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搜极讨非长策须有恩威化梗顽

嘉靖六年九月，王守仁从越中出发，到广西赴任。这是他生前为巩固明

朝廷立下的最后一次事功，也是他从“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出发，用缓解矛盾的方法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一次实践。

王守仁离越后在弟子的送别中渡钱塘，后过瞿州、常山，十月至南昌，发舟广信，又至吉安、肇庆，一路讲学，听众万千。沿途上，还时有学生请见求教，他都谢以兵事未暇，许回途相见。在吉安，他大会士友于螺川，迎接他的旧游有 300 多人。主守仁仍不倦地讲“致良知”的简易工夫，告诫他们要“兢兢业业，用困勉的工夫”，切勿“悠悠荡荡”，误己误人。抵肇庆时，他又寄书弟子钱德洪、王畿，要他们定时会讲，切磋学问，并经常汇报绍兴书院的情况。

王守仁虽出于无奈又一次踏上征战之途，但他念念不忘的是讲学、弟子、书院和阳明学派的前途。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仗钺（音 yuè，古代兵器）非吾事，传经愧尔师。”（《西安雨中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书院诸生》）又在途中重过钓台时赋诗曰：

忆昔过钓台，驱驰正军旅。十年今始来，复以兵戈起。空山烟雾深，往迹如梦里。微雨林径滑，肺病双足胝。仰瞻台上云，俯濯台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当如此。疮痍念同胞，至人匪为己。过门不遑入，忧劳岂得已！滔滔良自伤，果哉末难矣！

（《阳明全书）卷二十（复过钓台》）

年前为讨伐宁王之乱，献俘过钓台，未能攀登；今日跋涉去广西又一次过钓台，但因兵革之役，加上身染肺病和足疮，仍不能如愿，只有在台下瞻顾怅望。王守仁为此无限感慨。他慨叹国家不景气，人民多难，自己迫不得已忧苦劳碌；又叹息人生路途艰难，欲做高尚的圣人更难！

十一月二十日，王守仁到达广西梧州开俯施政。

思恩、田州，位于广西西北境，这里长期以来，是瑶族、壮族等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方，也因对少数民族问题处理不当而屡不安定。先是嘉靖四年，田州府下属土司指挥岑猛等作乱，朝廷命提督两广都御史姚馍用兵征讨，擒获了岑猛父子，并奏朝廷，已降敕论功行赏完毕。但因善后处理不当，反使事态扩大。岑猛旧部卢苏、王受因不服朝廷所设流官的统治，再次聚众造反，攻陷思恩。姚镆联合四省兵力征讨，久而无功，被巡按御史石金弹劾。于是朝廷用侍郎张璁、桂萼荐，命王守仁总督两广、江西、湖广等省军务，度量事势，随宜行事。

王守仁九月出发，十一月至广西，一路上随时咨访，早已摸清事情原委。他决议改征讨为招抚，于是十二月朔（初一）便上疏朝廷，陈述理由，他指出：广西少数民族造反，主要由于军政日坏，处理不善。岑猛父子虽被杀，而卢苏、王受二人却是因官府处置不当，官军又攻之太急，遂走投无路，不得已才顽抗。为今之计，只有度理量情、缓解矛盾，才能妥善解决。而田州南接交趾，其间深山绝谷，必须保存土官，使少数民族自治，才能作为中原屏障，并免边界之患。奏疏中说：（思、田之事）“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当反思其咎，姑务自责自励，修我军政，布我威德，抚我人民，使内治外攘。”“徒尔兵连祸结，征发益多，财馈益殚，民困益深，无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阳明全书》卷十四《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他的这些见解是体察民情并很有远见的。

奏疏上，王守仁按计划行事。他于次年正月进驻南宁，随即下令尽撤往日调集的防守之兵，几天之内，解散而归家者数万。当时只留数千名湖南士

兵，解甲暂驻，以备急用。卢、王二人见对他们没有剿杀的意图，于是自动请降，并派人向王守仁诉说苦情。王守仁应允。二月中，卢苏、王受亲率一万七千余众至南宁城下，分屯四营，然后囚首自缚。王守仁下令将卢、王二人各杖一百，以申“执法之义”，然后又亲自为他们解缚，并到城下四营抚慰众士兵，使众人都心悦诚服。

曾由前任总督费四省兵力，大军征剿，终于没有压服的思、田少数民族暴动，在王守仁的运筹谋略下，仅用一月多的时间就兵不血刃，顺利地招抚了。为了免于后患，事后，他又奏请朝廷，在当地复设流官（朝廷任官）以制土官（当地人官吏）之势，割田州之地，别立一州分治，立卢苏、王受及其他土官为巡检司，受约于流官知府。思、田既平，王守仁又用思、田降兵各七八千人，加上湖南士兵归师之便，共 30000 军兵，出其不意地袭击八寨、断藤峡，镇压了那里的瑶民起义。

八寨在广西上林县北，因包括思吉、周安、吉卯、古蓬、罗黑、刹丁等八座瑶寨得名。断藤峡位于黔江下游，原名大藤峡，因江上有大藤如斗，延亘两崖，昼沉夜浮，可供人攀缘渡江而得名。这里四面环山，地形险要，又南通交趾，西接云贵。自明洪武至嘉靖 100 多年来，两地土官不服朝廷管辖，

常与朝廷为敌。成化初明将韩雍曾率兵 16 万，经时历年才暂时平息，并斩断大藤，从此改名断藤峡。但不久，战事再起，终没有人能攻破。这次，王守仁采用分兵进攻，仅历时一月，全部平定。从此解决了朝廷在两广边界的一个遗患。

平八寨、断藤峡，王守仁采取了武力解决的办法。虽然收效迅速，但他并不以此为善策。他以为，用兵之法，代谋为先，而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应以争取民心为上。他在一首诗中说：“穷搜极讨非长策，须有恩威化梗顽。”

（《阳明全书》卷二十《平八寨》）他希望国家有清明的政治，有长远的计议以安定四方；他更期待有圣明的君主，“端其志向”，“培养君德”，因而能“一正君而国定”（《王守仁年谱》）。他还向朝廷建议，应“任贤图治”，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朝廷所任之人不仅要忠实、通达，有才能，而且要“谙其土俗”、“耐其水土”，并能“久居其地”（《王守仁年谱》），才能善治边方。

事后，王守仁着手实行政教合一的安定地方措施。他倡行乡约，首立思、田学校。因地方新平，各项措施不够完备，而他以为教育乃“风化之原”，不可缓行。于是案行提学道，指示原来的著属儒学（少数民族的地方学校），只要有生员，“无拘禀增”（即可以增加办学经费），可改为田州府学。各处的儒生有愿意附籍入学者，可由当地选委教官，暂领学事，“相互讲肄游息，兴起孝弟”（《王守仁年谱》）。嘉靖七年六月，又兴南宁学校。他指出：“理学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土习日偷，风教不振”（同上），因此每日与儒学师生朝夕开讲。又恐怕穷乡僻邑，自己不能亲到，就委陈逅任合浦县丞主教灵山诸县，季本任揭阳县主簿主教敷文书院，意在“兴起圣贤之学，一洗习染之陋”、“涵育熏陶，庶可望渐次改化”。王守仁在思田举乡约，重礼教，兴学校，立书院，一时民风向学，稳定了封建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