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编入的是毛泽东 1959 年的 323 篇文献，

计手稿 292 篇，经他审定过的谈话记录稿 1 篇，经他审定用他名义发表的文

槁 31 篇，其中有 47 篇（次）在《人民日报》、《红旗》上发表过，或在毛泽东逝世后收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诗词选》等文集中。从文献的内容看， 1959 年上半年毛泽东主要是抓人民公社的调整和建设以及经济计划指标的调整，下半年则以庐山会议为转折从纠正“左”的错误开始过渡到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并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此外，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在这一年也有所发展和变化。

毛泽东在 1959 年上半年对人民公社的调整和建设，对经济计划指标的调整有一个过程。在郑州会议以前，毛泽东对大跃进等问题考虑较多，他首先注重的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热情，谨防的是“右倾情绪”。在 2 月 1 日各省、

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虽然看到了 1958 年已有“几个方面的失调”，不适当地提出了一些高指标，农业上放过一些卫星，报上吹过很多，不实在；但他仍然主张在 1959 年实行大跃进，认为中国有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等条件，不会不跃进的。今后搞跃进的具体条件是：（1）群众的干劲、劳动热情：这是过去几年特别是整风、反右替我们准备下的。

（2）有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的经验，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3）现在定下来的指标并不十分吓人，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4）今年还有十一个月，抓得早些。（5）今年有了人民公社，而去年大部分时间没有，等等。毛泽东还勉励领导干部学哲学，不要形而上学的看问题；要调查研究，揭露问题，解决问题；要把革命热情与求实精神统一起来，发挥符合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但当一些严重问题如普遍闹粮荒、影响春耕等问题暴露以后，毛泽东就把主要精力放在调整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面。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59.2.27—3.5）上，毛泽东主要是讲人民公社的问题。他说， 1958 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特别显著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地建立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我们的工作中也有缺点，但成绩和缺点的关系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巩固的

工作，相当严重的矛盾是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相当紧张，农业大丰收后农产品的收购任务没完成，全国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等“不足”的风潮。这应当从我们的政策中去寻找答案。毛泽东认为，公社在 1958 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这是我们所不许可的。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作到了全国一盘棋。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之怀疑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但要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大约需要两个五年计划。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目前的任务是要克服平均主义。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公社的积累也不要太高。毛泽东最后还估计到观潮派、算帐派将会出来讥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这些情况对于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怕，广大的群众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人民公社经过整顿和巩固，我们同人民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我们一定能够在 1959 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郑州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写了《郑州会议纪要》并作为文件下发。纪要规定了如下十四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什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对公社、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的职权作了具体划分。

郑州会议以后，毛泽东主要是抓对郑州会议精神的落实检查工作，他批转了一些省整顿人民公社的经验，不断发出党内通信，或找省、市委负责人座谈，了解情况。在至上海会议召开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作了大量工作。第 8 册收入的他在这一段时间内的有关文献共 56 篇，占他在这一段时间内文献总数的 90％以上。这些文献表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上较郑州会议又有所改变。他在一份报告的批注中指出：“至少在二十年内，不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在大约五年至十年内，也还不是在整个国家内就能完成由集体所有到全民所有的过渡问题，而是只能看情况，逐步地完成由基本的小集体所有制首先过渡到以一个乡为范围的大集体所有制。”等等。

毛泽东的这些新认识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59.3.25— 4.1）和中央八届七中全会（1959.4.2—5）得到集中反映。上海会议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了公社整顿中提出来的主要问题，并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的 18 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对 195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也进行了调整。八届七中全会则通过了《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人民公社的 18 个问题》的会议纪要。纪要规定：人民公社的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单位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

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要认真清查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各种帐目，各级无偿征调下级单位或社员私人的财物，必须如数归还或作价日还。要改善人民公社实行的工资制度、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是符合农民群众要求的，必须坚持下去。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还专门讲了工作方法问题，提出要多谋善断，观察形势，当机立断；并说“一个人有时胜过多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他强调：“权力集中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他还号召要敢讲话，要学习海瑞精神，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敢于坚持真理。

八届七中全会以后至庐山会议以前，毛泽东一直致力于人民公社的调整工作，并且深入细致。例如，他直接向包括“小队级”的干部写信，以具体指导调整工作。在 4 月 29 日的《党内通信》中，他谈了包产等六个问题。他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要吹牛，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 300 斤，今年能增产 100 斤、200 斤，也就很好了。吹上 800 斤、1000 斤、1200 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有何益处呢？密植应注意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害人不浅，密植应根据气候、地点、土、肥、水、种等条件而定。节约粮食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播种面积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机械化是农业的根本出路，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还要逐年增加化学肥料。要讲真活，对包产，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不可讲假话。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泽东在信中最后说，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他强调，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毛泽东上半年的这种调整纠偏工作，至 7 月份的庐山会议发生了巨大的

