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八字方针调国民经济 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

1960 年，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已经被饥荒所笼罩。上半年，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好，粮食供应日益紧张。4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58、59 年要讲数量，60 年要讲质量、规格、品格。要做的多一点，说的少一点。在 7、8 月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毛译东又提出，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 5 年不变，死死地规定下来，再不要讲 3 年 5 年从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社基本所有制。而且提出，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使社员能够种菜， 喂猪喂鸡喂鸭。会议在保证钢铁、煤炭、运输生产的同时，提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从此时起。中国共产党针对大跃进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花大力气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制定了一系列调整的政策和措施。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基本上扭转了当时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局面，国民经济开始复苏，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

1960 年，在中共中央上海扩大会议和北戴河工作会议后，8 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提出，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方什。当周恩来听取汇报时，将“整顿”改为”调整”，并建议加上“充实” 二字。9 月 30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正式提出：“把农业放在第一位， 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至此，对中国经济克服严重困难，纠正大跃进错误起了巨大作用的八字方针就提出来了。但当时并没有立刻转入大幅度调整，仍然还在想如何“争取国民经济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更好地继续跃进”。

随着农村形势进一步严重和对再度兴起的“浮夸风”、“共产风”的认识，纠正强迫命令和干部特殊化问题，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并于 11 月 3 日发向全党全国。《紧急指示信》提出必须坚决彻底地纠正“共产风”，重申了以下原则：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决反对和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量做到 90％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安排好伙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保证社员每天睡足 8 小时；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把农村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搞深搞透。

1961 年 1 月，中共中央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在这次会议及为准备这次会议举行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提出要大搞调查研究，1961 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会后，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指出：最近几年工作中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台实际的或者片面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主要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切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此后，刘少奇率领一个工作组到湖南长沙和宁乡县进行调查。他在了解了一些有关公共食堂的问题后向毛泽东提出：“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

动力，不节省饶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周恩来通过对河北省邯郸地区的调查，也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 要解决如何把食堂搞好的问题。同时辽提出，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期的评工记分办法。朱德通过对四川省宜宾、自贡、内江等地区的调查，给毛泽东写信，谈了食堂、手工业和自由市场问题。他指出：群众反映食堂有五不好， 即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邓小平、彭真在对北京市的顺义、怀柔进行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说：“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地 211 记分，食堂，所有制问题的措施，还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同时还指出，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

在继续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辜例》，即

《农业 60 条），这个条例实际上取消了公共食堂和规定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

级集体所有制至少 30 年不变。这样，虽然尚未彻底解决人民公社的一些根本矛盾，但是，由于解决了一批当时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问题，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了总结过去 12 年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 坚决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战胜经济困难，党中央于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大会提出《书面报告》，在肯定 1958 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绩之后，提出了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以及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基本经验教训。《书面报告》强调 1962 年是调整国民经济最关紧要的一年，要求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力争多生产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积极增加轻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坚决实行“精兵简政” 的方针，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各项工作条例或规“七千人大会”后、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全面深入展开。1962 年 2 月 21 日至 23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

大会议，讨论 1962 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贝和财贸方面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陈云在会上就克服当时的财政经济因难提出 6 点意见，即

十年规划分为两段，前 5 年是恢复阶段，后 5 年是发展阶段，以免又要下马， 又想发展，又要“精兵简政”，又想扩大规模，彼此矛盾，举棋不定；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否则没有出路；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 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分几步做到城市人每月供应 3 斤大豆；每年

供应几千万双尼尤袜子；把全国各地价值约 4000 万到 5000 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来扩大高价馆子，回笼货币；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陈云在他的讲话里反复强调，“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陈云的意见得到刘少奇等人的赞同。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去武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商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统一管

理经济工作。同时，党中央将陈云的讲话批转全国，这对统一全党思想，明确国民经济的调整方向和具体办法，起了重要作用。

3 月 7 日，陈云在第一次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话指出，“现在调整计划，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 “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周恩来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高度概括了陈三讲话的基本精神。国家计委根据这些指导性意见，调整了 1962 年的经济计划。4 月下旬，周恩来，李先念向党中央提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 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

5 月 7 日至 11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以及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部分成员，各中央局书记，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有关工作人员，共 105 人参加了会议包刘少奇主持讨论通过了财经小组的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国民经济存在的严重不平衡的情况和主要困难，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要解决今年计划平衡和同明年调整任务衔接的问题等重要方针性决策。把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作为克服困难的关键问题。

