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千里进江西

在右江根据地土地革命深入发展和红七军得到日益壮大的形势下，红七军前委在邓小平的指示下，于 1930 年 9 月底决定执行中央关于“向中心区域发展，与朱毛红军汇合”的原定计划。不料，就在红七军准备向湘粤边出发的前一天，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邓拔奇）来到右江地区，要传达这年 6 月

1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和 9 月 3 日南方局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是《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其要点包括：（1）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2）目前逼近的新的革命高潮；（3）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与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4）改组派与取消派；（5）准备革命的转变；（6）党的任务与策略路线；（7）党的组织问题。为贯彻执行这一决策，实行“左”倾路线的中央还制定了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

月 2
日，邓小平在平马镇主持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首先由邓岗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和南方局给红七军的指示。这一指示是用药水密写在一块白布上，是由袁任远用药水洗映出来的。中央要求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向东发展，打下柳州、桂林，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打下广州，完成南中国革命；执行任务的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 [4]紧接着，前委成员对此展开了激烈讨论，气氛十分紧张。邓小平、张云逸认为，自“南宁兵变”失败后，桂系军阀已在广西大部恢复了反动统治，不仅柳州、桂林等中心城市有敌重兵把守，就是沿途也有敌军设防堵击，以红七军现有的实力，去完成这样大的任务将是困难的。邓岗、陈豪人则主张坚决执行中央指示。雷经天反对中央交给的任务，主张坚守右江根据地。最后，为顾全大局，服从上级命令，同时避免内部分裂，前委会议决定接受中央“左” 倾冒险主义的计划，并决定给主张留下部分红军保卫根据地的雷经天以免除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的严重处分。

会后不久，邓小平离开平马镇，前往恩隆县北部的燕垌召开中共右江特委扩大会议，安排红七军撤出后巩固根据地的工作。他在会上着重强调了以下四个方面：

（一）整顿、扩大赤卫军，加强军事训练。

（二）大力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

（三）抢收农作物，把粮食收藏好。

（四）整顿党组织，加强党的工作，防备反动军队反扑。

随后，邓小平转赴东兰武篆；与韦拔群一起，率红七军第三纵队到河池集中。

月初，红七军四个纵队和红八军第一纵队先后抵达河池集结。 11

月 7 日，中央代表邓岗在河池凤仪小学主持召开了红七军党员代表大会。会议强行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央命令的决定，并作出了立即北上，“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左”倾冒险决策。对此，邓小平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应绕道庆远、融县先击桂林”，而不要先打柳州。这是在服从中央命令的前提下，为减少部队损失，使军事行动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正确主张。鉴于邓小平以红七军前委书记的身份坚持这一意见，并得到张云逸、李明瑞的赞同，结果会议决定照此执行。

党代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根据邓岗、陈豪人的建议，前委对部队进行改编，组成了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师，共七千多人。邓小平任前委书记兼政委，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兼士兵委员会书记，龚鹤村任参谋长。部队改编后，第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带领百余人返回东兰，组建军队，坚持根据地斗争。邓小平、李明瑞等率领第十九、第二十师于 11 月 10 日从河池出发，向怀远挺进，从此开始踏上执行“立三路线”的转战征途。

红七军到达怀远镇后，邓岗、陈豪人主张经庆远向柳州前进，邓小平等认为庆远是商业重镇，又已有敌军韩彩凤师严密把守，力主不打庆远，而改道天河出融县，向桂林进发。于是，部队顺利渡过龙江，转赴天河县城。在快接近县城有一个叫四把的地方，突然遭到敌军覃连芳师两个团的阻击，激战三天后撤往三防。四把之战，红军伤亡近三百人，歼敌五百人。在三防，红七军前委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赞扬了红军指战员在四把村战斗中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然后指出战斗没有打胜的原因，主要是离开了革命根据地，离开了根据地的人民，耳目不灵，敌情不明；要汲取这个教训，发挥红军的长处，就一定能够打胜仗。

部队在三防稍事休整后，又准备按邓岗、陈豪人的意见去攻打融县的长安镇，以造成包围柳州的态势。当时，长安城内已有敌一个师固守，桂系军阀头目白崇禧还在此坐镇指挥，并电令韩彩凤师火速由庆远驰援长安，企图消灭红七军。面对这种严重事态，邓小平、张云逸主张放弃攻打长安城的计划，建议绕道富禄镇过融江，尔后伺机再战。但大多数党员干部认为，邓小平等不执行河池会议的决议，现又主张不打长安镇避开敌人，更是“缺乏进攻精神”。他们主观估量红军力量比敌军大，坚持要打长安镇，以解决补给问题，扩大政治影响，发动群众斗争。邓小平等只好服从多数人的意见，随军行动。长安之战，红军虽连攻五天，也未能破城，且损失较大，遂自行撤往富禄镇渡融江，准备进军广西桂林。后因获悉桂林已有敌重兵驻守，便转赴湖南的通道、绥宁。

此时，湖南已进入寒冬腊月，寒风刺骨，可红军干部战士还穿着单衣、草鞋，忍饥挨冻，翻山越岭，非战斗减员严重。途径武岗县城时，红七军前委原计划绕城而过，但因有情况说城中只有少数民团驻守，所以又临时决定攻城，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武岗县城是湘桂边界的重镇，也是当年曾国藩训练湘军的基地，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城墙既高又坚固。红军连攻三昼夜，未能攻下，而且伤亡几百人。攻城进行到第四天，湘敌何健率五个团增援武岗，并存飞机从空中扫射，红军伤亡剧增。在红七军有可能全军覆没的危急关头，邓小平、张云逸认为部队元气大伤，不可恋战，建议迅速撤出战斗，撤向广西全州。在血的教训面前，红七军的广大指战员才开始醒悟到邓小平的主张是正确的，对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产生了怀疑。于是，前委接受邓小平的建议，放弃攻城，以急行军转向全州。全州守敌毫无防备，连城门都未关上，红七军便顺利地进了城。

