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良知行 信真是真非

王守仁在江西奉命镇压了赣南农民起义，又倡议起兵平定了宁王宸濠的叛乱，为明王朝立下大功，已经引起朝廷群臣的嫉妒。加之他在南昌讲“致良知”之学，引来四方众多的慕名求学者，甚至连京师的名士、贬官，或者巡抚御史、督学佥事、理学名臣都来向他请教问学。一时门庭若市，从学者如云。他的学说影响越来越大，自然引起了宦官势力代表者及固守程朱理学官僚的抵触和不满，所以在朝廷排挤他的势力也愈大。

正德十六年，武宗死，世宗朱厚熜继位。开始也实行了一些政治改革措施，逮捕作恶多端的宦官，昭雪平反冤案错案。这使王守仁受到些许鼓舞， 五月，他曾集门人于白鹿洞，想借“新政英明”之际，“同门久聚，共明此学”。但六月，当世宗敕旨，召他回京城任用时，又受到辅臣以“武宗国丧， 不宜行宴赏之事”为由而阻拦。于是，仅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封新建伯。

王守仁原对“新政”满怀希望，结果等来却是虚受升职之名而实为退闲。随从他平叛的有功人员电“或不行赏而并削其绩，或赏未及播而罚已先行”， 有的甚至蒙受不忠之冤而被废斥。早在江西时，王守仁面对世事的艰难已有归隐之意，他曾多次辞乞归乡，并在给陆元静的信中说：“人在仕途，如马行在烂泥中，纵使能够驰跑，也是这脚起那脚陷，若是遇上驽马（即劣马）， 就只能坐等沦陷了。”现见“新政”如此，他就借回乡省葬祖母为理由在家赋闲，每日“与宗族亲友宴游，随地指点良知”。这时，有钱德洪主动拜他为师，又有夏淳、孙应奎、徐珊等七十四人向他称弟子。第二年，父亲王华逝世，王守仁悲痛万分，一哭顿绝，大病不起。从此，他便蛰居余姚讲学， 无意再参与政治了。

但是，王守仁讲“致良知”，要人们以身心道德为本，而反对程朱学说违背孔孟之道，专引导读书人做八股文章，背经书辞句、钻考据文字，以猎取个人的功名利禄为目的，而忘记儒家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宗旨。这虽然看起来是学术问题，针对的是朱熹思想，却也由学风而涉及到社会道德风气和现实政治。再者，王守仁虽身居越地，远离京城，他思想的影响却日益扩大，这就引起了当权者的恐慌。

嘉靖元年（1522 年），御史程启允等秉承宰辅杨廷和的旨意，再次诬蔑王守仁与朱宸濠有勾结，请求追夺封爵。企图以此遏制王学的影响。

同时，礼科给事中章侨、御史梁世镖等攻击王守仁学说为异学，奏疏曰， “三代以下，论正学莫如朱熹，近有倡为异学者，乐陆九渊为简捷，而以朱子为支离，宜严禁以端士习”（《明通鉴》嘉靖元年），结果得到世宗批准，

明令宣布学禁。

第二年。南宫会试，以“心学”为问，其实是没有点名地攻击王守仁学说。参加这次会试的王门弟子，有的不答而出，有的直接申发王守仁学说的旨意而无所顾忌⋯⋯

上述桩桩件件的事情，矛头都是对准王守仁和他的学说，但是王守仁都能够泰然处之。学禁之事，弟子陆澄上疏折辩之，遭到他的阻止。南宫会试后，弟子钱德洪下第归，深恨时事之乖，为师说的境遇感到不平。王守仁却高兴地迎接远来的弟子，说：“圣学从此大明了！”德洪不解，又问，王守仁说：“过去，我的学说怎么能够普遍地向天下人去讲解呢？现在有了会试录，即使是穷乡深谷都没有不知道这一学说的了。这样，即使我的学说是错的，也总会有人起而求其真的，‘圣学’又何愁不明呢？”

王守仁敢于假设自己学说是错的，这正表现他对自己学说充满了自信。但对这种自信的态度，弟子中还有很多人不理解。一天，门人邹守益、薛侃、黄宗明、王艮等人与老师在一起，议论起朝廷中对王学的毁谤、非议越来越厉害。王守仁要求他们讲明缘由。于是他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是因老师势位日高而遭忌恨和嫉谤，有的说是因阳明学说日益彰明，为朱陆争异同而谤， 也有的说是因信服王学的人愈益多、弟子日众而遭谤。王守仁听了微微一笑， 说道：“你们讲的诚然都对，但有一点我自知而你们都未论及的。”众人忙问，王守仁说：

