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须交通先行 十年当建路廿万

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中国，改造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近代强国，提出了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近代化思想。在这个理想中，他为中国精心绘制了一幅宏伟的铁路建设蓝图、并反复申明：“如欲立足于世界，唯有速修铁路，以立富强之基”。在 1912 年他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即以极大

的热情计划在 10 年年修筑 20 万里铁路，争取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强国”，不再受各国的欺侮与宰割。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孙中山的理想虽然未能实现，然而却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留下了颇多启迪和思考。

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产生于 1894 年前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以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需要，竭力争夺修建中国铁路的权益。年轻的孙中山担忧国家、民族的危亡，在他 1891 年撰写的《农功》一文中就指出：“年来英商集巨款，招人开垦于般岛，欲图厚利；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在这里，孙中山初次提出效法古人，修筑铁路，移民戍边， 保卫国家的看法，表现了孙中山对待修建铁路的朦胧认识。

三年后，即 1894 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从“百货畅流，商贾云集，财源日裕，国势日强”而总结出，“凡为铁路之邦，则全国四通八达， 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时，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这表现出孙中山先生对铁路建设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已有了初步的认识，萌发了在中国发展交通，尤其是建设铁路，促使商业繁盛来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

但此后，孙中山因忙于从事以武装手段推翻情政府的政治革命，无暇从事实业活动尤其是铁路建设。直到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于 1912 年 3 月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之职后，才决定以铁路建设作为他的实业活动的中心项目。

孙中山认真地研究了美国在 19 世纪后半期经济飞速发展的成功经验，认为美国经济的起飞，就是由于横贯美国东西部铁路网的建成和向西部大量移民的“西进运动”的结果。他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经济要起飞，也必须速修铁路，加强运河、水道的修治和商港城市的建设。美国是这样，英国、法国

等 19 世纪后半叶经济飞速发展的成功经验都是这样：“无铁道无以立国。” 中国呢？虽然“地大物博，如满洲、蒙古、西藏、新疆等处，皆是殷富之区， 徒以无铁道，故全国不能受其利益”。而“美国新旧金山，昔日亦属荒凉， 自筑铁道后，一变为繁盛之区。”这些看法更坚定了孙中山致力于铁路建设的决心。

1912 年 9 月，孙中山就任全国铁路督办职务后，一方面邀请当时在中国修建了唯一的京张铁路的著名工程师詹天佑作他的助手，并找马君武、徐谦等人协助他办理具体事务；一方面即开始视察铁路，足迹先后遍及华北的京奉、律浦和华东的沪宁、沪杭、南浔等铁路。所到之处都发表演说，宣讲铁路政策，受到各地人民和铁路员工的热烈欢迎，态度是十分诚挚和诚实。

为了实现他的铁路建设计划，为中国人民造福，孙中山于 1913 年 2 月亲赴日本长崎、东京、大阪、横滨等地考察日本铁路，并积极筹措筑路经费。可就是这时，袁世凯指使凶手刺杀了革命党人未教仁，拍买主权，发动内战，

下令撤消了孙中山的铁路督办职务，废除孙中山签订的一切铁路合同。孙中山建筑铁路的计划受挫。然而孙中山并没有放弃从事实业建设，发展中国铁路的设想。在“二次革命”和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被迫回到上海。他超脱了繁剧的政事烦恼，“闭门著书，不问外事”，终于在 1919 年完成《实业计划》一书的写作，为他的实业建设拟定了“大方针”，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确定了“大政策”。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这部书，不仅体现了孙中山的伟大爱国热忱，也表现了他的伟大气魄、智慧和胆识。孙中山认为，从事实业建设，发展中国富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不独为中国之利害而已”，也是：“世界人类之至大问题”。因此，他将他的“实业计划”称之为“国际共同发展实业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他不仅注意铁路建设，而且还将道路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的建设统一起来，作全面、立体的规划。他拟定了三大港的建设和与之相适应的三大铁路干线的建设，把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港作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合作与交流的“策源地”，成为中外交通运输的枢纽和“关键”。而连接海港的开放式的铁路系统，又成了横贯中国大陆的“中枢”和大动脉。此外，孙中山还将中国的铁路建设作为连接西欧、中欧、印度、印度支那等地的陆路运输桥梁。

