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贼 心中贼 格物即格心

当年王守仁镇压赣南农民起义时，曾在给他的学生杨仕德、薛尚诚（侃） 的信中提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并说：“区区翦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

（《阳明全书》卷四）他所说的“山中贼”，是指当时依山立寨的农民起义军；而“心中贼”，除指农民的造反思想，也指地主官僚头脑中与封建阶级整体利益相悖的“私欲”。王守仁以为，“山中贼”固然猖獗，但最难对付的还是活动在人们心中的一己之念。它看不见、摸不着，瞬息即来，瞬息即逝，对付“心中贼”无疑要比对付“山中贼”花更大的气力。

王守仁把这种思想用于实践。他在武装征服起义军的同时注意改良政策、争取民心、安定秩序。他说：“民虽格面，未知革心”，“民风不善， 由于教化不明”（《王守仁年谱》），“莫依谋攻为上策，还须内治为先声。功微不愿封侯赏，但乞蠲输绝横征”。（《阳明全书）卷二十《回军九连山道中短述》）为了安抚被战事惊扰的百姓，每平定一个地方，他就向朝廷奏设新县：平定漳州，奏设平和县；平定横水、桶冈，奏设崇义县；平定大帽、

浰头，奏设和平县。为了减轻当地百姓负担，他主张疏通商税盐法。他还亲手订立细则，举乡约，立社学，宣扬教化，“化民成俗”，以重新建立地方封建秩序。为巩固封建社会从长计议，他在戎马倥偬中仍不忘讲学，收授一大批江西弟子，并修建书院。当时，门人薛侃、欧阳德等 27 个高足弟子整日讲聚不散，王守仁往往在回军休整时与他们一起探讨、指教，于是四方学者云集。开始住在练兵场，有的学生住两三宿就归，后来仍容纳不下，就修建了濂溪书院。

也许正是由于内心对“山中贼”与“心中贼”为害大小的比较，和在江西办学、讲学实践的启发，王守仁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他对朱熹的思想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对《大学》“格物”说也有了自己的新解释。

《大学》是自宋代以来广为流传的儒家经典著作。是秦汉时期儒家著作

《礼记》中的一篇，为西汉学者戴圣编辑。唐朝时韩愈、李翱开始重视它， 把它列为与《孟子》、《周易》一样重要的经书。宋代程颖、程颐两位哲学家进一步抬高它的地位，把它说成“孔氏之遗书”，“初学入德之门”。以为要学习古人的为学次序、道德修养方法，主要应该依它为据。理学家朱熹所继承的正是这种观点。

《大学》主要讲的是政治伦理问题，就是儒家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来达到治理封建家族，乃至治理国家和天下的目的。程、朱依据《大学》所讲的主要是道德修养方法，“为学次第”。为此，他们对《大学》原本都有所校订。特别是朱熹，在程颐定本的基础上，又接着自己的意思将原文次序加以移动，分为段落，割裂为“经” 一章、“传”十章。还主观地认为原文“传”第五章是缺失的，因此由自己补上，这就是《大学》的新本。朱熹所补的《大学》“传”第五章所谓“格物致知”，表达了他在为学方法上的重要思想，也是王守仁与他分歧的主要焦点。

《大学》中有关于“致知”和“格物”的一段话：“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朱熹所补的“传”第五章，就是由解释这句话而发的， 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 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四书章句集注》）意思是说：“人一生下来心中就含有万事万物的理，但心虽含万理却又不能直接认识自己，必须通过格物的工夫，研究事物，才能认识心中之理。所以，格物是求得知识的方法。人心的灵明都是有知的，而天下万物都是有理的，只因对物的理研究不到，所以我心的知也就不能完全实现。《大学》立教的开始，就是让学者必须接触天下事物，根据已知的道理去研究，来求得认识的最高极限。一旦用力久了，终会有一天豁然贯通，以至于万物的表里精粗没有不到的，那么我心的全部内容也就无不明了。

朱熹把认识说成是“格物致知”，认为人的道德修养也必须经过“格物” 与“致知”两个环节。物在外，格物是穷究事物的道理；知在心，致知是推广、扩展自己心中的知识。它们有物、我，彼、此之分。只有将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融通物我的道德境界，行动起来也才不会超出应有的道德规范。这是王守仁所不能同意的。王守仁早年做过“格物”之功，没有收获。

他又通过“龙场悟道”，悟出万事万物都包容在人心中。所以他对“格物” 的解释是“格心”。人在生活中为做某件事而去接触“外物”，所以“物” 就是“事”。人在做事时要受动机、感情的支配，动机、感情都是心的活动， 所以事物其实就在人心中。人要求得正确的道理，不必先去考究心外的“事事物物”，而只要径直到心中去找。朱熹的“格物”方法在他看来太繁琐、太“支离”了。他认为应当抛开外部世界，直接到人的心中去体认封建伦理。心中本来就有天理，它清澈如明镜，寂然不动，没有一丝邪恶，是恰如其分的天然的完美。只要在心上下功夫，坚定做圣人的意志，纯化人的感情意志， 使心中的良知明白起来，用良知去安排一切，天下的万物就没有不合乎秩序的。

王守仁解释“格物”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阳明全书》卷二十六《大学问》）他认为，格物就是在人做事的动机中去端正思想，一心要“为善”，不使一丝一毫的恶念邪念发生。这样的格物也就是“诚意”、“正心”，也就是对人心固有的“良知”的复归了。他把《大学》的“格物致知” 解释为“致良知”，这就使得他的“心学”思想与朱熹的理学有了根本的不同。

正德十三年七月，王守仁刻印了《古本大学》，以表明他在“格物”说上的基本观点。又刻印了《朱子晚年定论》。八月，记录他与弟子徐爱、薛侃等谈话的《传习录》上卷，也由门人刻印出来。这时，王守仁才从对朱熹思想的摸索中走了出来。开始建立自己的“致良知”学说的心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