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中国行

1941 年 1 月，海明威与玛瑟从纽约启程，取道洛杉矶、三番、夏威夷，一个月以后抵达中国香港。他作为刚出版的畅销书《丧钟为谁而鸣》的作者，整个旅途都伴随着愉快和荣耀，途中停留的每一站，都有友人、崇拜者或文化界人士为他举行集会和欢迎酒会，到好莱坞时，那里正在筹拍《丧钟为谁而鸣》的电影，由正走红的大明星库柏和英格利·褒曼分别扮演乔丹和玛丽亚。库柏夫妇在洛杉矶机场迎接海明威夫妇，褒曼则从 600 公里外的度假村赶来与他们见面，他还收到了好莱坞老板签发

的一张 10 万美元的支票。再加上有新婚妻子陪伴，海明威情绪兴奋，一路上飘飘欲仙，整个旅途一帆风顺。

他们在香港逗留了一个月，住在铜锣湾一家豪华的旅馆。他们在香港四处走访，与香港市民广泛接触，跟中国人交谈，也跟日本人交谈了解中国人所想所为，观察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当时日本人还没有武装侵占香港。这个城市外表上还有平静气氛和繁华景象，食品丰富商贸兴隆， 跑马场照样赛马，橄榄球赛和扳球赛几乎每天都有。但在长街闹市之上横冲直撞的日本人也能使敏感的人感觉到，这个国际都市必将在战争中面临着劫难逃的命运。

海明威在香港认识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英国人莫里斯·柯恩。柯恩个子不高，身体却很结实，总是随身佩带一支左轮手枪，他曾在 20 年代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贴身警卫，后来当上广东省的警察厅长，

一直当到 1938 年广东沦陷。他是个中国通，能讲中国国语，又能讲流利的广东话，还能讲几种其他地方的方言，而且对政坛风云，世界大事非常了解。

海明威在采访笔记本上的“英雄录”里记下柯恩的名字和传奇经历。他有过为柯恩写本传记的想法，不过这只是昙花一现。

柯恩很熟悉蒋介石，跟海明威讲到许多关于蒋介石的故事，但他对蒋介石没有好感，他跟海明威还谈到了中国大革命前后很多军阀的情况。

宋庆龄当时正住在香港，经柯恩的介绍，海明威拜访了宋庆龄。通过与宋庆龄的会谈，海明威认为她是宋氏家族中最出色的女性，对她表示敬仰。

海明威的最大兴趣是到中国战场作实地采访。

在柯恩的建议下，他选定的第一个目标是广东韶关，这里是蒋介石正规军第七战区的司令部。

3 月 25 日，海明威夫妇乘飞机越过日军封锁线飞抵广东南阳，再改乘汽车到达韶关，一路上风尘仆仆。第七战区的将领举行宴会接待了海明威夫妇。

第七战区的范围相当于一个比利时。军官们陪同海明威和玛瑟考察各处的前沿阵地，一起查看军事地图，研究战争形势。海明威很喜欢中国军人的爽直诚恳，也很佩服他们的见多识广。

海明威在文人中是刺儿头，成名以后更傲慢，但对军人，却有一种出自天性的亲近。

他喜欢与第七战区的中国军官一起喝中国米酒。当时正是阴雨连绵的季节。不能外出时，他常与中国军官对饮。

一次喝酒时，他领略了一位中国将军的机智。

中国将军问他，香港的英国人对中国军队评价如何？

海明威已有三分醉意，不禁模仿英国绅士的神态和腔调说： “中国人不错，确实不错，可是中国人不会打仗⋯⋯我们不指望中

国人会打胜仗⋯⋯” “他们说的是什么中国人？” “中国人嘛，就是中国人”，海明威答道。

“真有意思”，那位中国将军说，“那么我给你讲个中国笑话吧。你知道英国人为什么喜欢使用单片眼镜吗？”

“不知道。”海明威回答。

“英国人之所以爱用单片眼镜，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比自己眼前的东西更多的事情。”