“实业建设”是国家的根本大计。为了使自己的计划得以顺利进行，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明确规定了国家经营事业、开发富源，发展实业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必应国民之所最需要；必期抵抗之至少；必择地位之适宜。此“开发计划”的四原则，也即铁路开发的原则。不过孙中山又认为，铁路建设在遵守上述原则的前提下，还应加上一条“铁路经济上之原则”。所谓“铁路经济上之原则”就是“从利益之点观察，人口众多之处之铁路，远胜于人口稀少者之铁路。然由人口众多之处筑至人口稀少之处之铁路，其利尤大”。孙中山说此即“铁路经济上之原则”， 而且是：“铁路家、资本家所未尝发明者也”。根据这个原则，孙中山指出： 铁路建设、必须坚持“斯为有利中之最有利者”来建设，因此选择铁路建设的路线必须“一方联接吾人所计划之港，以通吾国沿海沿江户口至多省份； 又以现存之京汉、津浦两路，为此港暨多伦诺尔路线之给养，他方联大逾中国本部之饶富未开之地。”

早在 1912 年 8 月，孙中山就根据他所拟定的铁路建设原则而决定在 10

年内为中国建筑 20 万里铁路，并定下拟议建设的三大铁路干线：南路的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循四川间道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 中路的起点于长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越新疆而迄伊犁；北路的起点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乌梁海。为什么要选择这三大干线作为中国铁路建设的首批重点建设项目呢？孙中山说，这是由于三大干线的建筑有四大优点，即地理、种族、殖民、海道。他阐述说：地理，我国南北干线已有规划，而东西干线尚付阙如，如有此三线全国即可联络为一；种族，三线皆纬线斜行，包括西北两部五族交通，种族易于同化；殖民，西北交通可实行东南移民政策，且交通便利，则资本家自咸愿投资，劳动家自远出佣力，尤收无形殖民之效；海道，三路纬线其起点皆得独立出海口，可补原有铁路多平行线，而无独立出海者之缺，且水陆运输易于联络。

后来，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又作了补充，将三大干线扩充为六大

铁路系统，即西北铁路系统、西南铁路系统、中央铁路系统、东南铁路系统、东北铁路系统、高原铁路系统。并将六大铁路系统与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这三大港的建设，按轻重缓急、先易后难的原则联系起来，作了立体建设的全面考虑和细致的安排，表现了孙中山的经济头脑和建设才能。

孙中山拟建的铁路，既考虑到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考虑到了国防和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需要，也考虑到了发展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落后地区经济文化的需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将中国的铁路发展放在世界这个大范围去考虑和计划，他不仅将其拟议建设的铁路同三大港口相联系，而且也特别有意地将中国的各大系统铁路同周边国家的铁路相联结，以便于国际的联系和交流。

孙中山说：“余所拟敷设铁路之计划，其细目虽未厘定，但就大体言之， 则吾人已知进行之头绪矣。今后将敷设无数之干线，以横贯全国各极端，使伊犁与山东恍如毗邻，沈阳与广州语言相通，云南视太原将亲如兄弟焉。迫中国同胞发生强烈之民族意识，并民族能力之自信，则中国之前途，可永久适存于世界。盖省区之异见既除，各省间不复时常发生隔阂与冲突，则中国人之交际日增密切，各处方言将归消灭，而中国形成民族公同自觉统一的国语必将出现矣。”就孙中山看来，铁路建设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增加国富；更重要的是可以巩固国家的统一，增强民族的团结，保障中国的兴盛和长治久安，使中国列于“世界大国之林，不复受各国之欺侮之宰割”。

