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雄师过大江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残存的正规军仅有七十一个军二百二十七个师一百一十五万人，连同特种兵及地方部队，总兵力二百零四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只有一百四十六万人。这些部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构成有效的防御。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已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 名义宣告“引退”，转入幕后操纵；李宗仁在南京代理总统职务，代而难“统”；孙科自行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迁往广州。在这“一国三公”的局面下，他们仍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再次玩弄起反革命的两手：一面高唱“和平”，假装与中共进行“和谈”；一面搜罗残兵败将，扩充军备，加强长江防线，企图凭借长江天堑阻遏解放军南进，实现“隔江而治。”国民党军队在上海至宜昌间一千八百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一百一十五个师约七十万人的兵力，其中“京沪杭警备总部”汤恩伯集团七十五个师约四十五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八百多公里的地段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四十个师约二十五万人，布防于湖口至湖北宜昌间近一千公里的地段上。同时，又以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共一百二十多艘舰艇担任长江中下游防务，飞机三百多架以南京、上海、武汉为基地支援陆海军作战。当时，国民党军鼓吹长江布防是“陆海空立体防线”，叫嚣南京是“钟山龙盘，石城虎踞”，扬言“共军要过长江，必遭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的结局。”国内外也有一些人主张，国共双方以长江为界停火，求得南北分治的和平局面。

人民解放军要不要打过长江去？

还在淮海战役紧张进行的时候，1948 年 12 月 12 日，中央军委就指示淮海前线总前委商讨“将来渡江作战计划”，并把军委对渡江作战的初步计划提供给总前委考虑。中央军委关于渡江南进的基本设想是：在淮海战役后，华野、中野转入休整，尔后同时举行渡江作战，并协力经营东南。

考虑到粟裕、谭震林正在全力指挥围歼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的作战，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决定将总前委会议放在华野指挥部驻地蔡洼村召开。于是，刘、邓、陈便于 12 月 16 日分别驱车百余里前往蔡洼村同粟裕会合。第二天早上，谭震林也从山东兵团指挥所赶来参加会议。这是总前委成立以来，五位成员第一次共聚一堂，商讨战事。会议整整开了一天，主要讨论了中央军委关于渡江作战的初步计划，并研究了渡江作战建议和部队整编方案。在会议中间休息时，总前委五位成员在华野指挥部小土屋前还拍了一张合影照片。

1949 年 1 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初步决定人民解放军在 1949 年应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大部或全部。还明确指出：“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前线总前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在淮海战役中特别是战役结束后，着眼战略全局，展开了一系列的渡江准备工作。

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分别改称为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改编后的第二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

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以邓小平、刘伯承、张际春、李达、陈凑五人组成野战军前敌委员会，邓小平为前委书记。部队以原有七个纵队为基础，扩编为第三、四、五兵团，下辖九个军和一个特种纵队，共二十八万多人；第三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七、八、九、十兵团，共十五个军和一个特种兵纵队约五十八万人。通过整编，两大野战军统一了编制，补充了大量兵员，改善了装备，使部队向正规化建设迈进了一大步。

1949 年 2 月 9 日，邓小平在商丘主持召开了总前委会议，具体研究讨论有关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和加强部队政治教育及后勤保障等问题。在会上，邓小平精辟地分析了渡江作战形势，他明察秋毫，严肃地指出：“国民党反动派这些英雄好汉们非常迷信武力，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刀兵再起。他们玩弄和谈，实则准备大打！列宁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在战争中继续着⋯⋯国民党玩弄和谈阴谋，实则扩充二百个师，我们要积极准备船只，要开展水上练兵活动，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针对国民党军虚张声势的江防态势，刘伯承在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的长江布防，“有所谓‘直接配备’，即将其主力直接配备于长江南岸。有所谓‘前进配备’，即将其主力前出于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作战。有所谓‘后退配备’，即以一部配合长江两岸要点强化侦察，而以主力分别配备于南岸纵深的机动地点，在判明我军主攻方向时，即抓注我渡江的困难适时出击。蒋介石长江防御的‘前进配备’，大而言之，即其在黄河、长江之间的防御，小而言之，即其经常叫嚣的‘守江必固淮’。这些都因淮海战役基于兵力的丧失而无法实施。其‘后退配备’，也因兵力少，江防宽，与南岸交通困难而不能做。如此，他就不能不着重于‘直接配备’，但还是因兵力少而不容易做了。汉口以下长达二千余里的江防线及其必要的纵深配备太费兵力了，在长江向北岸鼓出的突出部如汉口、浦口等地点也各只有两个基干军的机动兵力，遂使这样漫长的江防线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憾。江防舰队在北岸没有掩护，航线极受限制的条件之下，到处易遭短兵炮兵的袭击，也不易起撞沉木船的作用。特别是蒋介石发动卖国独裁的反人民内战到了现在阶段，土气越发不振，守备越发困难这次会议上，提出“渡江时间，3 月半出动，3 月底开始”，并拟定以五个民团一线展开、同期渡江；以两个兵团作为总预备队实施佯动和钳制。后来，渡江时间几经变更，颇有学问，而一线展开同期渡江的部署则无很大变化，成为《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基础。

