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愚各安其所

王守仁通过“明明德”、“亲民”，所要实现的“万物一体之仁”的理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他曾在答顾东桥的书信中有这样一些生动的描述，他说：

在这样的社会里，天下人都和和乐乐，亲如一家。那些才质低下者，就安于农、工、商、贾的职分，勤勤恳恳地从事他们的工作，以养育全社会的人，没有任何希高慕外的妄想。而才能杰出者，则一展他们的才能。就像一家之中，有的去筹划衣食，有的去通有无，有的准备器用，各分其职，同谋共力。

在学校里，只是把成德作为最重要的事。人们有才能的不同，或长于礼乐，或长于政教，或善于农事，都因其才而教之益能，然后举德而任。大家都同心一德，任用者不以职位高下、职务繁闲作为衡量标准；被用者只要工作适合自己的才能，即使职务繁杂也不以为劳，地位低下也不以为贱。

这样社会的实现，据王守仁认为，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圣明之世，有圣人的出现，像远古时代的唐尧、虞舜、夏禹一样；而“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人，无内外远近”，都像是“昆弟赤子之亲”，都要耐心地安顿之、教养之。教养的核心内容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的伦常关系，教养的依据是人人都有的“良知”之心。王守仁还特别提出，每一个被教养的人，“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都要安于卑琐，恪守职分，没有“希高慕外之心”。因为人们的各有分职，只是由于“能力”的不同。

这就是王守仁设计和畅想的理想社会！在这里，他不仅对贤明君主的出现，以及忠于职守的官吏寄予希望，更重要的是对居于市井，以及从事农、工、商、贾的百姓提出了各安其所的要求。他以为，这正是维持和稳定以“五常”关系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条件。

王守仁“万物一体之仁”的理想包含了儒家“仁”学思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爱有差等”的原则。儒家讲“仁爱”，历来就不像墨家一样，崇尚没有差别的“兼爱”。“仁爱”思想所根据的，是从奴隶社会末期至封建社会贯穿下来的宗法制度、等级关系，所以“仁爱”是以“爱有差等”为原则的。孔子讲“仁者爱人”，又讲“克己复礼”，这就给爱人的“仁”加上一重限制：必须按照礼的规定，依据贵贱亲疏的差别去爱人，而不能对各个等级的人一视同仁。孟子也讲“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但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是由亲到疏逐步推广“仁爱之心”的。他讲“仁民”、“爱物”，是主张从对人的“仁”扩展到对物的“爱”，同样是有远近之分的。

王守仁也不例外。例如关于《大学问》的思想，《传习录下》中有这样一段问答：

问者问：既然大人者与物同体，就应对人一视同仁，为什么《大学》

中又有厚薄之分呢？

王守仁回答：这是道理上本来应该有厚薄。比如人身原是一体的，却常要用手、足来保护头目，这哪里是有意要轻视手足呢？又如人对于禽兽、草木同样爱惜，却又不得不用草木去喂养禽兽；对于与己同类的人和对虫、鱼、鸟、兽同样都爱，可又不得不宰杀禽兽来赡养亲人，或供祭祀，或宴宾客；这难道都是有意要在人与万物之间分别厚薄吗？不，是自然界的道理本来就如此。而人对于自己的至亲与对陌路人虽然都是爱的，如果眼前摆着一箪食、一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也总是宁救至亲不救路人。这都是同样的道理。至于对自身与至亲之间，当然就不宜再分厚薄彼此了。这就是《大学》上所讲的“厚薄”。所谓“厚薄”之分，是人的良知上自然都有的道理，不可逾越的。

人生在世上，为了维持生命总要吃饭穿衣，为此，就必须摘取草木，喂养生畜，又要宰杀禽畜，供养生活。这是人人都经历的最简单的道理。王守仁用这一道理做类比，说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都必然有亲疏等差，因而儒家的爱有差等原则是不可抗拒的铁的规律，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他在这里对孔孟的“爱有差等”思想做了最详尽，也可以说是最生动的发挥。

王守仁还曾举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人的爱心的表现是逐渐发端，有顺序、有层次的。他说，“仁”是造化生命之理，虽然无处不在，却总是有先后、有过程的。比如树木，总是先抽芽，再发干、生枝、生叶。树木抽芽时，就是它生命的开始。父子兄弟之间的爱，就是仁爱的最初表现，其它的爱，都由此发端，就像树木从这里抽芽，开始了生命一样。他用这样的比喻，说明人的一切活动总是从自身出发，爱也是从最切近处开始的，自然就有个先后、厚薄。而墨家的“爱”没有分别、没有差等，把自家父母兄弟和路人一样地看，这就像树木没有了生命的“发端处”一样。

王守仁“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是带有很大的理想主义色彩的。而“爱有差等”的原则又更接近现实。譬如他在赣南平息农民造反时，其所发布的告谕中有这样一段：

岂知我上人之心，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况于人命关天⋯⋯尔等今虽从恶，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除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杀二子，不得已也。

他在这里用“先后厚薄”的说法表明自己镇压起义农民是出于迫不得已。在他看来，既然封建社会是个大家庭，那么杀戮一两个危及大家庭的“背逆” 以保住大家庭的安全，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样的说法简直是用“爱有差等” 的理论，来为自己镇压起义农民的行为做注脚了。

但是，所谓“万物一体之仁”的理想本来就不是一个空想，而是以哲学家所面对的现实社会关系为蓝本来勾画的。当王守仁在想象这个社会的和谐、安定、没有纷争时，他可以闭眼不看这个社会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而一旦要设计实现理想社会的方案和措施时，就必须面对眼前的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