以双堆集为中心的方圆仅十里的“死亡圈”内。

在紧缩包围、削弱敌军力量的过程中，围绕用什么战法来解决黄维兵团这个问题，总前委成员及中野、华野领导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法，把包围圈放开一个口子，让

敌人突进预设的袋形阵地，在运动中予以割歼；二是采取“围而不阙”的办法，把敌人四面包围住，用阵地战、攻坚战消灭之。第二种意见是由邓小平、张际春提出来的，在他们看来，如果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法，敌人很可能采取进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滚进的办法，这样不但没有扭住敌人的把握，反而给敌人创造利用解放军原有工事组织防御，获取较多民间粮食的机会，这些对我军都是不利的。刘伯承听了大家的讨论后，用手推了推眼镜说：“邓政委和张副政委的意见是对的。情况是变化的，要根据实际决定战法，该‘阙’ 就‘阙’，不该‘阙’就不‘阙’，绝对要不得教条。”经总前委成员及中野、华野领导人反复研究，权衡两种意见利弊，最后一致同意采取“围而不阙”，实行“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以困饿之”的战法。

从 12 月 4 日起，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进入了最后阶段，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围着地图和沙盘，时而交谈，时而沉思。他们鉴于黄维兵团的总兵力被歼了三分之一，机动兵力明显不足，各军都残破不堪，粮弹无着，士气低落，遂决定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为此，作出如下兵力部署：以中野第四、九、十一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华野特种兵纵队一部为东集团，由陈赓、谢富治指挥；以中野第一、三纵队和华野第十三纵队为西集团，由陈锡联指挥；以中野第六纵队和华野第七纵队及陕南第十二旅为南集团，由王近山、杜义德指挥。这三个集团分别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实施攻击，其中以东集团为重点。

月 6
日下午，各集团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对敌人实施有重点、多方向的连续攻击，割歼敌人。还在总攻发起前，总前委为了对付敌人的坚固防御工事，克服平原地区接敌的困难，积极推广由士兵群众创造出的向敌人阵地挖堑壕的迫近办法。每当夜幕降临，广大指战员利用夜色作掩护，成百上千的人以一路长蛇队形隐蔽地向敌人前沿阵地运动，待离敌军阵地六七十米时，便开始土工作业。转眼间，就形成了一条又一条的连接数十个散兵坑的交通壕，两侧还密布了“猫耳洞”（防炮、防空洞）。有的沟壕还伸入到了敌人的鹿若以内，给敌人造成了致命的威胁。经过二十多天的紧张迫近作业，终于构成了完整的进攻出发阵地。在发起总攻击时，战士们凭借这些蜘蛛网般的堑壕阵地神出鬼没地消灭敌人，用那些被称为“土坦克”、“飞雷”（炸药抛掷筒）的土造武器杀伤敌人，炸得敌人血肉横飞，纷纷脱离前沿阵地向后撤。战至 7 日晨，攻击部队先后进占双堆集外围的李围子、张围子、沈庄、小马庄、东马围子、李士楼、宋庄、前周庄等地，将敌人控制的地盘进一步缩小。接着，各纵队采取昼停夜攻的办法，不断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 12

月 10 日，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敌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率部投降，使敌军更加动摇。

这时，华野以十个纵队围困杜聿明集团，以三个纵队南下配合中野围歼黄维兵团。这样，围歼黄维兵团的兵力，由原来的八个纵队，增加到十一个纵队，共约三十万人，形成了对敌三比一的优势。各纵队根据总前委的部署，采取步步逼进，层层剥皮的战法，逐日压缩包围圈。敌军在解放军连续攻击下，渭集一团，以房屋为核心、地堡为骨干，负隅顽抗，并在白天以成营成团的兵力，在空军和坦克、炮兵的掩护下，疯狂地作绝望性反扑。但由于广大指战员依托纵横交错的交通壕、散兵坑，从四面八方同时展开攻击，不仅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而且保障了主要攻击目标的成功。