iq49 年 2、3 月间，中央军委决定：以第二、三野战军七个兵团二十四个军及华东、中原军区所属部队共一百万人，准备于 4 月间发起渡江战役，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统治之中心京沪杭地区，为尔后向东南、中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条件，并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可能采取的武装干涉；以第四野战军一部约十万人组成先遣兵团迅速南下，攻取信阳，威胁武汉，策应第二、三野战军渡江作战。为了加强渡江战役的统一指挥，2 月 11 日，中央军委决定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张际春、陈赓等人为中共华东局委员，由邓小平任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任第二书记，陈毅任第三书记。

尽管渡江战役的胜利己完全在预料之中，而且不会遇到敌人顽强的抵

抗，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一如往昔，一切工作都从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出发，认真地领导部队进行全面而又深入的战前准备，以求任务的圆满完成。在渡江准备上，总前委主要抓了以下三件事：一是确立新的战役指导思想。主要是要求部队改变以往不适用的作战指导精神与要领，提高渡江作战、背水迎敌的胜利信念，大胆使用兵力；二是加强战役战术侦察。部署对江边和南岸敌情、地形等的侦察任务，要求以捕俘、现地勘察、向居民调查、派遣小分队偷渡过江等方式，对江情，民情、道路、敌情、工事等了如指掌；三是抓住船只、水手和演练三个基本环节，解决“会渡”、“能战”的问题。邓小平认为，筹集船只和训练水手是顺利渡江的先决条件。为此，他指示团以上单位都成立船舶管理机构，负责船只的搜集、打涝、修补和自制工作。同时动员船工参战支前。在此基础上，全面组织部队进行以渡江登陆作战为重点的水上航渡、射击、游泳、划船、救护等战术技术训练。

月底，邓小平奉命北上西柏披，准备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临行前，

邓小平与留在商丘主持工作的刘伯承再次研究部署了渡江准备工作，决定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于 3 月初向长江北岸挺进，开辟渡江道路。
月 5 日至 13

日，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饶漱石等出席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议作出了本年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决定，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同时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会议还明确了人民解放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必须采取的主要方针，指出：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残存的作战部队仅有一百多万人，今后解决这些敌人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但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在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今后将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形势下，“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会议期间，毛泽东还专门同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一起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决定第二、第三野战军于 4 月 10 日开始发起渡江战役。

邓小平从西柏坡返回前线后，立即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会上，他特别强调要牢固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在邓小平看来，蒋介石引退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这只是表面现象。我们要继续准备打仗，立足在国共谈判破裂之时，以战斗方式强渡长江，力争战役全胜。同时指出，部队在向江南进军过程中，要防止偏安享乐，怕艰苦、留恋城市思想的滋长。

此后，邓小平在蚌埠附近的总前委驻地与刘伯承、陈毅等就有关渡江问题又进行了讨论。3 月 31 日，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毛泽东关于“和谈以揭露敌人，备战以实施渡江”的指示，结合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亲自起草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纲要》指出：蒋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共约四十四万人左右。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敌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决心于 4 月 15 日十八时开始实施京沪杭战役。《纲要》针对我军渡江后敌军可能采取的四种行动，提出了我军的作

