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编入的是毛泽东 1958 年的 285 篇文献，

计手稿 253 篇，经他审定过的谈话记录稿 1 篇，经他审定用他名义发表的文

稿 31 篇，其中有 74 篇（次）在《人民日报》、《红旗》、《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过，或在毛泽东逝世后收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诗词选》等文集中。这些文献贯穿的中心内容是一个：大跃进。从 1958 年 1 月的南宁会议，到 12 月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这中间许多会议的议题都是大跃进。

在南宁会议（1958.1. 11—22，有部分中央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上，毛泽东提出全面规划全国的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业、林业、渔业、牧业、交通、商业、科学、文教、卫生、财政（金融）、劳动（人口）问题。他认为从 1958 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到技术革命方面。他批评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毛泽东在讲话中贯穿的基本精神是批“反冒进”，为有些地区和部门提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鼓劲。他还在一份关于反冒进的摘录材料上曾如此批写道：这是“针对反右、多快好省提出批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庸俗辩证法”，是“庸俗马克思主义”。南宁会议以后，毛泽东将他的讲话内容作了增补和调整，写成《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1958.1. 28）上，毛泽东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他认为“民族发扬蹈厉，大有希望”；应“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在成都会议（1958.3.8—26，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上，毛泽东进一步为大跃进鼓劲。他在会上的讲话广涉各个方面，都是围绕大跃进来展开的。他强调“第二本帐”的问题，强调发展生产力，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对于大跃进，他指出各省大跃进不要一阵风，让河南先试一年。只要总路线正确，先后一年、两年乃至三年、五年完成四十条，不算不荣誉。他提倡“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认为成都会议解决了大批问题，比南宁会议进了一步。同时，毛泽东不满意党内“对赫鲁晓夫打死斯大林这种压力” 随声附和，“对反个人崇拜感兴趣”，他认为“有两种个人崇拜，正确的，不正确的，应分清楚”。这实质上是要人们崇拜他的“正确”路线，赞成他的大跃进主张。

1958 年 4 月 15 日，毛泽东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向全党擂响了大跃进的战鼓。他在文中写道：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毛泽东还写道：中国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在这篇文章的附信中毛泽东甚至这样判断：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1958.5.5—23）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社会主义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他在这次“跃进的会议”上作了 4 次讲话，从他所拟的讲话提纲看，其主题是讲破除迷信问题。破除迷信包括“破马克思”；不要妄自菲薄，而要敢想、敢说、敢做。他认为“工业没有什么了不得，迷信是不对的”；“十五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不是狂妄的”，是“实事求是的”，是“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的统一”；要敢于“插红旗、标新立异”。他还指出：苏联之前无苏联，马克思之前无马克思。马、列是指导，不是教条。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要产生自己的理论，要分析自己的经验。在讲话中，毛泽东还讲到哲学。他认为突变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律，突变优于量变；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但不要走向冒险主义；平衡、量变、团结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质变、分裂是永远的绝对的，此外，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批评1956 年的反冒进，并指出“党内除右派外，有一个观潮派，又一个促退派，一股狂热的运动。”

在大跃进高潮中， 1958 年 7 月份以前，毛泽东开始提出人民公社的构想。他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同时，他对“合作社办食堂”的事极感兴趣，认为有关文章“可以考虑在红旗上发表”。1958 年 8 月上旬，毛泽东在河北、河南、山东、天津等地视察，就人民公社及其他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当听到徐水县粮食大丰收的汇报时，毛泽东还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这时，毛泽东正在着手筹备 1958 年 8 月 17 日至 30 日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拟定了有关经济计划、钢铁生产、农业生产等 17 项议题，还认真修改了准备在会上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毛泽东指出，人民公社建成以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一个过程，公社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其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只有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消灭了，国家职能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北戴河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所拟的这些议题，并估计 1958 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 6000 亿斤至 7000 亿斤，全国人均占有粮食

将达到 1000 斤左右。会议认为，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生产的发展又决定于钢铁生产的发展。因此会议决定号召全党全

国人民为在 1958 年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会议设想在“二五”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建立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会议还作出有关计划和体制、农村、财贸、教育等方面的系列决议 37 个。北戴河会议以后，全国很快掀起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同时，各种各样的卫星也层出不穷。《人民日报》则为这种放卫星推波助澜。例如，它发表过题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1958.8. 27），它报道过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 120 万斤、一棵白菜500 斤、小麦亩产 12 万斤、皮棉亩产 5000 斤、全县粮食亩产 2000 斤的高产卫星（1958.9. 1）。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1958.9.5—8）上，毛泽东讲国内形势时主要讲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认为无产阶级就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原计划十二年，四年就超额完成；粮食明年可能超过一万亿斤；钢铁明年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在钢铁上七年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只要粮、钢、机器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对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说它是一件大好事。它“来势很猛，没有办法阻挡，你叫他慢，那不行。”这件事要好好领导。