我在南京以前，仍不能摆脱乡愿的气味。但现在只相信良知的真是真非，照着本心行下去，没有一点点装体面的打算。我现在已经变成了狂者之心。即使天下人都说我志向高远而言行不一，我也不在乎，我只依良知行罢了。 “依良知行，信真是真非”，王守仁一语道破了自己的心志。他甘愿做

一个“狂者”，只认准自心良知本有的是非，不委曲敷衍、不瞻前顾后，也不左右回护，总之一句话，不管他人怎样说。他以为这便是自己近年来招一些人谗谤的真正原因。

“狂者”和“乡愿”的说法出自于《论语》。孔子在《论语》中曾把道德高尚的人称作“中行”者，“中行”就是做事与处理问题都很有分寸，恰到好处，得“中庸”之道而行。孔子以为这样的人并不多得，所以如果不能得“中行”之士为同道，他宁愿意传道给“狂狷”之人。“狂者”是有进取心而显得急迫之人，他们志向远大而往往不能把说过的话落实于行动，被别人看作“行不掩言”；“狷者”有所不为，虽然有时显得迂腐拘泥，却从不随波逐流。孔子最不喜欢的是“乡愿”之人，说他们是“德之贼”。他们虽然能得到一乡人的称愿，却从没有自己的原则。因而不可与道德之门。

王守仁引用“狂者”和“乡愿”，把这两种态度作对比，他向学生解释说：

乡愿之人以忠信廉洁取悦于君子，以同流合污得宠于小人。表面上看来他们无可指责，但仔细考察他们的心。才知道，他们只是献媚。为了博取他人的赞许，隐瞒自己的主张，顺从他人的意见，只讲他人不反对的话。他们的良心已经坏了，根本就不可能得圣人之道。

只有狂者一心一意立志于古圣人的理想，一切世间的纷嚣俗染、富贵贫贱都不足以使他们动心，真像是凤凰翔于千仞之峰，远远超出了常人，距离圣人的境界已经不远了。

王守仁以“狂者”自许，一来表示自己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态度，同时，在内心中也深藏着一种不被世人理解的苦恼。所以他有时又用“狂”的意思来自述世人对他的看法。

魏晋时期有“竹林七贤”①，以放浪形骸著称于世，被人称做“狂”；唐代诗仙李太白，在朝廷酣歌纵酒，自称“我本楚狂人”（《庐山谣》）。他们都有一种不满现实或不见用于世的难言苦衷。王守仁说，我现在倡导良知学说，有一种“大不得已”的心情存于胸中，而不考虑别人的信与不信了。现在世上的人都以我为丧心病狂之人，我也自认“狂”而当之不让了。由于良知之学不明，使天下人各“用其私智”，“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答聂文蔚》），我欲救天下而不得，又怎么能不病于“狂” 呢？

王守仁还自比当年孔子，虽然不被天下所信，仍“汲汲逞逞，若求亡子

（注：丢失的孩子）于道路，而不暇于暖席”（同上）。他就是要用“病狂” 之心来救世，而救世的唯一方法即是用“良知”去唤醒人心。他在一首诗中说：

举世困酣睡，而谁偶独醒？ 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惊。反谓醒者狂，群起环斗争。洙泗辍金铎，濂洛传微声。何当闻此鼓，开尔天聪明。

（《全书》卷二十，《月夜二首》二）

举世皆睡，而我独醒，举世混浊，而我独清；睡梦人不知自己为睡，反以醒者为狂。王守仁自比醒者，以表达他以心学救世的思想。他以为孔孟之学失传，濂洛传统渐微，都是由于良知之学不明。自己现在起来纠正朱熹学说的流弊，杜绝“支离决裂”、言行不一的学风，治疗虚伪腐败的人心习俗， 正是“以夫子之道自任”，继绝学，开太平。“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答聂文蔚》）。良知之学是开启人心道德的钥匙，只要唤醒天下人，使人人自知其本心的良知，自致其本心的良知，彻底改变杜会的道德风化，则乱世可救，天下可实现“大同”， 到那时，自己的“狂”病也可得而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