战纲领和渡江作战部署。决定由粟裕、张震指挥东突击集团共八个军三十五万人，从三江营至张黄港段渡江；由谭震林指挥中突击集团共七个军三十万人，从裕溪口至枞阳段渡江；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西集团共九个军三十五万人，从枞阳至望江段渡江。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常委陈毅位于合肥，居中协调指挥，邓小平在《纲要》中还特别强调指出，全战役的关键在于东、中两突击集团实行东西对进，迅速会合，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此《纲要》于次日上报中央军委。

月 1
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批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在接到中央军委复电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和陈毅乘火车由蚌埠到达合肥，并马上驱车赶到瑶岗村的总前委指挥部。

关于渡江时间，中央军委依据北平和谈情况的需要，于 4 月 11 日决定将

总前委拟定的 4 月 15 日推迟到 4 月 22 日。后来，又电告总前委：“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七天时间”。同时指出：“你们下达推迟渡江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邓小平、陈毅在 4 月 12 日以总前委名义发给两大野战军及各兵团党委的指示电中，从正面说明渡江作战与和平谈判的关系，显示了指挥风格，指示电说：

“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定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即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将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将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上需要，时间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

（4）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

计算，拟出办法报告我们，以凭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但亦

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邓、陈的做法，受到中央军委的称赞。军委在 14 日批示说：“总前委 4

月 12 日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

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并多筹粮草袖盐。”

渡江时间，又经过几次反复商量，中央军委终于在 4 月 18 日晚作出正式

决定：“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 4 月 20 日开始攻击，22 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并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4 月 20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双方代表团拟就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并在杭州积极策划“坚决作战”、“奋斗到底”。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遂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一声令下，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渡江作战。

中突击集团于 4 月 20 日夜，首先起渡，冒着敌舰和江防炮火的拦截，迅速占领了部分江心洲，并突破鲁港至铜陵段敌军防线。21 日，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仓皇飞赴芜湖亲自督战，但已无济于事。当夜，我东、西两突击集团又发起了强大攻势，广大指战员勇猛顽强，冒着枪林弹雨，乘船直冲对岸。部队过江后，根据总前委的命令，一面分兵横扫沿江之敌，一面以主力向敌纵深推进，至 22 日，东、西、中三大突击集团已进至香山、南闸、百丈、彭泽、南陵一线。在第二、三两大野战军横渡长江时，英国四艘军舰公然炮击长江北岸的解放军阵地，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当即下令予以猛烈还击，将其中“紫石英”号击伤于镇江附近水面，其余三艘逃往上海。

国民党江防部队在千里江防线被解放军全面突破后，被迫于 22 日下午向上海、杭州和浙赣线撤退。第二、三野战军根据总前委的指示，乘胜追击，连克江阴、无锡、常州、芜湖、青阳等城镇，23 日，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盘踞了二十二年的南京。至此，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所谓“陆海空立体防线”已完全崩溃。这标志着蒋介石国民党多年的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

在解放军刚进城时，先头部队来到国民党“总统府”。少数战士由于阶级仇恨和一时感情冲动，将悬挂在厢房内一幅蒋介石身着元帅服，肩佩军衔章，胸挂各式勋章的全身刺绣肖像，用刺刀捅了几个窟窿。这幅肖像约有三米多高，两米多宽，是用各种彩色丝线和金银线绣制而成，闪闪发光，十分精美。据说是蒋介石 1946 年六十岁大寿时，浙江省主席请高手艺匠特地绣制赠送给蒋介石的贺寿礼品。现在肖像的眼、头、身上，留下了多处刀痕。

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尽管十分理解战士们的上述行为，但还是作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蒋介石是战争罪犯，但刺绣是高手名匠创作的艺术珍品，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的结晶，怎么能把它捅坏呢？你刺坏它有什么实际意义？刺坏一个绣像难道就等于打倒蒋介石吗？绣像是艺术品，是历史留下的东西，也是我们胜利的纪念品，而破坏这一艺术品和纪念品是愚昧的行动！不能用仇恨感情代替纪律和政策！为此，邓小平立即通令全军：要保护历史文物和南京的名胜古迹。他说，南京是一座历史名城，有许多古代建筑，还有革命意义的纪念物，要教育部队，进一步加强入城纪律、政策教育，要把爱护南京城和名胜古迹列为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抓典型，说明利害，讲清道理，使干部战士自觉严格遵守。

