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材施教各求本性

据说，有人曾当面称赞王守仁说：“古来的名世者，或以文章著称，或以政事卓著，或以气节，或以勋烈被人称道，而公能兼有之，若除去讲学一节，即为全人了。”王守仁却笑道：“我愿从事讲学一节。即使尽除去其他四件事，也无愧于做个全人。”

王守仁一生集事功、文章、道德于一身，但最令他本人自豪的还是创立学说，从事教育。他不仅是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也是个积极崇扬并热心从事于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他曾在江西修建濂溪书院，在绍兴、余姚开辟稽山书院、创立阳明学院，在广西兴办思田学校、南宁学校和敷文书院，还曾受聘为贵阳书院的主讲，并集门人于白鹿洞讲学。他为封建社会办教育， 振兴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统治，其思想必然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是， 他在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故他的教育思想也是对中国文化具有重要贡献的。

王守仁最爱用种树的比喻，来讲他的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的核心是道德教育，而人的道德意识培养就像树木长成一样，要有个过程。树木总是先抽芽、发根，然后生枝生叶。人们看到一棵大树枝叶茂盛，为什么不去想一想，树木生命的源泉在哪里呢？他说，没有幼芽，何从长出干茎和枝叶？而幼芽生于根，因此树木之本在于根，有根则生，无根即死。他以此说明良知是道德意识和一切思想的根源。人的道德意识，就是从父子之爱、兄弟之情这些最基本的道德意识开始，逐渐扩展到对百姓之“仁”和对万物的爱。所以良知是“人心生意（即生命力）的发端处”。王守仁还把立志比作“植根”， 他极为重视个人意志力量的培养，说，人不立志，就像种树不植根，只是白白栽培和浇水，这样必然一事无成。

王守仁重视因材施教。他说；“人要随才成就”（《传习录上》），从童子到圣贤、从卖柴人到天子，都应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做为学功夫。人有不同能力、不同气质，因此要根据个人情况随才成就。对狂放的人，要从狂处指点他，使他谦虚谨慎；对于狷者，要从狷处引导他，使他遇事能处理周全。人的才气哪能都一样呢？他又说：“圣人哪能拘得一个死的格式？只要良知的大是大非相同，就是各自为说亦无妨。比如这里有一片竹林，竹林中的竹树只要枝节大体一样，便是大同。如果强求每棵竹的高下大小，每一枝节都相同，又怎么能显出造化的妙手呢？”

王守仁特别讲对儿童的因材施教。他以为儿童的性情是“乐游而惮拘检”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他们像草木刚刚萌芽，须顺其自然才能使之健康成长，如果人为地捆绑和摧残，就会有害他们的生机。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如教他们洒水、扫地、应答、对对；引导他们“歌诗” 以渲泄情感，“习礼”以动荡血脉、坚固其筋骨，读书以宣其志意，这都是有益于他们身心成长的。必须调动他们的兴趣，鼓励他们的情绪，他们才越

干越爱干，乐而忘返。这就好像时雨春风披洒于花卉草木，使他们悄悄地萌动生机，不知不觉地长成。相反，若是幼芽刚刚长出，便遇冰霜冷雪，他们就会“生意萧索”，一天天枯槁了。

王守仁一生不辍讲学，他的教育事业曾出现过几次高潮。最早在贵州讲“知行合一”，以后在滁州督马政，地僻官闲，他便在美俪的龙潭边上设起了讲堂。每次讲课，环龙潭而坐者常数百人。后来在江西，直至广西，都曾有大批学生追随他。而居越 6 年，他的教育事业达到了顶峰，思想愈成熟， 教学也愈简易。《王守仁年谱》记他，每临讲坛”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功夫有得，则因方设教”。王守仁自己则说，他教人只是“致良知”三个字。有个朋友对他说，“致良知”我已经听了。可是也需要您再讲一讲。王守仁说，这就须得你自己去求了，我也没别的法可讲。他举例说，早先有个禅师，别人向他问“法”，他只把手中的尘尾提起。一天，他徒弟将尘尾藏起，试看他如何设法。禅师找尘尾不见，就只空手提起。王守仁说，我这个良知，就是那禅师设法的尘尾，舍了这个，还有什么可提得？

王守仁的学说在朱熹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为什么能够吸引那么多的文人士子、中下层地主官僚，以至平民百姓，甚至令他们如醉如痴？除了客观的社会历史原因，如从自身学说来讲，他在这里可算是一语道破“天机”。“致良知”学说原来只是个因方设法的“尘尾”！它所倡导的不是千篇一律的道德原则，也不是标示“仁、义、礼、智”的抽象道德规范，不是如朱熹那样外在的客观“天理”，而是与每个人的性格、心理、知识、经验结合在一起的道德意识、人生信念、心理惯势和行为方式。王守仁以为“人胸中各有个”良知，这是你自家心中的？“圣人”，“自家痛痒自家知”（《阳明全书》卷二十《答人问良知二首》），这是别人绝不可替代的。教育者的责任就是启发每个人自有的良知，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或别人的良知强加给他。这个教法就是“因方设教”，“使人各求本性”。王守仁的学生性格来历千差万别，他对这些学生也各有教法。提起他收授学生的过程，有的还传为一段佳话。

