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方圆的自家规矩

王守仁咏良知诗中曾有这样一首: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阳明全书》卷二十《咏良知四首示诸生》)

宋明理学家都以概括封建伦理道德的“天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王守仁把良知当作人心自有的“定盘针”,因此在他的心学中良知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

良知来源于孟子的“良知”说,可是孟子的良知往往和人的具体心理活动结合在一起。比如“恻隐之心”,指人的同清心;“羞恶之心”,指人的荣誉感和羞耻心;“恭敬之心”,指人在处理伦理关系时尊老敬长之心;“是非之心”,指辨别是非的能力。孟子把这四种“心”叫做“仁、义、礼、智”, 以为它们就是良知的基本内容,人所有的道德行为都是由这四种道德意识的萌芽扩充而来的。而王守仁却认为良知就是“是非之心”,他用“是非之心” 概括了人的全部道德意识和有关的活动。

王守仁说:

良知就是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是人人都有的。是非之心,这是不用思考就能知道,不用学习就能做到的,所以叫做良知。

良知只是一个是非之心,而是非之心就是人们见善即好,见恶即恶

(wù) 一种能力。因为人们有好恶之情,使得各种事物都表现出是是非非,而是非二字,就概括了世间的万事万变。

良知是先天具备的判断是非和选择善恶的道德标淮,那么,这种标准怎么会包容了人世间的一切事物呢?

王守仁对此有个比喻,他把变化无穷的具体事物叫做“节目时变”,认为良知具有验证一切“节目时变”的能力,就好像规矩尺度能够衡量出各种各样的方圆和长短一样。他说,天下的具体事物变化无穷,不可事先预定, 就好像天下的方圆长短形形色色,不可胜穷一样。但是,只要规矩一立,不管什么样的方圆都可以验证出来;尺度一列,不管什么样的长短都可以衡量出来。可见,方圆和长短的形形色色、无穷无尽,都只是表现了规矩尺度的作用。良知对于“节目时变”就好比规矩和尺度,只要良知的是非标准立定了,什么样的“节目时变”都可以验证,所以事物的无穷变化都包含在良知的是非标准之中。

王守仁这样说,强调了良知作为道德生活中的是非标准对于人行为的指导作用。但是他把这种作用绝对化,认为“规矩”不仅包含了“方圆”的一切变化,而且,“方圆”就是从“规矩”中所出。他曾在一首诗中说:“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欲识浑沦无斧凿,须从规矩出方圆。”(《阳明全书》卷二十《别诸生》)他以为良知不仅是道德是非的标准,也是判断一切真理的标准,认识产生的根源,这就颠倒了事物本身与人对事物认识的关系。

良知是衡量是非的规矩尺度,而这个规矩尺度是存于每个人的心中,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的。每个人判断是非善恶都应以自心的良知为标准,而不应迷信任何外在的标准,也不应像矮子观场一样,看不见就随声附和别人。王守仁说:你那一点良知,是你自家的准则,你在做某件事时意念的产生处, 这意念是“是”还是“非”,良知即刻就知道。你只要不欺骗自己的良知, 实实在在地按照它指导的是非去做,“善”就存,“恶”便去。依自己的良知去做,你会感到无比的踏实与充实,这就是“格物”的真谛,“致知”的实在功夫。

王守仁要求人们在道德生活中树立自身的信念,履行“良知”的是非标准,同时他也要求人们在学术观点上不要盲从,而要破除习俗的成见,发挥独立思考能力,用本心的良知来鉴别是非真伪。他说:君子论学,要领在于自得于心。众人都以为“是”的,如果我在自己的心中没有领会,也不敢以为它“是”;众人都以为“非”的,如果我在自己的心中没有契合,也不敢以为它即是“非”。他又说: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

(《答罗整庵少宰书》)

他这样明确地提出要相信自心,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中国封建社会千百年来就是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以圣人所写的经典的是非为是非。到了宋代,朱熹更把这种是非标准理论化,用“四书”、“五经”的圣人之言作为评价是非的标准,而四书、五经多是朱熹注解的,“圣人之言”是经过程朱筛选和注解的,这样, 朱熹理学思想也自然成了权威。在这种情势下,王守仁敢把自心的“良知” 放到最高真理的地位上,降低孔子的权威,甚至说朱熹等宋儒是“未及孔子者”,实在有点口出狂言的味道。

同时,对于经书,王守仁也提出了与朱熹截然不同的看法。朱熹认为, “圣人说话,磨棱合缝,盛水不漏”(《语类》卷十九),对经典,要“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通乎前,则不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同上,卷十)。王守仁却反对拘泥于经书的文字,要求贵在得其意旨。读经书, 是为了致自己的良知,为了有益于学,“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阳明全书》卷六《答季明德》)他还把经书的语言文字与圣学的精神实质比做筌与鱼、糟粕与酒的关系。筌,是捕鱼的竹器;糟粕,是做酒剩下的渣滓。读经典,如果能通过文字来窥探圣人之心,把圣人思想为我所用,那么语言文字对于所得到的思想来说,就好比是筌与糟粕了。如果抱住语言文字不放,全不去领会文字的意旨,那岂不是求鱼于筌,而把糟粕当做浓酒吗?王守仁以为,“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经典只是我良知的“记籍”,同样要受吾心良知的衡量与验证。他这种“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

的思想,后来被他的弟子李贽等人进一步发展,从而在思想界引起了更大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