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评历代政治得失，从中悟出治国之道

作为大政治家，毛泽东首重的是从古人政治得失中悟出兴亡之道，以鉴取治国之策。古籍中所载的历代贤主良臣所制的政纲、政策和政举，他无不为之关注。《新唐书·姚崇传》记述姚崇以历史经验为戒，结合时政之弊，向唐玄宗跪奏“十事”：政先仁恕，不幸边功，法行自近，宦坚不与政，租赋外一绝之，戚属不任台省，君臣接之以礼，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绝道佛营造，推汉之禄、莽、阎、梁乱天下鉴为万代法。毛泽东读至此时对之颇为赞赏，他在书页上批写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①显然，他认为这十条政治纲领在当时是有见地的，其内容有一些是可以鉴取

的。毛泽东一向注重政治思想教育，亲严疏宽；提倡令行禁止，同时又提倡下级敢于坚持正确意见；主张在全党宣传唯物辩证法；对国家的安定和统一持有高度的警惕等等，这些与姚崇的主张多有相通之处。对《旧唐书·李百药传》中有关唐太宗李世民的记述，毛泽东在阅读时将其内容归纳为“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②：（1）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不籍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2）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3）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

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这四条工作方法，显然与毛泽东的工作与生活习惯有相似之处，故他加以看重。

毛泽东还善于从古之政事得失中推导出新的政治经验。在读《智囊》卷八下《明智部·经务》时，书中有徐阶关于法往往责将校而不责守令，而地方守令是使民者、守令勤、果、警、仁等要素可不致败绩的记载，毛泽东即在页边批写道：“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①显然，毛泽东这里看出了地方守令与将校各自职责不明，军政体制不完善而需改进，今之军区党委制则具有优越性。对于古代行政的效率，毛泽东更是加以注意。

《汉书·赵充国传》中记载这样一件事：赵充国在六月戊申日上书给汉帝，从金城呈送长安；汉宣帝的批示在七月甲寅日即从长安下达金城，来回只有七天，极为迅速。毛泽东经过推算，在页边上注道：“七天”②。可见，他至力欣赏这种高工作效率。作为共和国的开创者，毛泽东对国家政权的稳定持有高度警惕，这在读书批语中多处反映出来。如在《宋史》之《太宗》本纪卷中有“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的史家评述旁，毛泽东指出这是宋太宗害死其兄太祖，“不择手段，急于登台”③。并在其它地方多处指出史家“不书

①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7、221 页。下引此书，不再注出版社年版。

②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7、221 页。下引此书，不再注出版社年版。

①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57、125、280 页。

②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57、125、280 页。

③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57、125、280 页。

病而书葬”，“不书病而书死”，掩饰宫廷内部倾轨夺位的政变类史实的撰史方法。这是否从一个侧面映射出他与林彪、江青阴谋集团斗争时的警戒心态呢？

总之，从历史中导出现实需要的为政方略，是毛泽东读古籍时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这在读《魏书·张鲁传》时两次写下的共计 1300 余字的批语中

表现得非常鲜明。毛泽东读此传时，是在 1958 年 12 月，当年他正在国内推行“三面红旗”的政策，读此传显然是要从思想上得到一些启发。长长的批语也表明毛泽东比较推崇张鲁的一些作法。毛泽东认为，张鲁的五斗米道有其经济、政治纲领，“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以神道治病这种“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对“犯法者三原而行刑”是“以说服为主要方法”； “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毛泽东由思昔而抚今，把思考的重点转向了中国的现实，他接着写道：“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人民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今是接近的”。①毛泽东认为，在这一穷二白的纸上正好画上美丽的图画，写上美丽的文字。他要依靠新时代的“半无产阶级”去实现昔日张鲁未能长住的梦想，借助人民公社以争取早日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当然，毛泽东对张鲁的作法是取中有舍并加以改造了的。他清楚看到，五斗米道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尽管“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这一点相同，但包括道教在内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毛泽东还指出了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特点和局限性，一是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二是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三是带有封建性质，即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等方面。然而在现今中国，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②所以，人民公社这种社会主义形式的历史承担者理所当然地是广大农村中的农民。显然，毛泽东从农民的革命传统和现状中寄托了社会主义之实现的希望。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自己对《张鲁传》的这些批语印发给与会者，充分表明他将中国历史上的小农平均社会主义思想及某些作法，在加以批判和改造后作为在新时代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途径。虽然毛泽东这里带有若干空想成份。但正是这种追求平等、自由、幸福的理想主义给他以精神动力，同时也显露出他一贯提倡的古为今用的现实主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