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农业的一些政策问题。邓子恢提出了扩大自留地，进一步解决屋权、林权，允许私养耕牛等问题。朱德提出了发展社员家庭副业， 实行两条腿走路，正业、副业两不误的问题。会议认为农村政策方面的问题还要作系统的调查研究，放在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再作决定。

5 月 26 日，党中央批发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 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指出：“报告中提出的措施是目前情况下，克服困难调整国民经济的一项最积极的措施”，要求“下最大的决心实行这个措施”。此后，大幅度地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并很快取得成效。

大跃进期间，我国职工人数大幅度上升。1957 年我国职工总数为 2081

万人，1958 年上升到 4531 万人，1960 年 8 月达到最高峰，为 5100 万人，比

1957 年增加 2649 万人。城镇人口从 1957 年的 9900 万人，增加到 1960 年底

的 1.3 亿人，增加了 3124 万人。从而使得 1960 年吃商品粮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 1957 年的 15％左右变为 20％，从而使对农民怔购粮数字大增。1961 年已经进行了精简，职工总数减少了 872 万人，城镇人口少了 1000 万

人左右。中央决定从 1962 年起再精减职工 1000 万人以上，减少城镇人口 2000 万，要求两年完成。由于全党认识统一，政策正确。广大职工群众体谅国家困难，积极响应号召，到 1963 年 6 月，精减工作基本结束，两年半（含 1961

年）净精减国家职工 1887 万人，减少城镇人口 2600 万人。吃商品粮的人数

减少了 2800 万人。增加了农业战线的劳动力，减轻了国家粮食负担，减少了货币发行量。

1962 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 67 亿元，比 1960 年减少 317 亿元。1962 年的

大中型基建项目 1003 个，比 1960 年减少 812 个。积累率从 1960 年的 39.6

％降到 1962 年的 10.4％。

重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以缩短战线。钢产量从 1960

年的 1866 万吨降为 1962 年的 667 万吨，煤炭产量从 1960 年的 3.97 亿万吨

降为 1962 年的 2.2 亿万吨。全民所有制企业在 1961 年到 1962 年合计减少

43700 个。同时，充实了石油、化纤、塑料、合成洗涤剂等急需工业，保证了国防和尖端技术发展的需要。

在周恩来的督促下，经济和计划部门努力查清了几年来粮食实际产量的底数：1958 年不是庐山会议“核实”的 5000 亿斤，而是 4000 亿斤；1959

年不是公布的 5100 亿斤，而是 3400 亿斤；1960 年不是估计的 3700 亿斤，

而是 2870 亿斤；1961 年夏收比上年又减少了 160 亿斤。农业情况真正见了底，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更显得必要和紧迫。

由于精减职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徒劳无益的水利建设，使农村劳动力由 1960 年的17019 万人增加到 1962 年 21278 万人和1963 年的 22468 万人。国家将调整中节省的财力、物力用于支援农业，向农业增拨钢村、木材、毛竹，满足农村制造小农具的需要，把机械工业的 110 个企业约 3 万余人和 5500 台机床转产农业机械。同时增加了化肥、农药、衣机、农用汽车、农村用电及煤、油的供应量，减少了粮食征购量，1962 年比 1960 年纯购进减少 214

亿斤。为了解决国内粮食供应不足，1961 年和 1962 年进口粮食 167 亿斤。

1961 年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 25％。几年中对农民退赔 20 亿元。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为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银行业务实行垂直领导，把货币发行权真正集中到中央。加强财政管理，压缩财政开支，清仓核资，严格控制集团购买力，将库存高级物品冻结，调作国内外市场商品。为了回笼货币，根据陈云的建议，在坚决稳定 18 类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基础上，对糖果、糕点、自行车、尼龙袜子等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开设高价饭馆，开辟货币回笼渠道。同时加强物价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反对“走后门”。很快回宠货币 60 多亿元，稳定了市场。国家财政状况迅速改善，1962 年收支相抵结余 8.3 亿元。

在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党中央还对政治、思想、文化和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政策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党中央在经济上、政治上进行的调整，紧密地团结了全党和全国人民， 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使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迅速取得了成效。到 1962

年底，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粮食产量达到 3200 亿斤，比上年增产 250 亿斤；

油料产量达 4007 万担，比上年增产 380 万担；大牲畜达 7020 万头。比上年

增加 71 万头。城乡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国家财政状况有所好转。1962 年 10 月，党中央在《关于当前城市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满怀信心地指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农村、城市的经济形势正在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