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册编入的是毛泽东 1955 年的 232 篇文献,

计手稿 200 篇,经毛泽东审定用其名义发表的文献 32 篇,其中 70 篇(次) 在《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长江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或出版过,或在毛泽东逝世后收编人《毛泽东选集》第 5 卷、《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等文集中。该册文献的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胡风; 进行“肃反”;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鉴于 1954 年已开展对俞平伯的红学思想以及对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中共中央为了把这一批判引向深入并促进人们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 1955 年 1 月下发了《关于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毛泽东批发了这一通知。通知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通知认为,这些思想斗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向人民群众宣传唯物主义思想以提高他们的觉悟,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因此必须在大约五百万有阅读能力的党内干部和党外知识分子中认真地进行教育,具体地批判唯心主义思想,树立唯物主义思想,才能通过他们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为此,有必要采取演讲的方式讲解目前正在展开着的思想批判的重要意义, 结合当地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通俗他说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对通知的批发表明他非常注意这项思想教育和思想批判工作。

1955 年 3 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特地强调了这一问题: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和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

正是由于注重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毛泽东亲自指导了当时时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第 5 册中编入有关批判胡风的文献有 12 篇之多,记录了毛泽东

在批判之时的咄咄逼人的气势。 1955 年 1 月,毛泽东在周扬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中指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同年 6 月,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写按语, 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序言、按语和注文。在这些文字中, 毛泽东指出,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 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将他们战而胜之。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 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 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毛泽东还指出,通过调查,胡风集团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把文艺理论批判、思想批判与政治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了,并把胡风等入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①。这一方面把从 1951 年开始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思想批判向“左”的方面大大推进了一步,另一方面也为 60 年代文化大革命把思想批判直接变成政治批判开了先声。

1955 年是全国各地各部门进行大规模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年份,第 5

册编入有关肃反的文献共有 26 篇。从这些文献的内容看,毛泽东自始至终指导着这场差不多为时一年的肃反工作。尽管他把“胡风集团”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但毛泽东总是谨防在肃反中出偏差。他提出的方针是: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当肃反工作在中央各级机关、各军区、各级党政部门、各厂矿企业大规模展开后,毛泽东更是加强了指导。一方面,他指示要妥善地保存和严格地清查处理敌人遗留下来的各项

① 1980 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复查报告》,指出“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1988 年中央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通知》,撤销关于胡风把党向作家提倡的指导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关于胡风进行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等错误结论。

档案材料,以发挥其对肃反和审干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强调对一切确实发生“左”的偏向的单位采取措施加以克服,指出同必须克服右的偏向一样,必须认真地克服“左”的偏向,才能使肃反运动自始至终地得到健康的发展。为了使肃反不至扩大化,当时采取了给“控制数字”的措施。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在肃反运动中,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重点对象,必须也同其他方面一样,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超过这个控制数字的,必须得到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批准,有些要得到中央十人小组批准。对于肃反的起因、重要性及其方针,毛泽东后来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得很清楚:对反革命必须镇压和肃清,否则老百姓不赞成。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但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这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对一切反革命分子给以生活出路和自新的机会,这样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1955 年是掀起全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一年,收入第 5 册的 43 篇有关文献表明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了这一运动,并始终是促进派。中国农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自 1952 年开始以后,至 1955 年已历时 4 个年头。1955

年 1 月,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邓子恢提出农业合作社转向控制发展,着重巩固

的建议,并在同年 6 月又不同意合作社过快发展的主张,即被毛泽东视为思想右倾。7 月,在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他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但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走快了,而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 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和不难纠正的。毛泽东反对农村合作化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认为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而应当认识到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毛泽东还指出,根据苏联的经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进行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国条件下的农业方面,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对农业合作化要有全面的规划,要加强领导,要在 1960 年以后全国将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尔后,毛泽东又批评对合作化进程持异议的同志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井强调要彻底批判党内在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七届六中全会后,各方面开展反右倾,助长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 这同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紧密相关的,至 1955 年底,毛泽东在对七届六中全会文件集序言稿的批语和修改中,这样乐观地指出:全国农业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化,可以提前在 1959 至 1960 年完成。为此,毛泽

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了 104 篇按语,用以具体指导全国各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使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

本胜利”。

在全国农村合作化运动掀起高潮之际,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亦抓紧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这从第 5 册编入的 6 篇有关文稿可以看出来。如毛泽东修改过的《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一文指出,所有的人只要沿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前进都可以找到广阔的道路,这种道路,对于农民、手工业者等就是放弃小私有制,接受社会主义的合作制。对于资本家说来,就是放弃资本主义所有制, 接受社会主义的国有制。毛泽东号召一切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爱国的工商业者应该认清这个前途,主动地奔赴这个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毛泽东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更是规定了改造工商业的具体办法。即对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逐步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给予资本家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等等。当这一决议草案被中央召集的各省、自治区及大中城市党委负责同志会议讨论通过后,各地便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规划。从此,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便从个别合营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