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研儒经 究心佛老

王守仁之前，自宋代以后，中国的学术思想界由朱熹占据着统治地位。朱熹（1113——120），字元晦，号晦庵，南宋哲学家。他曾以儒家思想

为基础，兼容佛学思想，并集中了宋代理学家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等人的理论成就，创造了一个综罗百代、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由此， 被称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与二程（颢、颐）的思想合在一起，称为“程朱理学”。自南宋以后，程朱理学逐渐上升为封建社会官方的统治思想。元代以后，朱熹所著的《四书集注》，及对儒家经书的各种注释，成了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而至明代，以程朱为标准，由官方主持专修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统一思想，“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这种局面直到王守仁心学的产生才开始改变。

王守仁从少年时起就有一种怀疑精神，因此，他一开始接触朱熹理学就发现了与自己思想的抵牾之处。他 18 岁时，在江西成亲后携夫人归余姚路过广信，拜访了程朱学派的理学家娄谅，初步接触了程朱理学思想。当时娄先生告诫王守仁，圣人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达到，学习的内容是儒家经典，学习的方法是朱熹的“格物”说。所谓“格物”就是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大至天地宇宙，小至草木昆虫，都存在着一种先天本然之理。人与人之间的仁义礼智信也是此“理”的表现。“格物”，就是通过读书，或通过日用伦常的践履，来体验这一个“理”。只有对“理”的体验达到一定的程度、一种境界，才算实现了圣人的标准。对于这一番道理，王守仁深深记在了心底。

1492 年，王守仁陪父亲在京师居住，这里有着优越的读书条件。于是王守仁如鱼得水，他搜遍周围可以找到的朱熹的书来细细地读。读书之余，不免想到实践。朱熹曾说：“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正好父亲官署中有一片竹林，王守仁就面对这片竹林做起“格物”之功。他两眼紧盯着竹子，心中反反覆覆地琢磨着，渴望从竹子中得到“至理”。但一连七天，不但“沉思不得其理”，反而得了一场大病。与他一起做“格物穷理”实验的朋友也早已经病倒了。这使王守仁非常失望，他想：也许圣贤各有定分，不是人人通过“格物”都可以做得来的吧！我还是去写诗、做文章， 随俗就世罢了。

但是过了几年，当王守仁学过了辞章、兵法等技艺，感到不满足，又重新回到了求贤至圣的老路上来时，他读朱熹的书忽然又有新的发现。一天， 王守仁读书，读到朱熹《上宋光宗疏》中这样一句：“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 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于是他体会到，读书不仅要有一种专心一意的态度， 读书要博；同时也要有循序致精的顺序，才能由博而精专。他想：以往我读书虽博，却没有在循序致精上下功夫，难怪无所收获。于是重新调整了读书方法，因而对朱熹的“格物穷理”有了一些新的体味。但他终归觉得，所谓“格物”，物在外，而“穷理”，理在于心。若以方寸之心，去穷格天下万事万物之理，怎么能穷尽得了？岂不是心和理分作两处？再者，如果说一草一木都包含着理，怎么能把这种理变成个人的认识，又怎么能靠这样的“物理”来搞好自身的道德修养呢？

一连串的问题困扰着王守仁，使他百思不得其解。而他由此对朱熹思想产生的怀疑实际上正酝酿着思想史上的一次大的转折。这转折就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来说，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这就是：当时被奉为正统的程朱学说已经日渐失去了生命力，造成思想上的僵化和学术上的空疏。一些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沉迷于朱熹所谓格物穷理、问学致知的为学方法，以此来掩盖道德上的虚伪，全然不与个人的身心修养发生联系。王守仁也看到了这种弊病，但是他在思想上对朱熹由信奉到怀疑及至批判，却不是轻而易举的， 而是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摸索过程。正像明清的大史学家黄宗羲曾经说过的：

