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经典荟萃思想指南——《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览要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是一部经过精选的上、下

两册集本，它选辑了毛泽东最重要的著作 68 篇。这 68 篇文献中，有 42 篇（包括节选）选自《毛泽东选集》l—4 卷（旧版），9 篇选自《毛泽东选集》第 5 卷，6 篇选辑自《人民日报》。2 篇选自《毛泽东书信选集》，1 篇选自《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 篇选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7 篇辑自手稿原件。从这个选读本的文献取材来源看，绝大多数取之于已公开发表的文集或报刊。这个篇目数量不大的选本，确是一个精选本。它根据少而精的原则，选辑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和建国以后至 60 年代前期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其内容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即它是纵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不同时代的重要文献的综合。显然，这个经过精选的版本充分体现了编辑者的意图，这正如该选本的出版说明所指出的：“编辑出版这部选读，是为了向广大干部和青年提供毛泽东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科学著作，以便于读者学习和研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毛泽东思想。”①也正是为了便于人们了解、掌握毛泽东思想精华，这个选读本将《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第七部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置于卷首，以起序言或引言的作用。

与 1964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相比，这个

新的精选本在书名上与它是一致的。但选辑的篇目却比它多出 31 篇， 1964

年版选辑的文献总数仅 37 篇（上册 16 篇，下册 21 篇）①，新旧两个版本在

文献选辑的数量上有差异，一方面是由于两者文献选辑的时限不一致， 1986

年版选辑的文献最早时间为 1921 年，最晚时间为 1965 年。 1964 年版选辑

的文献最早时间和最晚时间则分别为 1926 年和 1963 年。因而新版本就有可能收录旧版本收录时间范围之外的文献，如《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等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新版本收录的文献内容更宽泛一些。例如，它收录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等等。另外， 1986 年版中的《学习和时局》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两文节选的字数比 1964 年版的要长，篇名也不一样，后者所拟篇名叫《放下

包袱，开动机器》、《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反之， 1964 年版选辑的一些文献，新版中也没有，这些文献是《组织起来》、《党内反对错误倾向问题》、《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介绍一个合作社》等。这表明，由于编辑方针的不同， 1986 年版所选辑的文献内容更精一些， 更偏重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更切合实际，更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由于 1986 年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与《毛泽东选集》1—4 卷（新版） 有 43 篇文献（因《反对本本主义》新收入）相同，并且这 43 篇文献在《〈毛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上册，第 1 页。下引此书，不再注版本。

① 1964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亦出版过《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它的篇目数也是 37 篇，但内容更精简，且有少量篇目与甲种本不同。

泽东选集〉览要》中又被综合研究过，所以本章对它们不再重复研究。又由于另外 25 篇文献中民主革命时期的 6 篇，《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

《给雷经天的信》、《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分别在《毛泽东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中被收录， 故本章对这几篇文献亦不再予以专门研究，而将重点放在自 1949 年 9 月以后

的 19 篇文献的内容上。

《毛泽东著作选读》中的这 19 篇文献，粗略地展示了自建国之日起至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思想发展行程中的光荣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人们把握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在建国初期、过渡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在经过三年困难之后的恢复时期拓展延伸的轨迹。现在来逐一进行理解和把握。

建国初期，《毛泽东著作选读》选辑的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文献有两篇。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和《不要四面出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9. 21）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的开幕词。毛泽东首先分析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他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各种重要法律，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等。毛泽东接着以豪迈之情这样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毛泽东还指出， 应牢牢掌握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这一有力武器，和苏联、各新民主国家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团结一起，使中国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中国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不要四面出击》（1950.6. 6）属于一篇政治方面的文献。它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毛泽东分析了伟大胜利形势下的复杂斗争和困难，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够大够多”，这些敌人包括帝国主义、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地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的反动势力等等。为了孤立和打击这些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尤其是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团结少数民族。总之，不要四面出击。绝不可树敌大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过渡时期，《毛泽东著作选读》收录毛泽东在过渡时期的文献总共有 5 篇，其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6. 30）是篇讲话，它既讲了青年团的工作，也讲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毛泽东在其中指出党和团的领导机关都要学会领导团的工作，善于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照顾青年特点，组织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要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毛泽东接着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