转折，这主要是由彭德怀在会议期间就 1958 年的工作谈了一些看法所引起。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举行。毛泽东为会

议拟定了 19 个议题，这些议题包括读书，形势和任务，宣传，综合平衡，群众路线，工业，领导体制，协作区关系，公社食堂，三定政策，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团结问题，以及国际问题等。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讲话之后，会议分组讨论时对如何估价国内形势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对大跃进、农村的“共产风”，公共食堂等提出批评，一种意见认为批评大跃进是泼冷水，是右倾。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于 7 月 14 日致信毛泽东，陈述自己对 1958 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他首先

肯定了 1958 年以来的伟大成绩和总路线的正确，然后对“左”的错误及其经

验教训提出意见。他认为， 1958 年大跃进以来，经济比例失调，大炼钢铁是有失有得，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原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

种“左”的表现。他希望会议系统地总结一下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7 月 16 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讨论。讨论中，许多人一度赞同信中的观点，也有人表示反对。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支持彭德怀的意见。7 月 23 日，毛泽东在会上批判信中的一些观点，指责彭德怀的这封信表现了“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倾性质” 的问题。他甚至还提到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毛泽东讲话后，会议集中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8 月 1 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称历史上彭德怀与他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继而，八届八中全会

（1959.8.2—16）进一步揭发批判所谓“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会议最后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议期间，毛泽东还批发了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并写下了一些有关反右倾的批语。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批语中，毛泽东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这表明，庐山会议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毛泽东对争论所采取的措施，不是一般地推动毛泽东的思想向“左”的方向发展，而是已将阶级斗争直接引入了党内，用作解决党内不同意见的处理手段。

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又把右倾机会主义与国外反共势力联系起来。在为发表《到韶山》和《登庐山》两首诗致臧克家、徐迟的信中，毛泽东这样写道：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这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尔后，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又如此写道：彭德怀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他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得不偿失论”， “人民公社搞糟了”，“阶级关系紧张”，“反‘左’比反右难”，“无产阶级专政官僚主义最多”等等，没有一点点马克思主义气味。他进行“阴谋分裂活动，违反铁的纪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还强调：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确是真理。这一切表明，毛泽东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在政治上已经背离正确路线很远了。

第 8 册中，还收入了几篇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及对外交工作指示的文献，这些文献表明毛泽东的外交战略重心主要放在如何处置同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上面。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毛泽东采取根本反对的政策。例如在对中央外事小组有关文件的修改中，就台湾海峡的炮战毛泽东这样指出：我国就台、澎、金、马问题对帝国主义展开了一场震动全球的胜利斗争。通过这场斗争，我们不仅再一次使美帝国主义的实力地位政策和战争边缘政策遭到失败，而且还运用绞索政策击破了美国从金、马脱身的政策，使美国进退维谷，空前孤立。这场斗争再一次揭露了美国力

量虽然强大但就其全局看来它归根到底不过是纸老虎的本质，极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有力地支持了亚非各国人民特别是阿拉伯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扩大了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美国和它的同盟国之间的矛盾。对于日本，毛泽东认为在岸信介不改变敌视我国的政策以前，原则上不考虑恢复中日贸易。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指出要虚心地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包括斯大林时期所犯的某些错误则从反面学习，引以为戒，同时采取积极主动和谦虚谨慎的态度，帮助各社会主义国家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和对外政策，消除某些可能发生的误解。但是， 1959 年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已有较大的变化。他在一份关于国

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中曾这样分析：敌人的策略有两手。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和平旗子，文化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而对于朋友苏联，毛泽东虽然强调要团结，但列举了一些不团结现象，如 1945 年“不许革命”； 1949—1951 年“开始不愿订互助同盟条约”； 1953 年“高饶彭黄在莫斯科的支持下，进行一次颠覆活动”； 1957 年“秋季的莫斯科宣言，我们批判了朋友”； 1958 年“中苏北京八月会谈，共同舰队和 70％投资建立电台事件，我们抵制了这个进攻；金门打炮事件，吓坏了我们的朋友”； 1959 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九月两党交换文件，十月北京会谈，抵制了朋友的谬论”；“在三月至今，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在另一篇讲话提纲中，毛泽东指出了苏联如下错误：（一）父子关系；（二）不愿学生超过先生；（三）留一手；（四）搞颠覆活动。还有骄傲自大，领导犯错误，歪曲马列，动摇国际主义原则，对和平悲观等。毛泽东对苏联的这些看法，预示了中苏之间将会发生大的分裂，预示了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将会有一个大的调整。

另外， 1959 年是中国西藏地区中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3 月 10 日），和中印边界首次发生冲突（8 月 25 日印军入侵我国领土朗久地区）的年份，毛泽东在处置这两件事时表现了他捍卫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根本立场。例如，他在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宣传报道问题的批语中，指出报道要直指“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策动西藏叛乱，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