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成为“名记者”

20 年代初的欧洲，风云际会，动荡不安。经济危机的魔影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在许多国家徘徊。这对于驻欧记者海明威来说，既是幸事，也意味着苦差。

他一面与斯泰因、庞德等搞“纯文学”的文人雅士频繁交往，一面结识了许多报业同仁，每星期都参加巴黎的英美新闻俱乐部的例会。

不能因为下一头狮子更大就放过眼前这头，何况作家与记者并非水火不容呢。

《多伦多明星日报》经常向他下达指令性的采访任务，他也凭自己敏锐的直觉捕捉新闻报道材料。

他采访了 1922 年 4 月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引人注目的国际会议之一，有三四十个国家的政治家参加，刚成立的苏联派出了一个由 80 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会议期间，海明威耳闻目睹了破坏政治谈判和外交措施的种种手法，这是他亲身领教的政治学的第一课。

他向《多伦多明星日报》发去了 15 篇报道文章。总的说来，对于政治纷争，他采取中立主义的态度；对于政治家，则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去观察和分析。他最欣赏保加利亚的首席代表，主要原因就是他高大结实，有一张饱经风霜的红脸，富于男子汉的气魄和美。

海明威像古希腊人一样，对于伟岸雄健的男子有一种特别的偏爱。这次会议上，海明威还结识了很多记者，其中有一位叫作马克思·伊

斯特曼，他是共产党《大众报》的编辑，身材高大，性格开朗，样子像个教授。他称海明威为“谦逊而有教养的小伙子”，给了海明威不少指点。他们一同去采访了热那亚的贫民区，那里是意大利北部共产主义运动的策源地。

他们成了朋友，但是若干年以后又发生过一次火并。

热那亚会议以后，海明威忙里偷闲，带着哈德莉到米兰作了一次旧地重游，这是他接受了生死考验，经历了狂热初恋的地方。在米兰，他碰巧遇到了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报》编辑部接受了海明威以记者身份进行的采访。此时，墨索里尼的面目还不清楚，才 39 岁，还没有掌权，但是

他的“黑衫党”有 25 万成员，墨索里尼声明说，他们不想与政府作对，可如果政府要吃掉他们，他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将政府摧毁。这一次采访留给海明威的印象是，墨索里尼还看不出像个青面獠牙的暴力煽动者，倒是像个思维敏捷的知识分子。

但是他在报道文章中，还是冷静地分析了墨索里尼的“黑衫党”运动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借反对共产党的名义自发地成立组织；第二阶段是把该组织发展成为正式的政党；第三阶段是发动旨在统治意大利的政治军事运动。海明威认为墨索里尼已走完了前两步，眼下正在走第三步。

他是最先报道墨索里尼的记者之一，而且既审慎又敏锐。

重访米兰的几个月以后，他又接到《多伦多明星日报》编辑勃恩的安排，要他到君士坦丁堡去采访土耳其和希腊的战争。

哈德莉听海明威无数次描述过战争的恐怖，她坚决不同意海明威去战地采访。而海明威一闻到战争的气息就像蝙蝠飞进夜幕一样迫不及待。

如果说 18 岁时他参加欧战是出于某种狂热，那么，现在他完全明白，战地采访对于一个记者具有何等意义。他与哈德莉发生争吵。他离家前三天，哈德莉都不理他。哈德莉后来说：“我们之间没说一句话，他就走了，真够他受的。”

赴君士坦丁堡之前，他还秘密地与赫斯特国际新闻社签了合约，他似乎预感到《多伦多明星日报》不是他的长治久安之所，因此有必要考虑“一仆二主”的策略。

像拳击中常有的情况一样，海明威的信条是：“光明正大地打”，但这不妨碍他偶尔也来几个犯规动作。

他手头紧张，他还住在平民区的顶楼，他与哈德莉还常常作着漫游欧洲的梦。写《尤利西斯》的乔伊斯天天带着妻子到米丘饭店去吃饭，而他和哈德莉顶多一周去一次。

这次战地采访为时不过一月，却是他驻欧记者生涯中的一段辉煌。但他还没走出巴黎，就摔坏了哈德莉送给他的那台柯罗纳牌打字

机，这似乎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果然一到君士坦丁堡他就患了疟疾，他用葡萄酒咽奎宁丸，凭这两样东西和自身的强健去抵御，在数百公里的战线和战区内奔走。

他报道了君士坦丁堡的混乱，这个“神奇的东方之城”现在到处是枯瘦的老狗和翻着白肚皮的鼠尸。他报道了惊恐的人群拥挤在教堂祈祷主的拯救，而有钱人则抢购完了两周以后的火车票。

他采访了穿着美国军装的希腊士兵和希腊军队里的英国顾问，他拍下了燃烧的村庄和流离失所的难民。他描写了两个土耳其士兵枪决六名希腊大臣的情景，“有一个被处决者高高举起一个小小的耶稣受难像”，他们全是在下雨的时候被打死在医院的墙跟下⋯⋯