为缩短作战进程和减少伤亡，总前委决定以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和华野司

令员陈毅的名义，发出《促黄维立即投降书》，向黄维指出：“现在你所属的四个军，业已大部被歼。八十五军除军部少数人员外，已全部覆灭。十四军所剩不过二千人。十军业已被歼三分之二以上。就是你所最后依靠的精锐十八军，亦已被歼过半。你的整个兵团全部歼灭，只是几天的事。而你们希望的援兵孙元良兵团，业已全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业已陷入重围，损失惨重，自身难保，必遭歼灭。李延年兵团被我军阻击，尚在八十里以外，寸步难移，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你本人和你的部属，再作绝望的抵抗，不但没有丝毫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强烈炮火下完全毁灭。贵官身为兵团司令，应爱惜部属的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的官兵作无谓牺牲，如果你接受我们这一最后警告，请即决策。”这一文告，通过广播电台和喊话筒，反复向敌人阵地广播，进一步引起了敌军的惊恐和绝望。

由于黄维拒绝投降，继续抵抗，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常委刘伯承、陈毅决定予以彻底歼灭。12 月 13 日，他们重新调整了部署，命令华野第三、十三纵队加入南集团作战，归王近山统一指挥，把作战重点改以南集团为主，结合东、西两集团，直捣黄维兵团指挥中心双堆集核心阵地。

从 12 月 14 日起，各集团根据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的指示，向被围之敌黄维兵团发动了最后攻击，南集团在强大炮火支援下，锐不可挡，连克敌阵，迅速插向敌纵深核心阵地。东、西两集团在肃清了双堆集外围的野战工事后，越过敌人堑壕、地堡群组成的阵地和用汽车筑成的防线，向南集团靠拢。三股力量很快汇合在一起，直追黄维兵团部所在地小马庄。黄维见大势已去，于 12 月 15 日晚决定采取“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的方针，率残部突围，以求死里逃生，四散逃命的敌人，在解放军的堵追下到处碰壁，只好束手就擒。黄维、胡琏、吴绍周各搭乘一辆坦克突围，遭到解放军的炮击，坦克被炸坏。除敌兵团副司令胡琏只身逃脱外，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兼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均被活捉。至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胜利结束，共歼敌一个兵团部、四个军部、十一个师和一个快速纵队，约十二万人。与此同时，华野在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作战中还歼敌一万二千人。

对这场硬仗，当时任中原野战军参谋长的李达将军回忆说：“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剧烈的一次战役，而双堆集作战则是中野在自卫战争以来规模最大而最剧烈的一次作战。这次作战，所遇到的敌人，是蒋军的第一等精锐部队黄维兵团，它的兵力之大，装备之较现代化，工事之强度，抵抗之坚决，在中野来说，也都是第一次遇到的。”

解决黄维的艰巨任务完成了，邓小平在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写的综合报告中说：“歼黄维兵团时，各部均下了最大的决心，不顾任何代价，歼灭黄维兵团的意志一直贯穿到下面；故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各纵队虽经过三次到四次的火线编队，没有叫苦的，但是在总攻的时候，中野各纵队伤亡二万余人，气已不足，结果使用了华野两个纵队才解决了战斗。”这份报告，就是邓小平、张际春于 1949 年 1 月联名上报的《关于歼灭黄维兵团的初步总结》。当时，刘伯承、陈毅奉命北上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邓小平、张际春率总前委及中野指挥机关由宿县来到商丘东南的张菜园。

邓小平、张际春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对黄维兵团的作战，是从 1948 年

月 18 日阻击作战开始，至 12 月 15 日全歼黄维兵团止，共历时二十八天。

整个作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 11 月 18 日至 24 日，为阻击作战的第一阶段；

从 24 日夜我全线出击到 12 月 2 日止，为完成包围、紧缩包围、准备攻击，

及时对付敌人攻击的第二阶段；从 12 月 3 日夜起至 15 日夜，为对敌攻击并全歼敌人的第三阶段。报告首先总结了第一阶段六天作战的经验：（一）由于我阻击部队的英勇顽强，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二）诱敌进入浍河北岸袋形阵地内，造成了敌人在收缩时的极大混乱；（三）利用敌军轻视我军、侧翼兵力不足的弱点，使我侧翼部队很顺利地实现了出击的计划；（四）由于我出击行动勇猛，加深了敌军混乱，并杀伤敌人达数千之众，使第十四军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但是，敌人利用我左翼部队只有第十一纵队担负阻击任务、没有力量突击的弱点，很快稳住了阵脚。

