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一体之仁

王守仁《大学问》论述的核心问题是“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大学问》开篇即说：

大人啊，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他视整个天下如自己一家，看中国就像已一人之身一样。如果因形体身骸不同就产生隔阂，从而分彼此你我，那只是小人罢了。

《大学问》作为自先秦至汉代以来形成的一部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经典，论者常解为“大人之学”。王守仁以为，所谓“大人”即圣人，即是认万物为一体，天下为一家，国家为一身之人。他解释“大人”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人，这里所阐述的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思想，而是儒家学说中的一个古老的社会理想。

儒家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仁”学思想。“仁”的基本精神是“爱人”，孔子说“仁者爱人”，他在自己的著作《论语》中大量使用了“仁” 的概念，把仁当做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道德标准，及决定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德治”，他用“仁”这一术语所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理想，即在阶级社会中人人都能够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就是说要常常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你自己要事事行得通，也要让别人事事行得通；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样，不仅统治阶级内部能够互相尊重，消除内部矛盾，同时，统治阶级也能够爱大众，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并帮助大家生活得好；这就是“泛爱众”《学而》），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而这一切都是建于以封建宗族关系为本位的仁爱思想基础上的。

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说继承了他关于“仁”的思想。例如孟子提出“仁政”，要统治者将自己的“仁爱之心”推而广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将尊敬自己父母之心推广于天下的父母，将爱护自己儿女的心扩展到天下人的儿女身上。据说像这样，统一和治理天下就像是在手心中转动东西那样容易了。孟子还提出“仁民”、“爱

物”的思想，要人们将爱自己、爱亲人之心不只推广到一切人，而且推广到一切物之上。至宋代以后，儒家“仁”的思想被发展为一种宇宙观、精神境界，“仁”的社会理想没有变，不过加入了更多关于天人、物我、心性、心理等关系的哲学内容。

理学家提出了“万物一体”的观念，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合一为一个整体，万物之间都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这就是“仁”的本质。如孟子讲仁爱之心，但人能将仁爱之心推及到他人和万物，正是因为人与万物之间有着休戚相关的内在联系。“万物一体”也标示出人的一种“大公无私”的境界，人应该把这个境界当作道德修养和精神生活的目标，抛弃从一己出发的“小我”感受、而达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我”境界。宋代理学家、理学的创立者程颢提出“识仁”的观点，他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 “天地之用皆我之用”（《遗书）卷二上）。他所说的“仁者”就是达到万物一体境界，因而能够对他人与万物都诚爱无私的人。他曾用古典中医的说法来讲这个道理。中医把手足麻痹称作“不仁”，所谓不仁就是气血不畅、血脉不通。他以为人如果视天地为一身，视天地之间的品物万形为四肢和肌体，就自然会感到肌体的每一部分都与你痛痒相关。相反，如果你对别人的疾苦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不就好像患了中风症，从而肢体麻痹，没有知觉一样吗？

宋代还有一个理学家叫张载，他有一篇著作叫《西铭》，在理学中也很著名。与程颢不同，张载不是把万物都看做一人之身，而是把整个宇宙都视做一家。《西铭》中说：

乾坤天地是我的父母，我生于天地中间，以天地的质料为体，以天地的活动方向为性。人民既与我同生于天地，当然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既与我同处于天地，自然都是我的同伴和朋友。君主是天地的长子，大臣是协助天地管理事务的“家相”。老年长辈，先我而生，我尊敬他们，就是尊敬天地之长；孤儿幼子，后我而生，我慈爱他们，就是慈爱天地之幼。圣人是与天地的合德者，贤人是天地间的优秀者。凡天下的病苦、残疾、鳏、寡、孤、独者，我看他们，就像我的颠沛流离、孤苦无告的同胞兄弟一样，都应给予同情和抚育。

无论是程颢，还是张载，他们的万物一体思想都是一种宇宙观，而在宇宙观中又包含了美好的社会理想。他们设想在理想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没有矛盾和“争讼”。但是，这个社会并非没有等级之差，它是由君主和大臣层层管理着的。

王守仁“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就是建在孔孟及前辈理学家这些思想基础上的。但是，他把“万物一体”的观念与心学“致良知”的思想相结合。在他看来，“大人”（圣人）能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视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并不是因为有一种外在的“理”对他提出这种要求，而是他的心本来就具有“仁”的本质。“大人”具有视人如己的崇高情怀和“博施济众” 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这出于他的“良知”。不只“大人”之心有这样的良知，平民百姓，“小人”之心也有这样的良知，天下人之心都有良知，可见心是息息相通的，这就是“万物一体之仁”的根据。

王守仁把“心”当作“仁”这样一种社会理想的根据，表现了他在哲学理论上思考的深入，同时，也反映了他对现实的政治、伦理关系的不满和失望。明朝中期正德嘉靖年间，中国封建社会正处在一次新的社会危机之中。

当时，不仅有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尖锐的阶级矛盾造成频繁的农民起义，时时威胁着封建政权的生存；同时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也是互相倾轧、争权夺利，派系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加上以南方为中心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和出现对封建经济关系，以至道德关系的冲击。这一切，都使他在现实的人、人与人的关系中看不到整个封建关系，重新建立稳固的封建秩序的希望。所以他寄希望于人心的良知。王守仁说：

大人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并不是他们的主观想望，而是他们本有的仁心和善性。他们爱他人、爱生灵万物，把他人和万物视如自已身体的一部分，都是这种仁心善性的表现。

岂只大人，即使是小人之心也无不如此。只不过他们自小其心量，蒙蔽了灵明的心性⋯⋯小人之心既然因分隔而变得浅陋和狭小，要使他们“一体之仁”的心性重新显露，就只有不动私欲、不被私心所蔽。一旦受私欲蒙蔽，他们就会因个人利害而互相攻击，忿怒偏激，无所不为，甚至骨肉相残。

因此，如果没有私欲蒙蔽，即使是小人之心，其仁爱的表现也会和大人一样；一旦有私欲蒙蔽，即使是大人之心，也会变得浅陋狭小，像小人一样。所谓大人之学，它的目的就是去掉人心被私欲的蒙蔽，恢复人心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的道理啊！

王守仁把他所处的封建社会的一切矛盾，都归于人心本体的蒙昧，他欲调和这些矛盾，实现“万物一体之仁”的理想，而所提出的唯一救世方案，就是改造人心，恢复人所本有的“良知”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