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德以亲民

《大学》中开宗明义地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就是儒家常讲的《大学》“三纲领”。它规定了明德（具有光明的德性）、亲民（亲爱人民）、止于至善（做道德完善的人）作为执政的大人君子们的修养目标，把这看成国家实行仁政礼治的基本条件。王守仁用“万物一体”的思想解释“明德”和“亲民”，他强调的还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于社会政治活动的重要，只不过把修身与为政的关系进一步具体化了。

“明德”，在王守仁看来这就是人所本有的与万物为一体的“仁心”，而“明明德”，就是去掉私欲的蒙蔽，恢复本有的？“明德”，实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心善性。

王守仁认为，“明明德”和“亲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像知与行的关系一样是不可分割的。“亲民”，本是在为政的时候对百姓施以“仁爱”，而这种“仁爱”发自为政者的“仁心”，是由“父子之亲”、“兄弟之爱”这些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推广而来的。他举例说，你知道爱自己的父母，这就是你的“明德”了。但是你只有由爱自己的父母，进而扩展到爱他人的父母，爱天下人的父母，才能实现你的“孝”之明德。同样，你知道亲自己的兄长，这也是你的“明德”。但是，你只有由敬爱自己的兄长，进一步推广到爱他人的兄长，并且敬爱天下人的兄长，你的“弟”之明德才能实现。君臣、夫妇、朋友的伦理关系，以及人与山川草木万物的关系都是这样，都是由最切近的亲子关系扩充而来。人在扩充自己的仁爱之心时，一方面实现

了自己的“明德”，同时，也就达到了“亲”天下人，即“亲民”的目的。可见，“明明德”必须落实到“亲民”之政上，而“亲民”之政的实行有赖于“大人”的“明明德”。他又说，“明明德”是确立“万物一体之仁”的根本，而“亲民”是实现“万物一体之仁”之用。所谓“明明德于天下”，就是《大学》中所讲的“修身”以至“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的意思。

王守仁这样讲“明明德”和“亲民”的关系，一方面，是强调“致良知” 的修养；同时，他也把“致良知”学说用于社会政治活动中，主张一种“政在亲民”的思想。王守仁 54 岁任南京兵部尚书在家赋闲讲学时，越郡郡守南大吉向他问政，他回答：政在亲民。于是南大吉在自己的莅政之堂上挂一“亲民堂”之匾，请王守仁做记。王守仁在《亲民堂记》中说：“明德、亲民一也”，“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他提出，既然人是天地万物的中心，那么，所谓“民者，对己之称也”。统治者应把百姓视做自己“一身”，视做自己大家庭的一部分，才能真心诚意地实行“仁政”。王守仁这样说，是要一切有志于学者，每一个封建社会的仁人志士，都激发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心天下大事和百姓疾苦，致力于封建道德秩序的稳定，致力于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他说：

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矣，而天下有未义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夫妇别矣、长的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别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一家饱暖逸乐矣，而天下有未饱暖逸乐者焉⋯⋯吾心未尽也。（《全书》卷七《重修山阴县学记》）

他以为，所谓“纪纲政事”的设立，“礼乐教化”的实施，都有赖于执政者的不昧良知，及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的仁心。

王守仁坚持修身与为政不可分，他把“明明德”与“亲民”都看做致良知的功夫。所以他一再反对学人和从政者的两种倾向：一种是空洞地坚持“明明德”的修养，“然或失之虚罔空寂，而无有乎家国天下之施者”（《阳明全书》卷七《亲民堂记》），这是“明明德”脱离了“亲民”的实践道德，就会流于佛家和道家的空谈心性，不入世事。另一种人在施政时只会使用权术谋略，而没有仁爱的诚心，他以为这是空喊“亲民”，而不坚持个人的“致良知”修养，就会流于“功利霸术”之学。

关于“亲民”，王守仁还讲述了他与朱熹在解释《大学》时一个观点的分歧。即朱熹在修注《大学》时，将原本中“亲民”改为“新民”。固然，朱熹这样改是强调了以封建“天理”对人民进行教育的重要。但是王守仁不同意这样改法。他以为，说“亲民”已是兼有教养的意思；而说“新民”，便觉得意思偏了。王守仁与朱熹关于“亲民”和“新民”的分歧，与他们对于“格物”说的分歧是一致的。王守仁坚持按《大学》原本讲“亲民”，已是将个人的“明德”修养贯注到政治实践活动中，将政治活动中的事物也看作道德修养范围内的事了。

从王守仁个人来说，他一生中是十分注重个人修养、个人品德与政绩活动的统一的。他也曾把“亲民”的主张用于个人的政治实践。正德五年，从贵州赦归任江西庐陵知县时，他一到任就首询里役，深入了解民情；并按明初旧制，慎选里正三老，处理民事纠纷；又多次告谕父老乡亲，训诫子弟，抓紧农时力耕，息争向化，不事严刑。由此，“卧治六月，百务具理有声”。而后来任江西巡抚时，他又在用兵之余，到处兴学，多次奏请宽租以养民。

由此可以看出，“明明德以亲民”，是王守仁个人的体验，是他对当时统治集团的成员所寄予的希望，也是他幻想实现“一体之仁”理想社会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