至于第二阶段七天的作战经验，邓小平、张际春在报告中指出：（一）只有采取稳步的、有充分准备的攻击作战，才能有效地对付已完成坚固防御体系的敌人；（二）充分利用敌人出击的机会，大量杀伤敌人，消耗其作战能力，打击其斗志，这一点非常重要；（三）曾考虑放开一个缺口，让敌突进我预设的袋形阵地，以便割裂、钳制敌人。但由于判断敌人必采取逐步滚进的战法，且可利用我原有工事组织防御和获取较多的民间粮食，于我不利。因此放弃了这一想法，坚持紧缩包围圈、继续困饿敌人的办法，事实证明是对的；（四）只有构筑纵深的严密的坚强防御体系，才能有效对付敌人的突围或攻击。村与村之间、阵地与阵地之间，均须有蜘蛛网式的交通壕。（五）争取廖师起义，给敌人以精神上重大打击。

报告最后以大量的篇幅总结了第三阶段作战的基本经验与教训：（一）起初，战场极为混乱，抢缴武器、汽车，乱放枪炮。这种现象，在中野以往历次作战中来曾有过。我们高级机关未作预防处置，但亦暴露了中野各部存在着极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应引起最大警惕，予以克服；（二）阵地的编成必须是无数的交通壕和地堡网，或单人散兵坑，平行和纵横交织，从四面八方向敌人阵地前进，我们的工事迫近敌人愈近，就愈易奏效和减少伤亡；（三）攻击的人力必须集中和密切地分工。凡用于攻击的火器，必须紧随突击队之后，预先进入了阵地。由于我火炮较弱，我们曾大量地使用了自制的炸药抛射筒，收效极大。这种上制火器须大量制造，携带亦极为便利。火力的指挥亦很重要；（四）敌人的防御配系，多以大量的地堡群、掩蔽部及交通壕构成，且互相贯通。一般是三层鹿砦和三层地堡群的纵深配置，工事越到纵深越坚固，兵力亦愈到纵深愈雄厚，所以我每攻击一点，都必须有纵深破坏、连续突击的充分准备和严密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步兵突破敌第一线阵地后，不要混乱，能继续攻击；炮兵能按预定的计划及时而准确地延伸火力，支援步兵前进。这点在战斗全过程中，是我们最大的弱点。几次攻击未成功的原因，都是由于步兵队形混乱及步炮协同不好，而被敌反扑出来；（五）攻击时，突击点应该多选几个，有主有次，否则敌会集中兵力炮火反击。同时必须有迁回的沟壕，以截断敌之退路和后方联络线，且便于对付敌之增援，对敌威胁极大；（六）敌人阵地组成之纵深较大、复杂，所以事先要进行周密的侦察，这是攻击成功的决定条件；（七）对敌任何一点的攻击，都不可存侥幸取胜的心理，或胜利中产生轻敌的心理；（八）对敌新式的或接触较少的武器，应预先采取防范措施。我们对付敌坦克的办法还不够多，防坦克的武器也很少，且无弹药。火烧坦克和在工事前挖掘壕沟，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而用榴弹炮、野炮、炸药对付敌坦克，尚无经验。敌人曾多次使用火焰喷射器和催泪瓦斯，由于我们事先未教育部队防范，引起

一些部队的混乱，以后就好了；（九）通信联络，上下左右经常通畅，保障协同动作和命令及时下达，极为重要；（十）不间断地对敌进行政治攻势，收到相当效果，接连有成班成排乃至成师的敌人向我投降；（十一）不间断的战时政治工作和管理教育，特别是改善部队生活，极端重要；（十二）后方勤务保障做得很好，粮食、弹药等方面的供应，源源不断，前线部队极为满意。