4 月 27 日，南京解放后的第四天，邓小平和陈毅等由合肥动身去南京。

当日夜进入南京城，他们乘车从中山码头赶往位于长江路的国民党“总统府”。他们穿过二百米长廊，登上国民党党政机关办公楼，走进“总统办公室”。只见屋内一片狼藉，文件满地，表册散落，皮圈转椅上摆着滚龙绣垫，办公桌上的台历，正翻到 4 月 22 日这一天。

“二十二年前⋯⋯”邓小平看着桌上台历日期，心情无比沉痛地说：“蒋介石在上海利用黄金荣、杜月签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捕杀工人、学生，逮捕共产党人，屠杀革命群众。三天之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三百多人，被捕五百人，三千多人失踪，赵世炎、陈延年等同志牺牲了，蒋介石是手执屠刀上台的。”

陈毅跺着蒋介石住过屋子的红木地板，气愤地说：仅 4 月 15 日这一天，他们在广州就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二千多人。马日事变后，蒋介石又下令“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

“人民终于胜利了！”陈毅激动地说。

邓小平接着说：“这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胜利！”

此时此刻，邓小平站在这个旧中国反动阶级统治灭亡的地方，强烈地意识到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重担，将落在自己和其他共产党人的肩头。

邓小平对自己的亲密战友陈毅说：“蒋介石给我们留下既贫困又破烂的烂摊子，这要靠党领导人民来收拾了。”

月 29
日，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率领二野机关到达南京，邓小平、陈毅与刘伯承会合后的当天，三人便同宋任穷等一起研究城市接管、继续追歼敌人等问题。为了统一思想和行动，华东局于 5 月 1 日在南京“国民大会堂” 召开解放区与地下党三千多名干部的会师大会。邓小平在宣读了中共中央祝贺南京解放的通电后说：经过二十二的奋斗，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决定性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大家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统一意志，统一步调，才能担负起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他还强调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要互相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做好接管工作，为建设人民的新南京作出新贡献！”[8]

在第二、三野战军全线突破江防后，国民党军芜湖以西部队向浙赣铁路线退却，企图以皖浙边山区为依托，构成新的防线；芜湖以东和常州以东的部队分别向杭州、上海方向撤退，企图凭借坚固设防城市顽抗，以争取时间，抢运物资，伺机反扑或从海上撤逃。

依据敌军撤退情况，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刘伯承、粟裕、谭震林商定：立即取消二野第四兵团卫戍南京的原有任务，改沿第五兵团右侧直插浙赣线上饶地区，协同第三、五兵团追歼逃敌，控制浙赣线，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全力迂回汤恩伯集团的侧背，配合第三野战军扩大京沪杭战役规模；令三野东、中两突击集团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小股敌军钳制，迅速向长兴、吴兴地区东西对进，切断宁杭公路，完成钳形合围，歼灭南京、芜湖、镇江地区南逃之敌；以三野第七兵团向杭州挺进，第十兵团一部东进攻取苏州，并对上海方向实行警戒。

各集团按照总前委调整后的部署，不顾疾苦，冒雨向指定地区兼程疾迸。4 月 27 日，三野东、中两突击集团主力一部会师于吴兴，将逃窜的国民党军

五个军约八万人包围在郎溪、广德山区，经两天激战，全部予以歼灭。5 月 3 日，中集团第七兵团主力进占杭州，西集团二野各乓团在控制屯溪、婺源、乐平一线后，迅速向皖南、赣东、浙西挺进，5 月 4 日，二野第四兵团占领浙赣线上的上饶、贵溪、横峰。第三、五兵团也随后攻占金华、衢县，第三兵团一部与三野第七兵团一部还在诸暨胜利会师。至 5 月 6 日，西集团控制了浙赣线义乌至东乡长达八百里地段，完全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的联系；三野主力准备发起上海战役。

这时，退守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的汤恩伯集团八个军二十五个师共二十万人，在蒋介石的亲自筹划下，企图依托万余座钢筋水泥碉堡、铁路、重要建筑等拼死固守六个月，以待“美军援助”。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宣称，上海城防“比斯大林格勒还强固百分之三十三”，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南沿海不断增调海军兵力，对人民解放军进行挑衅和恫吓。