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青年团如何执行这个总任务，也应当按照青年的特点作出适当决定。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 12）由两段文字组成，其中第一段文字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公布的，第二段文字则是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提纲时增写的。第一段文字明确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二段文字亦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只有完成向社会主义所有制过渡以后，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生产出各种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巩固人民政权。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6. 14），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它表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内注重社会法制建设。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说明了制定宪法草案的方法，他指出，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宪法草案的好处主要有两条：第一，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 也总结了从清朝未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第二，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性即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灵活性是指实现公有制的各种灵活形式和逐步扩大公民权利等等。毛泽东强调，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尽管这个宪法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而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但它的目的是要团结全国人民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4.9.15），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 1949 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会议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全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1. 25）一文，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在这篇文献中，毛泽东回顾过渡时期的主要工作并展示了今后的规划。他指出，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土地改革及各项社会改革，从 1955 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革命以极广阔的规模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所有制改变以后，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

创造了社会条件。毛泽东还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我们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这就需要有干部，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团结一切力量为之奋斗。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著作选读》选编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献 12 篇，其中成于 50 年代中后期的 8 篇，成于 60 年代前期的 4 篇。它们主要反映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探索以及对这种探索的经验总结。

毛泽东在 50 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留下的几篇文献显得特别重要，它们是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 开始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思想指南，也是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纪录，其中最重要的是《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论十大关系》（1956.4. 25），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它是毛泽东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中国国情和总结中国经验的产物。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法，并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具体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应处理好的十个重大问题。这十个重大问题是：一、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毛泽东认为应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才能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重工业的发展，基础会更加稳固。二、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毛泽东主张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者底于，才会更有力量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三、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毛泽东认为要加强国防建设，并要有原子弹，就要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四、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毛泽东提出应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不能只顾一头。五、关于中央和地方。毛泽东提倡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的独立性相结合，提倡各地方发挥积极性，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六、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毛泽东号召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七、关于党和非党。毛泽东主张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认为有几个党存在好。八、关于革命和反革命。毛泽东认为除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外，大多数反革命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镇压反革命要作艰苦的工作， 机关肃反应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 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革命事业有利。九、关于是非。毛泽东主张在分清党内党外是非时，对待犯错误的人应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因为这是一条团结全党的方针。十、关于中国和外国。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认为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更不要学其短处、缺点。包括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也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能搞教条主义。毛泽东认为，这十大问题或十大关系，都是矛盾，要正确处理它们。他最后号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 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8. 24），是一篇充满辩证法思想的文献。中心是讲怎样学习外国。毛泽东在谈话中，把音乐和艺术问题放在中国

如何学习外国好的东西这一原则上来展开。他认为，大至中国革命，小至两片树叶，所有事情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所以，无论是向外国学习文化艺术， 还是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要反对教条主义，都要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把它加以改变，变成中国的，在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的同时，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学习外国人是为了中国人，学习外国的长处，应整理、创造出中国自己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使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2.27），是一篇对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它原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经修改和补充，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篇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同样是积国内国际经验尤其是吸收苏联曾一度否认阶级斗争存在后又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出来的，总共谈了十二个问题，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

毛泽东首先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表现为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与一切反抗、敌视和破坏这一事业的敌人的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此外，工人阶级等等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中国具体条件下，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因为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使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毛泽东认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对敌人，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内部，用民主的方法，具体来说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只能用讨论、批评和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 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毛泽东还指出，要敢于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并且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不过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它们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飞快发展，但它又还很不完善而与生产力有矛盾。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等等又使它与经济基础相矛盾，必须按照具体情况，不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现在的情况是，在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不大习惯；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学习和取得经验。在这个时候，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人民发展社会的经济、文化、巩固新制度建设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毛泽东接着讲到了肃反、农业合作化，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及统筹兼顾等问题。毛泽东认为肃反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应该有个正确的估计。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成绩是主要的， 但是也有错误。方针应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目前的情况是：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但应考虑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丧失警惕