王守仁的弟子王艮，原名玉银，是泰州安丰场一煮盐灶丁的儿子。这一年他 38 岁，听别人讲到王守仁的“良知”之学，就不远三千里来到江西南昌。他身着自制的古冠服，手执木简，并携带两首自赋的诗请见王守仁。见面之初，王守仁虽见他穿得古怪，还是尊为上坐。王艮也毫不推辞。随即，王守仁问：“你戴的什么帽子？”回答：“有虞氏冠。”“穿的什么衣服？”“老莱子服。”“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呢？”“表示对父母的孝心。”又问：“你的孝能够通贯昼夜吗？”回答：“是的。”“若是你穿上这套衣服就是孝， 那么夜间脱衣就寝就是不孝，你的孝怎么能通贯昼夜呢？”王艮忙说：“我的孝在心上，怎么会在衣服上呢？”“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衣服穿得这样古怪呢？”经过这一番问答，王艮自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便悄悄地向一旁坐了坐。王守仁又与他讲天下事，论“格物致知”。直讲得王艮心服口服，叹道：“先生之学简易直截，是我所不如啊。”于是倒头下拜，自称弟子。但王艮是个脾气耿直倔强的人。当日他回到住处，又仔细地推敲王守仁所讲与自己过去的所闻所见，觉得不尽相合，于是第二天一早又求见王守仁，告诉他自己对昨日拜师已有悔意。王守仁非但不怪罪他，反而称赞道：“你这样不轻信盲从，正是我所喜欢的。”于是又敬为上坐。经过一番辩难，直到王

艮真正折服，才又向他称弟子。这就是王守仁收王艮为弟子的故事，王艮的名字，还是王守仁亲自为他改的。

王守仁的另一个著名弟子王畿拜师更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王畿，字汝中，号龙溪。他年青时有侠士作风，每日在酒店与人对奕，开怀畅饮，无拘无束，王守仁几次想见他，他都不肯来。这天，王守仁心生一计。他令门下弟子聚集在堂前做六博投壶的游戏，赢者歌呼饮酒，场面好不热闹，呼声远近皆闻。这样过了几天，又派遣一位弟子悄悄侦察好王畿常去的那一家酒店， 凑到店里约他一起赌博。王畿见了，不屑一顾地笑道：“难道腐儒也能博吗？”这弟子立即答道：“吾师门下，天天如此！”王畿听了不觉一怔，心里说： “世上却真有这样洒落的儒者吗？”于是他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来见王守仁。谁想到一见便被王守仁的气度和学说吸引住，从此便拜师称弟子。王畿后来中进士后，宁愿不参加殿试而回到王守仁身边，协助王守仁教授弟子。王守仁居越讲学时，每遇新来的学者，常让王畿与钱德洪等高足弟子先行讲授， 引导入门。

王守仁还有一位特殊弟子董萝石（沄），家居海宁，年已 68 岁，且以能诗在江湖上出名。他在游会稽时听王守仁讲学后，用柱杖肩背瓢笠诗卷来拜访王守仁。一见面，王守仁见他长须银眉，气宇不凡，十分敬重他，请入上座。又与他日夜长谈，十分投机。董萝石佩服王守仁的“致良知”思想，强拜他为师。后来，王守仁与他一起游览山水，寄情志于山水之间，使他欣然而忘返。董萝石后来自号为“从吾道人”，王守仁为他写《从吾道人记》， 赞扬他诚心好学，“挺特奋发，而复着少年英锐者”。因他年长，王守仁始终视他为师友之间。

王守仁深知得人心的重要，他的教育思想与良知学说的全部奥秘，就在于征服人心。早在正德十二年奉命巡抚赣南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时候，他曾有感于在当时的封建王朝统治下，人心涣散，难于制服的现状，因而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感叹。当他看到农民起义依山立寨，竟然能聚集起成千上万的民众，并使万众一心，就颇感不解地问被擒的起义军头领谢志珊：“你如何得党类之众若此？”谢志珊回答：“平生见世上好汉，绝不轻易放过，总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危难；或投其所好，与他们交朋友。这才能得他们的协助，一起共事。”王守仁听了深有感触，以为创学说、求师友的道理也无异于此。以后，他便把这些心得体会默默地融于“致良知”的思想与教育实践之中。“致良知”学说在朱总理学日益走向停滞和僵化，令人感到窒息的学术空气下，提倡发挥每个人自觉理解和实行封建道德的积极性、主动性，使人感到不受约束；王守仁也能根据每个人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使他们都能被深深地吸引在他的学说周围。这也正是他能够在朝廷对心学不予提倡和支持的情况下，形成一个强大学派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