他住在被捣毁的旅馆里，房里没有床，每次写完报道发完稿，浑身便散了架，倒在地上就呼呼大睡。一觉醒来，用葡萄酒送服几粒奎宁丸，又赶到下一个采访地。

不久，希腊与土耳其签订停战协定，土耳其索去了希腊的萨雷斯地区，并限定希腊军队三天内撤离该地区。

记者海明威随同撤退，沿途景象触目惊心。那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基督徒难民队伍，使海明威看到战争的灾难，他永远也忘不了这种悲惨景象，他用可以与戈雅的战争题材油画比美的文字，描述了身不由己背井离乡的难民群：

“安德里亚诺普城外那些全是稀泥的低洼地带，雨中高耸着一座座清真寺的尖塔。喀拉加奇大路上拥挤不堪的车辆绵延 30 英里。水牛和耕畜在泥潭里拉拽这些大车向前挪动。车队不知头在哪里，也不知尾在何处。一辆辆大车上就是难民的全部家产。年迈的男男女女浑身湿透，跟在车旁驱赶牲口。马里查河混浊的河水几乎涨上桥面。整个撤离其间一直下雨。”

作家林肯·斯第芬看了这篇报道后，坚信海明威将成为欧洲文坛的新秀。

带着疟疾回到巴黎以后，海明威整整睡了一个星期。

不过，他的中东之行和付出的艰巨劳动得到了丰厚的报酬，《多伦多明星日报》社付给他 400 美元稿费，他秘密签约的哈斯特国际新闻社还有一份。不过，明星报社曾打电话问他，怎么他发回的实地报道与国际新闻社无线电广播的内容一样。海明威没能做出令对方满意的解释。

这次成功的战地采访使海明威获得了“名记者”的声望。他很高兴，身体恢复过来后便埋头写作了一段日子。1922 年 11 月下旬，他又奉命到瑞士去采访报道洛桑会议。

这是希腊与土耳其解决两国领土争端的最后一次会议，举世关注，海明威同时接受了国际新闻社和宇宙通讯社的任务，每天 24 小时保持通讯联络，连续三周忙碌不堪。

这次采访中，海明威的“政治学”有很大提高。他遇到了《曼彻斯特卫报》的驻欧记者利欧。利欧热衷于从政治的角度去分析国际纠纷和政界要人。他们几乎每天在一起吃晚饭，一边喝白兰地，一边谈会议、谈政治。由于利欧的影响，海明威对墨索里尼有了清醒的认识。

几个月以前，他还对墨索里尼不无好感，称他为思维敏捷的知识分子。现在他意识到了已走完了“第三步”的墨索里尼将成为“欧洲最大威胁的人物”。

这使他对墨索里尼鄙视起来。他讨厌他身穿黑衬衣，脚套白鞋罩的奇怪打扮，讨厌他用那双非洲人一样的大白眼盯着漂亮的女记者。他还用小说家的笔法挖苦：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墨索里尼板着面孔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手里拿着一本大书，“我蹑着脚悄悄地走到他背后，看看到底是什么书。天哪！原来是一本法英字典，而且还拿倒了。”

海明威关于墨索里尼的预言，由十多年以后的历史印证了。这是他记者生涯中的得意之笔。而他那个搞“纯文学”的导师兼文友庞德却认为墨索里尼是意大利的救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执迷不悟、忠实追随，结果战后锒铛入狱。

海明威对出席会议的所有政治家都有相当敏锐、准确的评论。

洛桑采访期间，不久前被伊斯特曼称为“谦逊而有教养的小伙子” 海明威搞了一个恶作剧：出席会议的土耳其将军伊斯梅特很讨厌，样子像个狡诈的商人，他带了一个保镖。一伙记者想出这个土耳其将军的丑，碍于外交礼貌，只好从他的保镖下手。于是，一次宴会上，海明威自告奋勇去给这个保镖送上一枝装有爆竹的雪茄烟。

海明威后来说：“他很有礼貌地接过那根雪茄烟，并且回敬我一支。”片刻之后，雪茄烟爆响，那保镖立即拔出四支手枪来，可已找不到“凶犯”了。

谁会想到，揭露墨索里尼的野心和戏弄土耳其保镖的会是同一个海明威？

不久，他奉命去德国报道法德边境冲突。他又采访了鲁尔会议。

⋯⋯

在担任《多伦多明星日报》驻欧记者的将近 3 年的时间里，他报道了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访问了大多数欧洲要人，他向多家新闻单位供稿，他的足迹遍及整个欧洲大陆。仅在头一年里，他就 6 次到瑞士，3

次去意大利，3 次去君士坦丁堡，一次到黑森林、一次到莱茵河，行程近万公里。

海明威 25 岁时就确立了优秀记者的声誉。

同时，他那蓝色封皮的笔记本上记下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和见闻，这将成为他日后文学写作的素材。美国现代作家中唯一没有进过大学的海明威说，记者生涯“就是我的大学”。这话绝不是对俄国大文豪高尔基的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