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战局的发展，决定集中三野第九、十兵团及第八兵团一部共八个军围攻上海；令二野主力停止南进，在浙赣线集结待机，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侵犯。

上海是当时远东最大的商业城市，又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及金融中心。邓小平认为，上海战役不单是一场军事斗争，还是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陈毅比喻说：“解放上海，好比瓷器店里捉老鼠，者鼠要抓住，瓷器可不能打烂。”为此，他俩要求围攻上海的三野部队既要消灭敌人，又要有秩序地接管城市。

月 12
日，三野部队发起上海战役。部队按照总前委的指示，采取“扎口袋”的办法，从两翼迂回钳击吴淋口，切断敌人退路，使敌变成瓮中之鳖。至 22 日，占领了敌人外围阵地，并取得了歼敌二万多人的胜利。然而，由于吴淞口地区狭窄，攻击部队不易展开，而守敌则可集中兵力火力坚守，使攻击部队每攻一点，费时较久，且消耗较大。为迅速攻占上海，总前委及时调整兵力，将攻击部署由先钳击吴淞口改为先攻取市区，由南向北实施多点攻击，以分散敌人的兵力，同时增调第七、八兵团各一个军参战。

邓小平鉴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遂于 5 月 23 日夜命令部队向市区发起总攻。战斗中守敌凭借高楼大厦、永久工事负隅顽抗，有的部队曾要求炮火支援，被邓小平坚决阻止。陈毅亲临前线了解敌情，组织指挥。邓小平、陈毅等还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努力争取了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部起义。经过四天的激战，27 日解放上海全城，共歼敌十五万多人。6 月2 日，第二十五军解放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四十三万多人，为解放军尔后继续向福建及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1949 年 8 月初，邓小平从上海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从渡江到占领上海》的报告，向与会代表介绍有关第二、三野战军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以及到上海后的情况和工作。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

“渡江作战是从 4 月 20 日夜里发起的。因为反动的南京政府拒绝了人民的八项和平条件，人民解放军一部，即由刘伯承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奉命渡江作战。在漫长的一千多里的战线上，⋯⋯ 我们采取宽正面的渡江方法，分了几十个点渡江，绝大部分都没有遭遇到强大的抵抗。假若有人问，你们渡江花了多少时间？我们肯定地回答，先头船只最快的一刻钟。我们从 4 月 20 日夜里开始，二十四小时内大体上三十万人

全部过了江。队伍一过江，敌人就混乱了，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如何逃出我们的包围。他们一齐向南溃退，人民解放军立即实行宽正面的追击。在这过程中，南京在 4 月 23 日占领。到 5 月初，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追击。从渡江到追击最远的地方，即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前进一千五百里。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走这么多里路，并且还遇到小的战斗和下雨，能有这种惊人成绩，是靠指战员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这种英勇精神过去表现在战场上，这次主要表现在脚上。敌人在这样的追击下，没有可能整理队伍。甚至我们的第一梯队已过去五六百里，第二、第三梯队还要消灭被第一梯队甩在后面的敌人。5 月初完成追击，占领杭州、温州、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宁彼，一直到闽北、赣东北这条线。此后，部队就准备进攻上海。上海有二十万敌人，并且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我们在 5 月 27 日占领了上海。这次作战中央命名为‘京沪杭战役’。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一个月零七天，消灭敌人四十余万。我方伤亡二万五千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一万七千人，在渡江时遭敌机轰炸等共伤亡八千人。”

“我们为什么能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并把我们预计的时间缩短一半呢？”邓小平自问自答地说：