海明威哈哈大笑道：“我见到英国人时一定把这个笑话转告他们。” 海明威在韶关有点乐不思蜀了。

但玛瑟适应不了，天气寒冷，她水土不服，手脚浮肿，中国军官建议她喝蛇酒，蛇酒可以消肿去寒，可她一喝就呕吐。

他们离开了韶关，取道桂林，到了中国抗战时的陪都重庆。桂林很美丽，但他们只停留了两天。

海明威是访问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个美国记者。

在重庆，他们夫妇受到了国民党政府当局的隆重欢迎。蒋介石和宋美龄为他们举行午宴，并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宋美龄为他们当翻译。

海明威和玛瑟感到，蒋介石虽然竭力想成为一个政治家，但实质上只能算是一个军事领导人，他考虑问题，都是着眼军事，他没有民主思想。他直言不讳地对海明威夫妇说：“当一个国家处在战争中的时候， 根本没有民主可言，即算有也不可持久。因为战争使一个国家不得不实行专制统制。”海明威对蒋介石的谈话持保留态度。

玛瑟后来回忆说，他们并不轻易听信蒋介石夫妇灌输给他们的观点：“我们俩不知道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恐怕蒋介石夫妇也不清楚。对他们来说，权力就是一切。他怕共产党，而不怕日本人。日本人总有一天要从中国消失。对他们权力的真正威胁是中国人民，也就是生活在人民之中，领导人民的共产党。”这种精辟而富有远见的见解，出自 40 年代的美国记者之口，实在难得。

在重庆，国民党的财政部长、教育部长、交通部长、国防部长等都会见了海明威夫妇。

他们还会晤了周恩来。

这是他们的中国之行中不同寻常的经历。

海明威夫妇作为记者，见过世界各国、各政党的众多首脑和要人， 周恩来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曾在西班牙与海明威拍战地记录片《西班牙大地》的荷兰导演伊文斯，此时正在中国拍摄另一部纪录片，与周恩来结下友谊，通过伊文斯的介绍和安排，海明威夫妇甩开重庆国民党特务的盯梢，与周恩来在一间地下室里秘密会见。周恩来用法语与他们交谈，宾主谈笑风生，一见如故。后来玛瑟回忆说：

“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觉得和一位中国人相处好像在家里一样，十分愉快。”

在交谈中，海明威向周恩来介绍了广东的情况，周恩来向海明威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基本形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和联合抗日的主张。

当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刚刚过去两个多月，周恩来特别针对何应钦、白崇禧歪曲事变真相的声明写了两份纪要交给海明威，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后来海明威将纪要带回美国，交给有关政府官员作为分析中国局势的重要参考。

海明威真切地感到，周恩来将军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英俊的人，他

很勇敢很机智，在国民党特务遍布的重庆工作得相当出色，他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是能够接近蒋介石的少数持反对派观点的人之一。玛瑟认为，周恩来先生落落大方，平易近人，但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可能会成为胜利者，如果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典范，那么中国的未来必定属于他们。

海明威夫妇预测：抗日战争以后，共产党将接管中国，中国最优秀的人物是共产党人，他们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信任。

后来，海明威在纽约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军队现有 300

个师，其中有 3 个师是共产党领导的，这三个师防守的地区极其重要， 而且他们进行了出色的战斗。”

作为国际知名记者和著名作家，海明威关于中国抗战和中国问题的态度和倾向，也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他与周恩来的交谈中，明确表示反对中国内战，中国人应当一致抗日，赞成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权，不满意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独断专行和消极抗日，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态度和政治经济、外交政策。

根据海明威的谈话，周恩来认为中共在争取国际友人的支持上“大有活动的余地”，并致电廖承志和毛泽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海明威与玛瑟在重庆期间，中国新闻学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九个社团联合举行招待会，欢迎他们，与会者有中外各界人士 300 多人。席间，海明威夫妇欣赏了中国古典乐曲，品尝了中国的佳肴和美酒。对这二者都很内行的海明威不停地称赞“好极了”！

离开重庆以后，他们又到了成都、昆明，看到了古老高大的城墙， 从西藏远道而来的骆驼商队，看到了成千上万的民工抢修机场的沸腾场面，民工们一边拉石磙，一边喊着低沉浑厚的号子⋯⋯

40 年代的中国给海明威的印象是：中国还很落后，但中国很有前途。回美以后，他出席记者招待会，写连续性的报道文章，站在和平、民主、进步的立场上，谈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