进全州城后，在邓小平的建议和张云逸、李明瑞等人的支持下，红七军前委召开了特别会议，集中讨论是否执行中央命令和改变部队行动方向的问题。会上，邓小平全面总结了红七军从河池出发以来转战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敌我态势，主张立即改变硬打强攻和单纯军事行动的方针，建议部队在全州休整三天。这一主张得到张云逸、李明瑞等多数人的支持。后经邓小平的

耐心说服，邓岗、陈豪人也被迫同意放弃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的冒险计划，挥师湘粤赣边与江西红军取得联系。会后，邓岗、陈豪人借口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离开了红七军。这样，全州会议就成为红七军北上转战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使部队从此转危为安。

1931 年 1 月 5 日，红七军前委得知白崇禧亲统一个师由桂林向全州逼近，便率部队撤离全州，经湖南的道县向江华进发。行军途中，巧遇大雪，北风凛冽，战士们还是穿着单衣、单裤，冻伤严重，前委决定退回广西贺县桂岭山区进行休整。在这个湘桂粤三省交界的地方，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研究布置宣传群众、整编部队、筹集粮款、安置重伤员等工作。部队取消了师的建制，缩编为两个团，即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兵力已不足四千人。

桂岭整编后，邓小平率红七军离开广西贺县，绕道进入广东省连县、乳源县地区，准备在乳源县一带建立粤北湘南根据地。但在部队到达乳源县梅花村的第二天，便遭粤敌邓辉等三个团的围攻。邓小平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迅速突围，遂与敌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白刃战。经五个小时鏖战，部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一仗，红七军歼敌近千人，但本身也损失七百人，原红七军第二十师师长、缩编后任五十八团副团长的李谦等重要干部伤亡过半。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认识到在粤北湘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于是决定甩掉敌人，抢渡乐昌河，北上江西与朱毛领导的中央红军汇合。

乐昌河水流湍急，激浪翻滚，渡口杨溪附近无桥可通，河边也仅有两条木板船可用，每趟只能载二十多人。面对有可能被敌前后夹击围歼的严峻形势，邓小平决定由他和李明瑞率第五十五团先行开路，可部队刚一渡过河，粤敌便乘汽车从乐昌、韶关蜂拥而至，向立足未稳的红军发起猛烈冲击，企图把已过河的部队赶下水，好将红七军一网打尽。邓小平沉着应战，一面指挥红军抢占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一面嘱咐李明瑞带部分红军掩护五十八团安全渡河。然而，由于敌人来势凶猛，力量过于强大，后面的追兵也已赶到，张云逸只好指挥尚未渡河的部队与敌交战，放弃过河计划。这样，红七军的两个团被敌截为两部。此后，邓小平、李明瑞率前委机关和五十五团边战边走，摆脱敌人追兵后二渡乐昌河，经广东北部仁化地区向江西崇义县疾进；张云逸率五十八团撤离战场，日夜兼程，转到乐昌河上游的坪石渡河，后经桂东进入湘赣根据地，于 1931 年 3 月 14 日在湖南省酃县同王震领导的湘赣独立一师胜利汇合。

由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的五十五团于 2 月 8 日到达江西省崇义县。在崇义的二十多天里，邓小平领导开展了如下主要工作：

（一）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崇义地区的党组织，自 1926 年 12 月建立第

一个党支部开始，几经挫折，在 1930 年 5 月长潭、茶滩暴动失败以后，便转入分散隐蔽状态，红七军到后，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成立崇义县革命委员会，召开中共崇义县第二次代表大会，恢复中共崇义县委，成立崇义县苏维埃政府。同时，取消红七军前委，建立团党委。

（二）举办“地方党团训练班”，为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培养骨干。鉴于崇义县地方党政机关刚刚健全，缺乏干部，在长潭举办了一期训练班，时间为两个星期，成员共三十多人。还选派红军干部到训练班工作，邓小平、李明瑞也亲自给学员们讲课。训练班除上政治课外，还进行军事训练。

（三）为发展地方武装，红军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游击，协助地方党组织

组建赤卫队和贫农团。把游击队改编为红色独立营，由五十五团派出有经验的干部担任营、连、排长，还拨出一些枪支弹药装备独立营，使这一地区的人民武装得到了加强。

（四）组织部队抓紧时间休养，补充粮弹，医治和安置伤病员。

1931 年 3 月初，敌重兵进攻崇义地区，团党委与中共赣南特委决定五十五团向信丰发展，巩固湘赣根据地。同时，决定派邓小平到上海向新的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一切安排就绪后，邓小平离崇义去上海。在上海，他写了近两万字的《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叙述了红七军的情况，总结了起义前后的经验教训。

邓小平离开崇义后，李明瑞、余惠、许卓等率五十五团向信丰进发，后因敌情有变而改道前往永新县。4 月初，与张云逸指挥的五十八团在江西省永新县天河镇重新相聚。随后，与红二十军、湘赣独立第一师并肩作战，连克安福、茶陵、安仁、攸县等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并扩大了湘赣革命根据地。7 月初，红七军在兴国县桥头镇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会师。不久，毛泽东、朱德接见了红七军领导人李明瑞、张云逸。在 1931 年 11 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把一面绣有“转战千里”的锦旗授给了红七军，根据中央决定，红七军编入红三军团序列，从此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和一支劲旅。

在这漫长的转战征途中，红七军出广西，进湖南，入广东，到江西，行程近七千里，历时九个月，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实现了“与朱毛红军汇合”的愿望，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谱写了一曲壮丽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