先生（指王守仁）之学，始泛滥于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 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子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 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王守仁的心学思想是经过了三次大的转变，才找到成学之门的。

王守仁按朱熹循序致精的读书方法求圣仍不得其门而对朱熹思想产生怀

疑后，由于思想上的苦闷仿惶，加上身体不好（他所得的是肺病）；又由于进入仕途以来，切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愿望始终不能实现，曾一度对佛家及道家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实，他与佛道思想的接触倒不是从这时开始的。

王守仁所处的时代，佛道思想不仅广为流传，而且深入人心。王守仁的祖母岑氏就崇信佛教，这不能不对他产生影响。至于他与道家的交往，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就在 17 岁结婚那一年，他从北京经老家余姚来到江西南昌，住在外舅（即他的岳父）官署，等待喜日的来临。但在婚日前一天，他独自散步无意中走到道观铁柱宫，看见一个道士在静坐，就与他探讨起道家的养生说。道士说：养生之说，无过一静。只有清静才能达到庄子“逍遥” 的境界。说着，就教他施行导引法。王守仁听着，不觉入了神，竟然忘了新娘还在岳父家等着他。他与道士闭目相对而坐，不知太阳已经落山了，也全然忘了吃饭和睡眠。直到第二天清晨，岳父差遣的卫役找了一夜，才到铁柱宫找到他——他与道士在坐榻上坐了一夜，竟纹丝不动！

就这样王守仁学习道家曾经到了入迷的程度。现在，也许是为了逃避纷乱的官事和无聊的世间生活，也许是想重新追回曾经感受过的道家静极的境界，也许是渴望探索道家与儒家思想的不同，他又一次沉溺于道家思想。弘治十四年，他任职刑部主事时到安徽审理案件，顺路游览九华山，并多次寻访道家。他听说道士蔡蓬头修炼有术、远近闻名，就带上几个差役去访。但当他在前厅与蔡蓬头行过了见面礼而向他询问时，蔡蓬头笑而不答，只说： 时机未到。王守仁又遣散随从到后厅拜问，蔡仍只说时机未到。这样经再三请问，蔡蓬头才说，你礼节虽重，但官气未丢。王守仁听了，只好一笑告别。但他仍不甘心。听说地藏洞有一位异人，坐卧在岩洞的松毛之中，长期以来不食人间烟火。王守仁便不怕山道崎岖、路途艰险，只身前去寻访。他见到异人时，异人正在熟睡。于是他守候在一旁，只等着异人醒来才与他讨论。

王守仁在九华山，出入佛老，寻访探讨佛道思想，他仰望凌云的山峰， 有如仙境一样令他神往，于是作诗道：

灵峭九万丈，参差生晓寒。仙人招我去，挥水青云端。

他也幻想着有一天能够脱胎换骨，远离尘世，早登仙境。由于肺病发作， 加之京城的生活也闲极无聊，31 岁这一年他正式告假回绍兴府地养病。此间大约一两年的时间里，他筑室四明山阳明洞，静坐施行导引术。这样做的结果，有时，他感到自己已经能够先知，有时，在恍恍惚惚之间，似乎觉得自己将要离世远去。但是，经历了这样的感受之后，他却忽然觉悟到，佛道虽好，其最终的目标却是要人割断亲情，舍弃妻儿老小，一个人遗世入山；再者，佛道也不能入世，不能使人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终于，他认识到佛道与自己憧憬的圣人理想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又重新回到了儒家思想上来。

弘治十八年，王守仁 34 岁，开始收授门徒，讲学京师。同年，他始交翰林庶吉士湛若水，共同提倡“圣学”（儒学）。王守仁向他的学生讲述，学习儒家经典，必须立为圣人之志，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反对学子以科举考试为目标，忘了国家大事及礼义廉耻。

但是，到底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自己的圣人目标？这在他思想中还是个

悬而未解的谜，直到他在人生中经历了一次大的政治磨难后，才找到了确切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