邓小平、张际春利用紧张的作战间隙，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及时而全面地总结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经验。这些精辟的论述，不仅是对歼灭黄维兵团的经验总结，也是邓小平在这场规模空前的伟大决战中指挥艺术的光辉记录，而且对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乃至以后的作战行动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黄维兵团被歼，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失败主义情绪笼罩着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正如李宗仁所描述的，“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十二月中旬，徐蚌会战已接近尾声，中共全盘胜利势成定局，京、沪震动，人心惶惶，阴沉气氛弥漫全国。至此，蒋先生固然感到大势己去，国内许多民意机关，甚或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也都认为内战前途无望，希望政府在犹有可能之时，与中共恢复和平谈判。”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桂系头目之一的白崇禧，利用当时对蒋介石的不利形势，千方百计地逼蒋介石下台，以保存桂系部队的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了避免李延年兵团在北援途中遭到与黄维兵团同样的命运，遂命令李延年兵团迅速与共军脱离，尔后与刘汝明兵团共同守备淮河，阻止共军南进。而对被共军包围的杜幸明集团，蒋介石则力不从心，只好命令杜幸明赶快“向外扩展，设法脱离包围”。 12 月 19 日，蒋介石在给杜聿明的亲笔信中说：“弟部被围后，我已想尽办法，华北、华中、西北所有部队都被共军牵制，无法抽调，目前唯一办法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击破敌一方，实行突围。那怕突出一半也好。”杜幸明不愿照此令突围，认为共军在歼灭黄维兵团后会集中全力对付他，这时突围等于自我毁灭。后来，在蒋介石的坚持下，杜幸明虽然拟定了在空军掩护下向西突围的计划，但又以粮弹未补足、将士饥饿无力等理由，一再拖延突围行动。这样，杜幸明集团两个兵团八个军一直猬集在以陈官庄为中心的南北长十里、东西宽二十里的狭小地域内，全军覆没已成定局。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鉴于平津战役正处在截断傅作义集团西窜或南逃的道路、将敌分割包围阶段，遂于 12 月 14 日指示淮海前线总前委对杜幸明集团

在若干天内“只作防御，不作攻击。”接着，又在 12 月 21 日《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明确指出：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南下，华野、中野部队在两个星期内暂停对杜幸明集团的攻击，主要展开敦促杜幸明率部投降的政治攻势。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前线总前委研究决定，华野部队自 16 日起转入休整；中野部队位于宿县、蒙城、涡阳地区休整，并担任战役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加入歼灭杜聿明集团的作战，或寻机就地歼灭可能从蚌埠方向再次北援的李延年兵团。

部队转入战场休整后，按照总前委的统一部署，一面继续围困监视敌人，充分做好总攻准备；一面对敌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在总攻准备方面，积极恢复和整顿战斗组织，吸收大批先进分子入党，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参军参

战；深入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全面纠正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将经过初步教育、改造的俘虏兵充实基层连队；针对敌人防御特点和地形，开展敌前练兵活动和大规模土工作业；广泛发扬军事民主，总结交流战斗经验；补充粮食、弹药等。在对敌发动政治攻势方面，通过采取电台广播、战场喊话、写劝降信、送饭送食、遣返俘虏等多种方式，继续瓦解和动摇被围之敌军心。早在杜聿明被围后，华野、中野就多次向包围圈内的敌军发出过劝降信。 12 月 17 日，毛泽东还亲自为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司令部写了一篇《敦促社幸明等投降书》的广播稿。毛泽东在广播稿中向杜聿明等指出：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 15 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

“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4]

1949 年元旦，华野领导人再次写信给杜聿明等，劝他们有组织地缴械投降。尽管杜聿明本人表示“在蒋介石未下野以前，我绝不愿反蒋投共”，并采取欺骗、恐吓、镇压等多种手段，阻止其部下向共军投诚，但每天都有成十成百的敌人，冲破封锁，或在黑夜里偷偷地跑过来，或白天公开过来。从1948 年 12 月 16 日到翌年 1 月 5 日的二十多天里，敌军相继投诚者，就有一万四千多人，相当于敌军两个师的兵力。对此，杜幸明也承认：共军在停止攻击的二十多天中，国军中经常有整排整连的官兵投降共军，弄得国军内部上下孤疑，惶恐不安。

华野、中野部队经过二十多天的战场休整，调整了部署，整顿了组织，补充了兵员，总结了战斗经验，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和战术技术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增强了作战必胜的信念。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包围圈内的敌军则是一番末日的景象。他们虽兵多装备精良，但被解放