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认为它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是积极拥护合作社的，合作社还要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和分配上处理这些矛盾，使农民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关于工商业者，毛泽东认为在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以后，他们经过了改造，但还需要进一步改造，他们还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所以，他们必须在工作和学习中彻底改造自己。同时，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 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比较重视，他认为几百万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转到为新社会服务，有一个适应的问题。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并有少数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而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于为它服务，因此应给予知识分子以信任。使他们的才能得以积极的发挥，并善于团结他们，尊重他们的劳动。广大知识分子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尤其是青年学生，应该使他们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少数民族， 毛泽东认为他们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汉族和他们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以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毛泽东从中国六亿人口出发作计划、办事、想问题的方针。毛泽东认为只有实行这一方针，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毛泽东在讲话中甚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它们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不主张利用行政手段干预艺术和科学，认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它们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这是因为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被看作毒草，看着是错误的东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意见仍是常有的事，尽管不是有意压抑而是由于鉴别不清。因此， 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可以批评，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批评不倒的。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亦宜采取讨论的方法， 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对于香花和毒草，毛泽东具体地提出了六条辩别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下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泽东说，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是不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他最后还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口号是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民主党派得到人民的信任，共产党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同时，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因为一个党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有民主党派的监督对共产党更为有益。尽管在反右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在修改这一文献时对百花齐放等问题的论述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增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有时很激烈，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准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等与讲话主题不太相协调的东西，但他坚持“双百”方针，主张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解决人民的思想问题，这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也有现实意义。

毛泽东最后讲到了少数人闹事、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节约、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他指出 1956 年有少数工人学生闹事，其原因既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也有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以及对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不赞成闹事，认为人民群众也不会无故闹事。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当然，对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行凶犯法的人，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对于闹事这件坏事怎么看？毛泽东认为它能变成好事，这是因为乱子有二重性。例如 1956 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是坏事，但是它教育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事情总是要朝相反的方向转化的。关于节约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节约是解决一个很穷的国家进行大规模建设这一矛盾的方法，全国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毛泽东所讲的工业化道路，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中心是肯定的，但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 重工业有了市场和资金，就会更快地发展。毛泽东希望经济建设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为了使中国变为工业国，他主张学习一切国家的好经验。

50 年代中后期的另 5 篇文献，其内容各有特色。其中《纪念孙中山先生》

（1956. 11.12），是毛泽东在孙中山诞辰 90 周年写的纪念文章，文章称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音，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并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建有丰功伟绩。文章说，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把它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在进到 21 世纪的时候，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1957. 3） 一文，是毛泽东所作两次讲话内容的节录，中心是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要求干部不要去闹名誉，闹地位，争名夺利；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毛泽东还提出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职位高的不要摆官僚架子，要密切同群众的关系。《又红又专》（1958. 1），原是《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一条，毛泽东从哲理角度论述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对立统一关系。他认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就是又红又专，并且永远如此。从二者关系看，思想和政治是统帅和灵魂，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

的保证。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也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1958. 12. 1），是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一篇文章，也是从哲理上对帝国主义进行剖析。毛泽东认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它们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反动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时，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所以，在战略上应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在策略和战术上把它们又应看成活的铁的真的老虎。毛泽东还认为，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一方面藐视它，另一方面又要重视它。对于任何事物，头脑要冷又要热， 这样才能真正促成事物的转化。另外，《党内通信》（1959，4. 29），是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倾向而写的一封信，涉及的是一些具体问题如包产问题、密植问题， 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问题等。毛泽东在信中说自己是在唱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这封信可以说是对大跃进错误的初步反思和纠正。

这一时期中， 60 年代前期的 4 篇文献甚为重要，它们是毛泽东对 50 年代后期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深刻反思和总结，哲理气味非常浓郁。这 4 篇文献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1. 30）这篇文献，选读本在选编时作了删节。毛泽东原先讲了六点意见，选读本只收编了其中的四点“意见”。其中第一点是讲开会方法；第二点重点讲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同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也很难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 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毛泽东希冀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称赞汉高祖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批评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不爱听别人不同意见的项羽，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霸王别姬”。毛泽东进而指出，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因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 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第四点是讲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客观世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尤其社会主义经济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从 1950 年到 1957 年底的头八年内， 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总路线及其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从 1958 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

线，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但由于经验还不足，我们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结果干了许多蠢事。经过一段实践之后，我们就比较主动和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在最后一点中，毛泽东讲的是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问题，中心仍然是围绕民主集中制。他指出，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 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许多时候，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对犯错误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总之，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人民大众团结起来。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 5），是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增写的一段文字，讲的是认识论问题，可视为《实践论》的扩展。毛泽东强调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的认识要经过两个飞跃阶段，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号召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963. 12—1965），是由毛泽东的五段文字组成。毛泽东论述的分别是这样一些问题：要反对固步自封、骄做自满，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对待成绩和缺点，要向群众的实践请教；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人类须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类既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而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 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这一组文字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升华，它表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见解。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963.9，1964. 12）， 是毛泽东修改有关文件时增写的两段文字，它表露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渴求，并揭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毛泽东指出，我国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除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但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提倡我国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 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