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大地

1936 年 7 月，西班牙的法西斯头子佛朗哥发动了反对共和政府的武

装叛乱。几个月以后的 1937 年 2 月，海明威就踏上了西班牙流血的大地。

由 60 家报社组成的“北美报业联合会”聘请海明威到西班牙去作战地采访。

海明威一到西班牙，就急于履行一名反对法西斯战争的战地记者的职责，他冒着雨雪，奔向离马德里仅 50 公里的前线战场。

他看到了他所热爱的人民的涕泪，看到了大教堂被炸成瓦砾堆，斗牛场变成废墟。美丽的西班牙现在到处是断垣残壁，遍地是丢弃的枪械与车辆，泥泞的战壕里躺着战死者的尸体。

他的心情无比沉痛。

更为痛心的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支持佛朗哥，苏联支持共和政府，英美法等国政府对佛朗哥空喊抗议，实则采取绥靖政策，隔岸观火，静候事态发展。西班牙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幕前列强显示各自军事力量的彩排场所。

他那充满战火硝烟气息的报道从西班牙飞往北美报联，然后又通过电台、报纸传向整个世界。

西班牙内战中居然发生了这样的惨剧：共和派战士被列队枪决。“报数！”“一、二”，“一、二”，随后枪弹齐发，报数“二”的都倒在血泊之中，无姓名也无罪名，只因为报的数是“二”。

海明威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人类世界的苦难。他痛恨法西斯暴徒。然后，更令人气愤的是，西班牙的教会都支持佛朗哥。佛朗哥大元

帅对教会虔诚而慷慨，佛朗哥大元帅从来就是个好教徒。

海明威对教会第一次产生了反感和嫌恶。他并不是虔诚的教徒，但从来也不怀疑宗教的善意。然而，在正义、和平与人类苦难的试金石上，西班牙的宗教却与法西斯主义狼狈为奸，海明威对此十分气愤。

气愤之下，他竟然抛弃了他的基督教信仰。卡罗斯·贝克在他的《海明威传》中说：

“惟一能使他的生活过得体面的是基督的教规和宗旨对他的约束和指引。问题是西班牙国内的教会都站在敌人那一边。这种事实深深激怒了他，一气之下他连祷告也不做了。一种宗教信仰竟同法西斯主义这样紧密勾结。这种现象多么奇怪，多么发人深省。”

海明威与苏联记者接触频繁。苏联也是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他早就听说，他的作品在苏联很受欢迎，销售量大大超过德莱赛，

帕索斯，刘易斯和其他许多美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的《死于午后》在美国受到攻击时，在苏联读者中都引起了轰动。

他定期到苏联记者下榻的盖洛德旅居去，从苏联《真理报》记者爱伦堡，高尔特索夫那里得到不少新闻情报，以致“北美报联”的经理维勒对他发回去的电讯经常皱眉头。

他也接触了一些帮助西班牙共和军打仗的苏联军官。他对朋友说：他喜欢行动中的共产党人。

海明威这次到西班牙的一项重大工作是与荷兰著名的电影导演伊文斯合作拍摄电影文献纪录片《西班牙大地》。他想用这部纪录片去争取

美国政府对西班牙共和派的支持。

1937 年 4 月的整整一个月里，他一心扑在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上。

海明威要求这部电影中一定要有真实的战争场景。

有一天他们得到一个可靠的情报，说共和派军队将向盘踞在马德里西北山上的佛朗哥军队发动进攻。这天清晨六点，他和伊文斯，还有两名助手，来不及吃早点就扛着摄影机出发了。

他们开始选中了一片林间高地。这里可以看到两军对峙、交战的情况。但不久就飞来几架轰炸机轮番轰炸，炸弹掀起烟火柱，刚好挡住了视线。敌人的狙击手也发现了他们，向他们开火。

他们拼命保护住摄影器材，在炮火硝烟弥漫的山坡上另选摄影地点。最后找到了一栋空无一人的山间住宅，房前有一个水泥平台，几间房子都弹痕累累，有的只剩下断垣残壁，只有一间房子还有一个顶楼，从这里可以清清楚楚地拍摄到山谷里的战斗情景。他们用破布将摄影机伪装起来，在这里整整拍了半天。林间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的坦克，迫击炮弹在空中划出白光，漫山遍野时而奔跑时而匍匐的士兵都进入了他们的镜头。

黄昏时候，他们把笨重的摄影机化整为零，躲过了好几次炮火和飞机的袭击，冒着生命危险把摄影机扛回了住地。

战斗仍然在进行。他们第二天清晨又摸到那个房顶上，还带来了一大群美国记者。拍摄中，海明威忘记了自己的角色，情不自禁地当起了军事评论员。

他激烈地批评佛朗哥军队方面的坦克行动太慢，像老牛拉破车一样没有一点威力。其他人指责他这是为敌人喝阵，他方回过神来，忙又制止别人对自己的攻击：“我们千万不能暴露目标，否则会招来敌人的炮火。”

海明威经常产生置身在斗牛场的幻觉。

西班牙行动中，战争与爱情在海明威的生活中同时出现。将近五个月时间里，年轻貌美的女作家玛瑟陪伴他始终。

他又重温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意大利米兰经历过的“战地春梦”。来西班牙之前的两个月，即 1936 年 12 月，海明威与玛瑟在基韦斯

特岛上初次相识。玛瑟和她的母亲、弟弟来基韦斯特度假，她正在马沃学院念书，已经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狂热追求什么？》和一个短篇小说集《我意识到的问题》。