军打得肢离体解，加上连日雨雪，空投断绝，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境地。敌人在狭小的弹丸之地，且不说无法施展优良装备的威力，就连起码的生存保障也成了严重问题。仅以敌军烧柴情况为例，曾有这样的记载：“围歼圈里什么都烧光了，驴蹄于、马骨头、破衣烂鞋，有两双胶鞋的，就拿出一双烧锅，除此，就是挖坟墓和拆工事。七十军九十六师二八六团在临时飞机场附近，挖了三十六具棺材全烧了。25 日，又挖了一具半新棺材，每班分到一片木头，于是，士兵成群偷拆鹿砦，全烧光了。一天，团长来检查工事大吃一惊，要他们立即修复，可是附近一片木头也找不到，拿什么来修呢？”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敌军的处境是多么悲惨。

面对重重困难，杜幸明集团上下一筹莫展，充满着悲观绝望的情绪。杜聿明消沉、沮丧，整天独自待在掩蔽部里静坐不语，愁眉锁眼。李弥对部下叹息他说：“这是天数，不是人力所能挽救得了的，这次会不会打死，要看祖宗的阴德了。”有的将官默默地把安全当个俘虏作为理想，有的凭天由命，

有的还求神占卦，有的已准备好便装以便伺饥逃命。下层官兵朝不保夕，更是惊慌不安，精神萎靡。

1949 年 1 月 5 日，蒋介石以无容陈述的口气再次严令杜聿明率部突围。杜聿明无奈，只好进行突围的准备。

邓小平鉴于东北、华北野战军已经完成了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并已开始实施围歼，遂于 1 月 6 日下午四时三十分，以淮海前线总前委书记的身份，命令华东野战军主力向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中原野战军则密切配合，随时准备截击逃敌和阻击援敌。被围之敌在华野部队四面八方的猛烈攻击下，混乱不堪，曾试图在空军施放毒气掩护下向西突围，但因遭到华野部队的顽强阻击而失败。激战至 10 日下午，除李弥等少数人化装潜逃外，全歼杜聿明集团残部十几万兵马，并活捉杜聿明，击毙邱清泉。

至此，历时六十五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徐州“剿总” 指挥部、五个兵团部、二十二个军部、五十六个师约五十六万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上海，以及长江中游中心城市武汉等地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淮海战役的胜利，连同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主要力量和精锐师团丧失殆尽，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业已确定了。

毛泽东对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的卓越指挥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对刘、邓、陈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5]

淮海战役刚刚结束，邓小平就指出：这个胜利仅仅是全国千百次重要胜利的一个。一如坚持大别山的意义一样，只能把它的宝贵经验提取出来，作为我们继续进步的基础，而不能把它变成障碍自己前进的政治包袱。

几十年后，即 1989 年 11 月 20 日，邓小平在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们时回忆说：“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联合作战，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6]

刘伯承在总结淮海战役的作战经验时说：淮海战役乃毛泽东军事学说中各个歼灭黄伯韬、黄维、杜聿明三军的范例。而双堆集歼黄维军一战，则为承前启后的关键。由于我在津浦西侧黄维军的外翼开始围攻，而杜聿明军则欲从徐州西南拊我外翼，以与李延年军协援黄维，因而被歼灭于永城东北地区。双堆集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我在转换关头上运用不同战法而持之以顽强，必须着重研究而发扬之！

淮海战役的胜利，也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威力。在整个战役期间，中原、华东、华北三大战略区的人民，在“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精神指引下，竭尽全力，支援战争。据不完全统计，支前民工共有二百二十五万多人，他们用小车、大车、挑子、牲畜等多种运输工具，将五亿多斤粮食和三百多万吨弹药物资及时运到了前线。还动员了十万多子弟参军，补充主力部队；组织上百个民兵团，执行战地勤务和维护后方安全。正是在解放区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解放军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完全胜利。

邓小平认为，后方人民群众的历史功绩同人民军队的辉煌一样，将永远载入史册，值得世世代代称颂。粟裕在赞扬人民支前运动时说：“地方党政军民不顾任何困难与代价，以全力支援前线，这是战役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这不仅在物质上使部队得到了充足的供给，而且在精神上给了部队以极大的鼓励，使部队无所顾虑，使战士们勇于杀敌而不怕负伤。”陈毅完全赞同邓小平、粟裕的意见，并形象他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他还赋诗一首，写道：

几十万，民工走不通。骏马高车送粮食，

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争立功。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间伤病：

同志带花最高贵，疼痛可减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