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王守仁居越讲学，学者来自四面八方。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往覆问学，殷勤恳切。并开辟稽山书院，聚八方彦士，亲身加入讲习的行列中。当时，有萧璆、杨汝荣、杨绍芳等来自湖广，杨仕鸣、薛宗铠、黄梦星等来自广东，王艮、孟源、周冲等来自直隶，何秦、黄弘纲等来自南赣，刘邦采、刘文敏等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来自新建，曾忭等来自泰和。真可谓四方彦士云集。据王守仁学生钱德洪所记，嘉靖二年后，四方来学者“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寺，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 更相就序，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徙足所到，无

① 指嵇康、阮籍、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和阮兄之子阮咸。

非同志游寓所在。”（《阳明全书》，《刻文录序说》）王守仁每次临讲席， 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讲的，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月无虚日。

这一年（1524 年）中秋之夜，王守仁设席宴门人于天泉桥碧霞池上。酒至半酣处，歌声渐起。这时，月光如洗，池水清碧，诸弟子比音而高，翕然如协金石。有操琴者，有吹竹者。有的投壶聚算，有的击鼓而歌，有的则在碧霞池中荡起舟来。王守仁见诸生兴致热烈，又命歌诗，自己亦乘兴做诗二首（《月夜二首》）：

万里中秋月正晴，四山云霭忽然生。须臾浊雾随风散，依旧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

又：

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诗中借中秋明月之景，喻良知自能明辨是非善恶，不受外物干扰；又赞中秋夜“群英”聚会，勉励弟子以继孔孟绝学自任，莫负男儿一生。诗的最后，王守仁直抒胸臆，毫不客气地点到了当时被认做正宗理学的权威朱熹， 和儒家经学代表人物郑玄的名字，表达自己决不模拟固守程朱理学，亦不属于为章句注疏的经学，而要继圣人之学，开创儒家学说新局面的一腔热情和决心。

这一年中秋节盛会时，王守仁已经 53 岁，他的“致良知”学说发展到了高峰，他所创立的姚江学派（又称阳明学派）也达到了鼎盛时期。然而在这背后，是他的心学被朝廷明令禁止，以及他本人屡次遭朝廷输臣的非议。对此，王守仁全然不顾，表现了一种“狂者”的态度。同时他亦毫不讳言要做曾点一样的“狂者”，并在诗中两次提到“狂”字。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这句诗里讲到了《论语》中的一个故事，即“曾点言志”的故事，王守仁借这个故事所抒的也就是个人的志向和胸怀。《论语·先进篇》中讲到：

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公西华等四人陪孔子坐，孔子问道：若是有人了解和重用你们，你们将有什么样的志向呢？子路回答：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摄于几个大国的威吓，外有师旅侵犯，内有饥荒威胁，让我去治理的话，我会用三年时间治理得井井有条，使人人有勇气， 且懂得大道理。冉有和公西华也各自讲了自己从政治民、修明礼乐的理想。只有曾点不慌不忙地鼓瑟而乐，孔子问到他，他便弹完曲子铿的一声放下瑟， 站起来说，我与他们的志向不同。我所向往的是，暮春三月，穿上了春装， 我陪着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边洗洗澡，在舞零台上吹吹风， 然后唱着歌，一路走回来。孔子听了，喟然长叹道：“吾与点也！”表示赞赏曾点的志向。

这就是宋明理学中常讲的“吾与点也”的故事。“吾与点也”，表明了孔老夫子对弟子曾点潇洒言志的赞赏，也寄托了理学家对圣人气象、圣人精神的追求。理学：家们认为，作为圣人，除了要有超常的智慧和忧国忧民的志向，还要有洒落的境界和超凡脱俗的胸怀。他们有一种极高的精神追求，

向往着自由自在、恬淡自适的情感生活。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脱生死富贵、功名事业，把自己融于万物和宇宙自然之中，无处不顺物，无处不自然。例如周敦颐的光风霁月，邵雍的逍遥安乐，程颢的吟风弄月，都是这种精神境界的写照；而王守仁的不被物累、不被物滞，无处而不自得的“狂者胸次”，也就是指的这样一种境界。“铿然舍瑟春风里”，描写了曾点在回答孔夫子问志时的狂态，而“点也虽狂得我情”，就是说，王守仁表示：曾点的人格境界虽然后来曾被孟子称为狂者，却十分合乎我的意愿和追求。

王守仁在一次与弟子谈说中讲到“吾与点也”章时，曾经高度赞扬曾点的狂态，同时也敬佩孔夫子的气象宏大，肯于包容。他说：从这章看来，圣人是何等宽宏包容！做老师的向群弟子问志，其它三个弟子都恭恭敬敬地回答老师问题，只有曾点，飘飘然根本不把那三个看在眼里，却自己去弹起瑟来，这是什么样的狂态。等到言志时，也是答非所问，讲什么洗澡、吹风、唱歌，都是狂言。可是孔子非但不责怪，反而还称许他，这是什么样的气象！

其实，这正是王守仁心目中被孔子认可的“狂者”的境界和表现。是与他晚年“致良知”思想高度纯熟，做到“行不掩言”，只依内心中“良知” 的是非标准行，而不管他人怎样非议的表现相一致的。王守仁的“狂者胸次”， 用他“致良知”的思想来看，即是把人的一切言行都看做本心真情的自然流露，毫不掩饰，也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这就是所谓“良知本体”的“发用流行”。他以为“致良知”的修养不是一种终日拘谨、不苟言笑的自我约束， 而是确立自我意志，培养真性情，从而能够做到事事潇洒自如、恬然自得的心境。例如有一年夏天，他与学生王畿等人在一起闲坐，他手握住扇子对学生说：“你们用扇。”这时一个叫省曾的学生赶忙站起来说：“不敢。”王守仁见此情景，慢慢地说道：我教你们致良知求“圣人之学”，“圣人之学” 可不是像这样拘束受苦的，不是要时时装做“道学”的模样。“道学”，本是宋明时期对理学的称呼，可是因为程朱理学把“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抬到吓人的程度，要人时时用一种敬谨的态度以封建的伦理道德规范约束自己，所以“道学”后来简直成了虚伪道德的代名词。

王守仁反对虚伪的道德，他要用“致良知”呼唤人们内心的道德真情， 所以提倡一种“乐”境，这种乐境不是追求感官享受的物质享乐，而是一种更高的道德境界、精神追求。他说：“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 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答陆元静书》）他把“致良知”看做追求内心中“真乐”的学问，这种真乐就是“圣人”的精神境界。他的学生王艮还曾写过一首《乐学歌》，歌中说：

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 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何如此学， 天下之学何如此乐。（《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

圣人的精神境界中有“真乐”，这真乐是超越了一切世俗的追求、计虑和烦恼的。然而这种“乐”又是要经历多少生活的锻炼和事情的磨练以后才能体验到的。所以王守仁又强调良知的境界与致良知的修养工夫不可分离。就在上文所讲的中秋节欢宴的第二天，当学生们去向王守仁致谢时，他又借孔子的圣人之事，再一次向他们议论“狂者之事”。他指出，自己所以赞赏“狂者”，因为狂者敢于突破世俗的习惯和见解，从而最接近圣人之境。狂

者，对于“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不能省脱”的思想现状无疑是个冲击。但是，“狂者”毕竟不是“圣人”。如果满足于狂放而不注重律己修养，“不加实践”，就会走向对现实生活和社会道德的否定， 导致出世主义。所以他谆谆告诫弟子，“致良知”的最终目标是由狂人圣， 而不能“自足而终止于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