玛瑟很有抱负，决心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职业女性。

他们在一个酒吧间里碰到海明威。玛瑟那本长篇小说的卷首引语就是来自海明威作品中的名言。海明威与玛瑟很谈得来。

几天以后，玛瑟的母亲和弟弟启程返家，她自己则成了海明威家的客人。深知丈夫性格而且富有“洞察力”的波林陷入痛苦，她尝到了十年前的哈德莉的滋味。

海明威的家里又出现了“两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局面。

西班牙的战火使海明威迅速摆脱了家庭中的尴尬。也许是志同道合，有约在先，也许是阴差阳错不谋而合。总之，海明威一到西班牙，就与玛瑟不期而遇。

可海明威的态度有点不冷不热，玛瑟为此感到气愤，她觉得在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地方见面应该充满热烈而浪漫的气氛。过了好久，海明威才没头没脑说：“好姑娘，我料想到你会来的，因为我早就这么想过。”玛瑟还没有战地记者的正式身份，海明威把她介绍给新闻督察机关

的官员，问题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玛瑟也得到了住宿证明，供应汽油的证明和安全通行证。

他们一同爬上红土山冈，观察共和军发起的进攻，一同盘坐在前线的战壕里，与士兵们边谈笑边抽烟，一同实地拍摄《西班牙大地》。

开始时，其他记者都不清楚海明威与玛瑟的关系，只觉得玛瑟总喜欢捉弄海明威。直到有一天早晨，一颗炮弹把他们住宿的旅店里的锅炉炸坏，热水四处流淌，旅客们纷纷出屋，看到海明威陪着玛瑟从卧室里出来，这才明白他们正在相爱。

他们的爱情随时都有可能湮灭在炮火和枪林弹雨之中。有一天，一颗子弹射进玛瑟的卧房，把房里的穿衣镜打了一个圆圆的枪洞，幸亏当时房里没人。还有一次，他们坐着共和军的装甲车到 4800 公尺高的卡达拉马山地中心防线去采访拍摄时，途中碰到佛朗哥的军队用机枪扫射，装甲车外壳的钢板被子弹打得砰砰作响。

拍完《西班牙大地》以后，他们带着拷贝回到了纽约，三个月以后又重返西班牙大地。这期间，海明威办了两件大事。

他带着玛瑟参加了全美作家代表大会。

大会在纽约的卡纳基大礼堂举行。这是一次盛会，与会者有 3500 多人，大厅、阳台和两侧都坐满了人。

海明威是带着普通与会者的心态去参加会议的，没料到开幕式的当晚，他被安排做大会发言。他是这天晚上的四个发言人之一。其他三个是：美国作家联盟主席斯迪华特、美国共产党书记布罗德和与海明威一同拍摄《西班牙大地》的伊文斯。那晚会议的执行主席是马克西莱。

卡罗斯·贝克描述了海明威发言的情况和引起的强烈反响，而且从中可以看到这次美国作家代表大会的倾向：

“布罗德的发言既克制又直率。他说，欧洲的独裁者已经用炮弹把象牙塔炸得粉碎，作家当前的职责是关心人民的疾苦、反映人民的生活和要求，人民的生活才是艺术的力量和源泉。伊文斯在会上介绍了《西班牙大地》的拍摄经过和影片的内容⋯⋯海明威和玛瑟、马克西莱坐在一起听前面几个人的发言。天气很热，他衣服穿得太多了，领带系得很紧，感到呼吸不自如。轮到海明威发言了，当马克西莱向大家作介绍时，会场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他额头冒汗，眼镜片上有一层雾气，黄棕色的脸颊上湿润润的，他十分激动地站起来，掌声刚落，他就开始了他那历时七分钟的讲话。他说：

一个作家要面对的或者说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会变的。作家本人及其思想可能变化，但那个问题是不会变的。这问题就是如何写得真实，和有了真实的材料之后，如何写出来使读者读后感到是他自己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好作家几乎都能在任何一个他的能接受的政府统治下写出好的作品，受到人民的赞扬。但有一种政府是例外。在这种政府统治下不可能出现好作家。这个政府就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是靠子弹和刺刀欺骗人的，而不会欺骗人的作家在法西斯主义的统治

下是不可能生存的。

这次大会以后不久，1937 年 7 月 8 日海明威和伊文斯应邀为罗斯福总统放映了《西班牙大地》。这次重大行动实际上是玛瑟通过总统夫人伊丽诺争取来的。

那天他们在白宫吃晚饭，饭后，半身不遂的罗斯福总统坐在轮椅上看完了影片。总统和总统夫人都很受感动，表示应该广泛宣传这部电影，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遗憾的是，总统并未表示美国政府将给西班牙共和派以实际行动上的支持。

两天后，海明威和伊文斯又带着这部纪录片到电影城好莱坞去为西班牙共和派募捐。他们在好莱坞举办电影招待会，伊文斯当放映员，海明威作演讲。海明威精心准备了一份长达 17 页的演讲稿，听众很受感动。

在四周时间里，海明威像旋风一样在好莱坞进进出出。由于他的名望，他的热情，他的一片忠诚，再加上电影所起的作用，他们在好莱坞募到的捐款足以购买 20 辆救护车。

海明威喜欢离群索居，却绝无孤芳自赏的文人雅士病，他一旦跨入时代的潮流，便是能量极大的社会活动家。

因为，他信奉行动，他拥有赤子般的热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