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义重民族，驱除日寇高于一切

作为中华民族的精英，毛泽东在任何时候部注意为全民族谋利益。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后，之所以在当时能赢得广大人民的普遍爱戴，在于他能忍辱负重，胸怀大同，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在 1936 年前后写下的许多书信集中地反映了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精神。

早在 1931 年，日本侵略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这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恨。中国共产党人自九一八事变起就坚决主张抗战。1931 年 11 月 27 日刚刚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但是，国民党政府在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同时，却加紧了对共产党政权的“围剿”。至 1934 年 10 月，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被迫撤出华南根据地，进行万里远征。尽管自身的处境十分险恶，但红军仍系念着抗日事业。还是在长征途中的 1935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尔后，共产党不断发起抗日救亡号召，有力地促进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潮。但是，当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其处境仍然非常险恶，他们立刻遭受到国民党政府派出的重兵围困。尽管由于遭受外来日寇的侵略，广大国民党下层官兵及许多中高级将

领不再尽心听命于蒋介石而竭力围歼红军，但共产党和红军如何取得政治上、军事上的自由，以实现全面抗日救国的主张，推动国民党政府走上抗日的道路，调动全民族的抗日热情和力量，仍充满极大的困难而非要竭尽全力去争得不可。因此，当时共产党除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外，更是发起了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舆论。在这一时期内，毛泽东向许多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地方实力派、民主党派人士、国内知名人士写了不少信。毛泽东在信中明之以理，晓之以义，直陈民族生存之利害，倡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字里行间、情真意切，拳拳动人，一个炎黄子孙的赤诚的心尽露无遗，一位民族英雄的形象跃然纸上。

1936 年 9 月毛泽东致国内知名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蔡元培的信，可谓典型地反映了他的强烈民族情感。毛泽东于信中写道，“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廓将非复我之城廓，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毛泽东在信中满怀义愤地批评”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希望蔡元培先生能“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使之“实行真正之抗臼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干水深火热之境”，“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三民主义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①。对于这封充满真挚的民族感情的书信，单独看来，几乎难以使人相信它是出于共产主义者毛泽东之手。在 1936

年 12 月致蒋介石的书信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以民族利益为上的精神。毛泽东在信中对自己的宿敌蒋介石开诚相质、愤慨陈义，申言不念两党前仇，不再自相残杀，只求合作救国。他首光批评蒋介石“始终孤行己意”，“集合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调集 260 个团企图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而红军虽“步步退让”，仍不能回蒋介石“积恨之心”。他劝规蒋介石当“清夜扪心一思”，只要“一念之转”，则“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 并要求蒋介石“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唯一之出路也”。毛泽东还希望蒋介石成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①。毛泽东的这忡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言论不止是停留在笔头上，更是见诸于行动上。当蒋介石后来在西安事变中被下属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后，毛泽东并不是将这个阴险毒辣的死敌假手除之而后快， 而着实是从全民族抗日大业出发，主张并协助和平解决“陕变”，使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从而开始了中国全面抗战的新阶段。在同年 12

月 22 日给山西的阎锡山的信中，直接表露了毛泽东妥善处置“陕变”，以抗日为第一义的原则。毛泽东在信中悦：“陕变突起，事出非常。⋯⋯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原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②。如果说，直接写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66—68 页。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87、88、95、30 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87、88、95、30 页。

给蒋介石的信若是较多地表现出政治家的策略的话，那么从给阎锡山的信中则可看到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海量胸怀和义重民族的赤诚。此外，毛泽东在给许多国民党军事将领的信中都透露出了自己对日本侵略者的深恨，和对危亡中的中华民族的炽爱的感情。例如，在给高桂滋的信中，毛泽东这样写道： “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上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 舍抗日无工作。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 “当此国亡无日关头，鄙人等决不因小节而忘大难。区区救国之诚，谅蒙贤者深察。”③总之，从毛泽东的这些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胸存民族大义、视民族生存、团结、发展、强盛为第一义的毛泽东。毛泽东的这种民族主义精神，不仅是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精神的直接继承和发扬，也是他的新民主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思想来源和基础。毛泽东的民族主义精神，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应当认真学习、保存的，在当前和平统一中国大业中，中共领导人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台湾当局难道不也应们心一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