孙中山在提出了上述奋斗目标后，一面力之努力、一面并不满足于这个目标。他认为：“我国幅员之广大，修路二十万里，此为至小之计划。美国全国现有之铁路，已有八十万里之数，然美国之幅员，不敌我国之大，以此计之，我国十年之内，修筑二十万里，确系极小规模⋯⋯”。他又进一步设想：“美国其铁路为世界甚多，而其富强亦为在世界第一。若以人数较之， 则我国多于美国四倍，如是吾国之铁路应有四百八十万里。”可成为全球第一富强之国。

孙中山明白“铁路事业，显分建筑、管理、机械三大部分”。建筑铁路需要技术，更需要管理人才，尤其需要各种机械和大量物资。可是，民国初年正是“当民穷财尽之时”，百废待举，百事待兴。当时的中国不但缺乏人才，也缺乏资金和管理水平，要在 10 年内修筑 20 万里铁路，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不能克服种种困难，一切规划和构想都没有实现的可能。孙中山为此费尽心思，可结果仍不理想，“观今中国工业现状，凡兴造铁路，除资本外，如建筑、管理等事，亦属外人助力”。把建设铁路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外人的援助上，这就潜伏着极大的危机，外国人一方面对孙中山的铁路建设计划进行赞扬，说他的铁路建设路线联结广大之农业腹地与人口稠密之海岸，是在“铁路经济理论上致一具体之贡献”，赞扬他的铁路计划“宏伟精湛”，表示“应当竭力赞助”；另一方面又以中国无力负担国债为理由， 拒绝贷款。尽管如此，孙中山关于吸纳外国资助资金和输入人才的一些主张， 也还是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富有启迪的思想和见解。

从总的方面看，孙中山建设铁路的思想和主张，具有明显的超前意识、也带有若干盲目学习和模仿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加拿大发展铁路的意向， 但他的思想和主张不是空想主义，因为他没有脱离中国的实际，只要具备了他在计划书中所提出的条件，完成他拟议的部分计划是毫无问题的。因此， 孙中山建设中国铁路的思想和主张反映了时代的风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意

志、气魄、要求、聪慧、胆识的明显特征和革新进取精神。正因为如此，对于孙中山建设中国铁路的思想和主张，连原清朝政府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都予以称赞，说孙中山”造路以二十万里为断”是“伟论”，称颂孙中山“为文明之代表”，并指出孙中山“分别先后次序，由近及远，由内及外，路成一节，工商兴旺一节，将来必籍腹地之利源，挹注草陲之用费”的做法，是一个可行的方略。

然而，经济建设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统一局面，更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孙中山为了创造经济建设的环境，努力奋斗了数十年，可惜在孙中山有生之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实现经济建设的安定统一的条件。此外，计划经济建设必须在统一的政府领导下，才能统筹安排，集中财力、物力、人力按照轻重缓急、先易后难进行建设。但从民国初年开始，孙中山就接连遇到了麻烦。帝国主义列强仇视中国。深怕中国富强损害了它们在中国的权益，不肯让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上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道路。因此， 孙中山虽一再说他的建设计划是“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的计划”，开发中国不仅有益中国，也有益于参与投资国。但是有意来中国投资开发的国家则不多。由于列强反对中国实现工业近代化，反对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富强，所以孙中山希望越大，失望也大。

种种原因，使孙中山建设中国铁路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孙中山关于铁路建设思想和主张中所显示的真知的见，确实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中国现代化的铁路建设，就是对孙中山建设铁路思想和主张的继承和发展。

俗话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交通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繁荣之间的关系，即交通运输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先行官的作用。在今天已成为人们的常识。而在本世纪之初，孙中山就提出大力建设铁路的思想和主张，其预见性就值得敬佩了。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交通不发达，原料进不来，产品出不去，商品流转受到严重阻塞，国民经济高效率的运转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交通的发展，必然推进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落后地区的开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起着带头作用的。因此，孙中山把铁路建设看成“发展中国财源第一要策”，作为投资重点，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决策，充分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富强起来的强烈愿望。而孙中山关于发展实业必须首先发展交通运输的谋略，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迪。中国古代兵法中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孙中山关于铁路建设先行的思想和计划，正暗合这一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