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门的叛逆弟子——李贽

王守仁心学传到弟子王畿、王艮，已经偏离了封建道德，再向下传，更出现了一些具有叛逆精神的学者。他们敢于“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对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封建的思想意识形态都造成很大的威胁。李贽就是这些学者中最突出的一个。

李贽（1527—1602），又号李卓吾，生于福建泉州府晋江县的一个读书人家，是回族人的后代。他曾经以王昆的儿子、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为老师，应该算是泰州学派王艮的再传弟子了。

李贽曾经这样自我介绍：

我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也不信仙释。所以见道人厌恶，见僧人厌恶，见道学先生就更加厌恶。后来，有人告诉我王龙谿（王畿）先生的话，以阳明先生的书给我看，我才知这两位先生像得道真人一样不死，就像真佛、真仙一样。我就是倔强，也不得不信服他们。

李贽就这样不信仙，不信佛，更不信正统的程朱理学。却只相信王守仁心学与其弟子的思想。可见他的叛逆思想也是从王守仁心学的理论中滋生出来的。

李贽 7 岁随父亲读书，26 岁在乡试中中了举人。但他却不愿意继续参加科举的进士考试，因而在河南、南京、北京等地辗转做了 20 多年的小官，直

到 51 岁才任云南姚安府知府。因他性格耿直，敢于坚持正义，在官场中处处感到受管束，处处与上司抵触，所以后来干脆辞官不做，到湖北黄安依耿定理生活。他与耿定理、耿定向兄弟本是讲友，这时，耿定向在京城做了大官，暴露出假道学的虚伪面目，李贽就在来往书信中无情地揭露他，由此他被耿定向逼着离开黄安。以后，他移居麻城，在离城三十里的龙潭芝佛院居住、读书、著作，写出了《焚书》、《藏书》、《续藏书》等著作。他与僧人为侣，又剃发留须，不受社会习俗的拘束，也不管舆论的非议。他写的书也尽触犯封建道德与封建传统观念。加上耿定向为了报复，唆使门徒、流氓，散布谣言毁谤他，他又被逼离开龙潭芝佛院，到通县友人马经纶家居住。但反动势力仍不放过他。万历三十年（1602 年），他被明政府逮捕入狱，罪名是： “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明

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李贽在通县居住时本已多病，入狱不久，便用剃刀自刎，结束了他坎坷、受磨难、遭迫害的一生。

李贽的基本思想是“童心”说。他从王守仁的“良知”说出发，认为人生来就有的，是一种纯真无假的“童心”。童心，是人的“最初一念之本心”，是人所具有的最可贵的，没有受外界影响的“真心”。人，只有不失童心，才能保持天然具有的道德真性，做一个有道德的“真人”。而世上更多的人，由于多读书、识义理，增加了“耳目闻见”（指传统习俗），学会了“心思测度”（指机诈权变），懂得了“前言往行”（圣人之言行），反而失去了“童心”。他们知道了分辨美恶，于是对自己以美名而扬之，因丑行而掩之，变成了假人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

李蛰以“童心”为真，“闻见义理”为假，并不是笼统地反对人多读书，积累经验，增加见识，而是特有所指。他所指的，就是从宋代至明代，被理学家（又称道学家）所讲得烂熟了的封建伦理教条。李贽看到，明代末期，在程朱理学正统思想的桎梏下，封建道德一方面残酷地压抑着人性，一方面又成了一些虚伪的道学家公开掩饰自己不道德行为的盾牌。出于愤怒，他才把矛头指向寓于闻见习俗中的道德义理，要求恢复人初生的本有“童心”。

李贽的“童心”，又包括为满足人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生理需求，以及追求正当的物质利益的私心。如他说：

人必有私，然后其心才有所表现。私者，人之心也。如种田的，求秋后有所收获；治家者，求仓府有所积蓄；为学者，求学问有所长进，因此，他们才各自尽心尽力。

人人有私心，这是自然之理，并不是随意乱说的。而那些为“无私之说”者，才是画饼充饥，或为人云亦云的“观场之见”，只令隔壁好听，不管脚跟虚实，无益于事，只乱聪明，不足取啊。

他以为，趋利避害，人人所同；私心是“天成”的人人同具之心，即使圣人也不例外：圣人也是人，既然他们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就自然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草而自逃荒野。因此，圣人也不能无势利之心。

李贽以“童心’说和“私心”说为武器，揭露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同时，他也把“圣人”放到了与平民百姓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反对对“圣教”的盲从和对圣人的迷信。

在龙潭芝佛院的时候，李贽曾经在佛堂上供一孔子像。佛堂上尊孔圣，这事本来就有些可笑，而他为此所写的《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就更带着极大的讽刺意味，他说：

人都以孔子为“大圣”，我也以为“大圣”。都以老、佛为“异端”，我也以为“异端”。人人并非真知大圣与异端，是闻于父师之教而熟习此；父师也并非真知大圣与异端，是闻于儒先之教；而儒者先辈呢，也并非真知，不过因为孔子有此言罢了。

儒先靠亿度而言，父师沿袭而诵读，小子朦胧而听之。于是这种道理便成了万口一词，不能破，千年一律，不自知的真理。

我是什么人，敢有自己的主见呢？也只有从众这样做了。

李贽敢这样对孔子“大不敬”，其实针对的也并不是孔子本人，他所揭露的，是“万口一词”、“千年一律”的是非观；他所不满的，是千百年来因循的封建社会礼俗。所以他又公开提出，以个人之心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应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他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

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焚书·答耿中丞》）

李蛰对伪道学家的揭露更是人木三分。他指出，有的道学家“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他们正唯无才无学，才以讲道学之名骗取高官厚禄，以讲道学为“取富贵之资”。他又说，有的道学家会写几句诗，就自称山人，但他们“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箭（yú，指爬墙之贼）”（《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侯》）。

李贽对封建道德、封建礼教的批判有时往往又深入到日常生活的伦理中。如他曾批驳“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的流俗论调，为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鸣不平。他也反对片面要求妇女守节，不许寡妇再嫁的封建礼法。西汉时有个卓文君，是大商人卓王孙的女儿，因丧夫家居。后来她与文学家司马相如相慕，便弃家出走。与司马相如逃往成都。这个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按照封建道德的观点，卓文君是应该受谴责的。但是，李赞却赞扬卓文君不通过父母，自行择配，是有远见的。嘲笑拘泥于习俗的人是“斗筲小人”，“徒失佳偶，空负良缘”。

李贽的这些批判具有大胆、尖锐、泼辣的风格，表现了他摆脱传统思想束缚的勇气。但是这也就使他成为封建传统卫道者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眼中钉。细究起来，李贽也应算是王守仁的第三代弟子。但是，从王守仁到王良、王襞，再到李贽，心学向异端发展的趋向，是王守仁生前所预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