至 1958 年 11 月，大跃进中的谎报浮夸和人民公社发展中存在的一些混乱，使毛泽东有所察觉。于是在郑州会议（1958. 11.210，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省市委书记参加）上，毛泽东开始注意纠正一些错误。他在对提交会议讨论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的修改中，指出要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强调劳动和休息要有节奏地结合起来，应当保证每个劳动者有足够的睡眠时间、休息时间；强调人民公社既要发展直接满足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商品性的生产；强调一切工作都必须力求合乎实际，力求把革命的热情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下一，都是要不得的。在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中，毛泽东亦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充分注意了公社的性质、体制、分配问题，全民、集体、个人的关系问题，作息时间问题，工作方法（如不许打骂捆绑群众等）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具体政策问题。毛泽东还发出读书的建议，建议各级干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很多人的“一大堆混乱思想”。

在中央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1958. 11. 21—27）上，毛泽东关注的

是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十五年规划问题，制定 1959 年指标问题，阶级的消灭等问题。他在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中国和苏联哪个先过渡到共产主义？要从各方面慎重考虑。中国早过渡即使有可能，也可以用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获实祸。消灭阶级问题要吸取教训，经济上消灭阶级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消灭阶级，等等。在会议讲话中，毛泽东指出：看来“两个过渡”还是时间

长一点好，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要老老实实，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头脑。会议决定将 1959 年钢的生产

指标降为 2000 万吨，对外公布为 1800 万吨。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的错误进行批评，目的是为了使错误得以克服，使运动健康发展。这从他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 11.

28—12. 10）的指导思想中更可以明显看出来。在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强调了保护劳动热情问题，他说，对犯错误的干部 90％以上耐心说服，不予处分，作些自我批评就够了；对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1—2—3—4—5％，则要加以轻重不同的处罚，对谎报也如此。总之，处罚的极少，教育的极多，就能保护广大干部的劳动热情。对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这个口号，毛泽东认为它没有经过认真的分析和集体的决定，提五年基本改变较为切合实际些。他设想五年基本改变。十年至十五年彻底改变，即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对于党内争论，毛泽东认为冲天干劲、革命热情极可宝贵；要作两方面的分析。他提倡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辩证法，把雄心与科学分析相结合，实事求是地制定 1959 年经济计划。毛泽东虽然估计到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他肯定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不能估计过低；虽然看到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的危险性”，但并没有想到要从根本上克服“左”的东西。他在对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稿作修改时增写这样的话：“今年我国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证明了党的一整套方针“是正确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还对《张鲁传》加写批语印发与会者，他认为张鲁置义舍，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以祭酒为治”“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故毛泽东称“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历史来源的。”

在整个 1958 年中，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指导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作为主要领导者，他同时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并关注苏联学者对共产主义建设理论问题的新的研究成果，还顾及到资本主义国家政界和舆论界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映。为了“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毛泽东还请求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尽管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遭受了极大挫折，使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遭受巨大损失，但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却是为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

除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外， 1958 年又是台湾海峡关系

紧张的一年，毛泽东为此付出了一定精力。从收入第七册的 9 篇相关文献看，毛泽东在处置金门炮战时作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他对蒋军和美帝国主义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为此还引发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并还专门论述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具有两重性。这有一个由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的过程。因此，战略上要藐视它，战术上要重视它，有一套正确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毛泽东在 1958 年还号召“大办民兵师”，以对付帝国主义可

能发动的侵略，他认为民兵建设是 1958 年军事的一个大发展。从总体上看，

1958 年的大跃进对毛泽东亦产生了深刻的多重的影响。这场大跃进不仅波及各个领域，不仅引起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至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变化，更引起了毛泽东对待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变化。大跃进在其他领域的变化最明显的是改变了教育制度，实行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改革了干部制度，干部经常下放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还开展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等。大跃进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最大的影响是毛泽东此时已开始“破马克思”，以求摆正学习与创新的关系。为了能够领导好这场大跃进，毛泽东不仅要求干部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还要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学好普通话和本地话，学好一种外国文等。作为诗人政治家，大跃进中的毛泽东甚至提到了全民写诗的问题，从而引来了全民写诗的热潮，引发了诗歌卫星。在对《山东范县提出 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中毛泽东曾这样说：“此件很

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也正是在 1958 年，毛泽东第一次对自己的诗词作了批注，澄清了一些注家的误解，并仿陆游赋绝诗一首以示自己的事业是壮丽的事业，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