“第一，我们军事准备充分，指战员英勇。在渡江前，蒋介石集团以为我们给他们宽大是表示人民的软弱，以为长江天险不可突破，他们就押这个宝。但是，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了必胜信心。这信心不单是建立在政治的信念上，而且是建立在实际的准备上。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渡江需要船，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渡江的时候，敌人不明白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做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曾使用了两千一百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师长、团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劳作才完成的。渡江使用的船有一万只左右，所以我百万大军能渡过长江。再就是我们的人是北方人，北方人怕水。曹操吃亏就在这个地方。为了在水中不发晕，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我们在巢湖北部做了多方面的准备，白天夜晚进行演习。在水中习惯了，有把握了，又考虑到船在江心中弹怎么办？许多战士想出了用草圈作救生圈的办法。草圈比橡皮圈好，橡皮圈一打就破了，草圈不怕打。虽然实际过江时没有用着，这准备是‘浪费’了。最后我们在内河演习。我们认为长江并不比黄河厉害。这些信心都是建筑在实际的军事准备上，更不用谈我们的政治信念了。从实际体验中，我们知道了渡江并不因难。

“第二，群众支援，地下党和游击队之配合。有的游击区我们过去有过工作，有些地方过去没有过，但人民都一致支援我们。掘渠翻坝有一半是人民的劳作。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结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所需粮食一亿五千万斤，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沿江的人民拿出来的。他们把家里的粮食尽量京出来，并且表示只要渡江，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给我们当柴烧。其他的战勤工作都很繁重，如修路，运粮，找船工。船工一半来自民间，一半是临时训练的战士。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江去一支部队，埋伏了十大，

敌人还不知道。 “第三，敌人的脆弱。我们对敌人估计太高，实际上敌人的抵抗是脆弱

的。这从渡江后的追击上可以知道。我们能迅速渡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原因就在这里。”

邓小平认为，“渡江作战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经过了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华北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反动派剩下的最大的军队就是放在长江以南这一战线上，他们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有组织的军队了。渡江歼灭了敌人四十多万，就表示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这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再不会遭遇到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余敌人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

接着，邓小平又介绍了接管上海等城市的工作及主要经验： “军事占领后，各城市均先后进行了接管工作。从渡江作战到我离开上

海，约三个月的时间，接收工作大体告一段落。一般说来工作做得还好。所以顺利的原因：第一，中共中央有一套明确的政策，使各城市接收人员有所遵循，并有先解放地区的经验，如长春、沈阳、北平、天津、济南、潍坊、石家庄、郑州、开封、徐州等的经验教训，对解放江南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第二，各界人民支持。渡江后我们看到，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厌恶，对共产党各种政策表示热烈欢迎，尤其是工人、学生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的积极性。如果没有工人、学生高度的热心和积极性，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不仅是工人、学生，还有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都采取了与我们合作的态度。如南京的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自愿帮助接收上海，参加部队等。第三，大势所趋，准都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再也扶不起来了，即便对国民党曾有幻想的人：都觉得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事情了。谁都觉得人民的胜利是肯定的了。尽管还有台湾及蒋介石所吹嘘的两万万人口。但国民党四十多万军队瓦解了，军事组织混乱了。这是大势所趋。许多人都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这表现在国民党的旧机构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不走。因为他们不走，把机关、学院、科学研究机构保护得较好，甚至在渡江以前许多人就为保护机构做了很多事情，使接收工作减少了很多困难。这种情形，各城市大致相同。帝国主义、反动派由于大势所趋，人民拥护我们，反对他们，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不得不低下头来。司徒雷登也只能如此，不敢以对国民党之态度来对人民政府，不敢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人民的态度来对我解放区的人民。即便其态度是含有阴谋的，但在形式上还是把表面的凶焰收起来了。第四，主观方面的努力工作。如前面所说，我们在主观上为渡江接收事先做了准备工作，包括政治的组织的准备。我们从华东调来的两万多干部都或多或少地经过了政策的教育。进入一个地区后，遵循了毛主席‘四面八方’的政策，与各方联系，开了许多会议。虽不完全周到，特别是上海情况复杂，但是主观上是遵循着这个方向来与各界人士通力合作的。在上海，陈毅同志几乎每天参加一个会，甚至两个会，来说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要求通力合作。像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工作，更增加了各方面的支持。这是接管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之一。”[9]

邓小平的报告，时常被代表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在邓小平作完报告时，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和代表从座位上站起来鼓掌，有的还走上前与邓小平亲切握手致意。

上海解放后，第二、三野战军分别执行单独的作战任务，总前委奉中央军委命令撤销。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以非凡的才智和灵活的战略战术，精心组织指挥了淮海、渡江两大战役，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