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王守仁身后，其弟子继承和发展他的学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阳明学派⋯⋯但是，王守仁心学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这个学派，超出了宋元明清的封建时期，也超出了中国的国界。

在明末，有大思想家刘宗周继承阳明思想；在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天崩地解的时代，也是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的时代，不仅三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黄宗羲学习王守仁心学，推崇阳明思想，即使是另一个启蒙思想家王夫之（船山）也明显地受到王学的影响。

在近代，不仅康有为“独好陆王”，而且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几位著名代表人物都信仰或提倡王学，把心学作为戊戌变法的理论武器。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不仅李大钊、郭沫若等革命者推崇阳明学，就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受过王学的影响。

在日本，阳明学被一大批幕府末期的思想家所接受，他们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再创造，形成了日本的阳明学，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

在朝鲜，虽然始终都是朱子学占思想统治地位，而阳明学也通过私淑的渠道，暗中流传，并影响了不少思想家。

王守仁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他的思想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吸引力，能够得到众多进步学人，以至革命者的推崇或信仰？阳明学说为什么能够流传久远，甚至播扬海外呢？

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对“致良知”说的分析和反思才能得到解答。

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包含着封建道德思想，但它最终是一种哲学，是用来面对自己，面对世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思维理论。王守仁创立“致

良知”学说，想用它来改造社会、唤醒世人，挽救封建社会于衰退和腐败之中，但他是不成功的。因为他所面对的明代社会已步人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的腐败，社会矛盾的复杂化，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道德关系的沦丧，都是必然的，是封建经济逐步走向衰亡的各种表现。封建制度已病入膏育，连王守仁自己也不只一次地叹息“疮痍到处曾无补”“惭无国手医民病”，又怎么能希冀用一付“良知”的神药来使其起死回生呢？所以王守仁想用倡导道德、改造人心的方法来缓解和消除各种矛盾，使统治阶级成员清明为公， 平民百姓各安其所，以造成一个“万物一体之仁”的理想社会，终只能成为空想。

而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又是他自己的身心实践学说。是他用来律己的。他用毕生的生活体验，个人的性格、意志、思想所凝聚的“致良知” 三个字，是他个人的信仰，也是他讨诸实践的人生指南。

在这方面王守仁是成功的。王守仁的人生目标，是按他个人的想法，成为一个圣贤人物。他向往的“圣贤”，既包括个人能力、人格的发展，精神境界的洒落自由，也包括社会功利的目标，就是为封建社会建功立业。在这两方面他都得到了实现。在人生的路上，王守仁历尽坎坷，青年时应考数次被黜，老年时很晚获嗣；讲学则被指为异端，明令禁止；用兵时咳嗽炎毒， 病魔缠身。他的升迁道路也是荆棘丛生：刚踏仕途，还未立功，先因犯颜直谏被贬滴；后虽居高位，但除身先士卒，迎矢石，在战场上冒生死之外，还要对付来自上层统治集团的嫉妒和陷害。而在王守仁面前，这些困难都不在话下。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在人生实践、道德实践中培养起来的“良知”信念，越过了种种险夷，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事功。同时，他也开创了一个足以对抗程朱理学的阳明学派，受到万千弟子的拥护。

这就是王守仁的一生，这就是“致良知”学说在他身上的体现。郭沫若先生曾这样评价他，说“他的一生是自强不息的奋斗主义的体现，他是伟大的精神生活者，他是儒家精神的复活者”（《王阳明》，见《历史人物》）。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用哲学的语言来概括，体现在个人身上的，就是：

（一）自信自强的主观战斗精神；（二）真诚笃实的实践精神。这种精神也就是“致良知”说之所以能够吸引人、感染人的精神实质所在。是我们今天仍可以借鉴的积极方面。

但是，王守仁毕竟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他所追求的只能是做一个封建时代圣人的理想，他所向往的也只能是不违反封建道德，不触及封建政权根本利益的精神自由境界。而在封建社会里，就是这样的理想也得不到大多数统治阶级集团成员的理解，这样的精神自由也得不到封建政权的认可。所以王守仁的事功所伴随的，往往是同僚的嫉妒，朝廷的排挤和打击。但王守仁追求道德人格的完满，他不但不气馁，反而在这挫折中游刃有余，并从中体味到精神的快乐。这又使他的“致良知”思想既启发人自信，又教人随遇而安，表现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