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孜孜以求:在实践检验中学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一生忠实于自己的事业,他把自己着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看得比任何书本理论更为重要。毛泽东是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使他求教于马克思主义,使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但毛泽东从不盲从,从不迷信。他有许多至理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共产党人对每件事情都应当问一个为什么;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

毛泽东一直没有停止过向马克思主义著作吸取精神营养。对马克思主义著作长期的认真研读,在毛泽东的书信中明显地反映出来。这些书信表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环境的变化,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的方法和态度也不断地改变。如果说,在前期他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是如饥似渴,那么在后期则是细细品味。在中央苏区初创的 1929 年,毛泽东在福建汀州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要求中央寄送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书,并说: “我们望着书报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①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自己发愤读书,还着手领导成立各种研究机构和团体,与党内外的同志们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还领导创办了抗大等许多学校,大批培养党的高级干部,注意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他们。毛泽东还非常注重马列著作的出版发行工作。在给何凯丰的一封信中,他建议中央设一个编译部,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认为做翻译工作是“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②。

毛泽东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其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在事业上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巧妙的掌握和运用。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鼓励他人注意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在致吴晗的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① 在给一位中学教员陈寄生的信中他又说:“惟党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此点尚祈注意及之。”

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态度是不盲从、不迷信。1958 年,由于中国反经济规律地发起了“大跃进”运动,又不合时宜地办起了“人民公社”,这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挫折,严峻的事实,促使毛泽东用冷静的头脑来重新思考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故此,他在 1958 年冬专为读书事宜而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不为别的,专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 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6、202 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6、202 页。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10、386、552 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10、386、552 页。

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 自己并不甚清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③且不管这种读书号召的具体背景和旨意如何,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这种公正的科学的态度,则为我们作出了师表。正是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的这种优良作风,我们党才有可能在思想上从两个“凡是”的圈于中冲破出来。并且为了防止对马克思主义只言片字的理解及主观主义的阉割,我们党提倡准确、完整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提倡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它。在当今时代, 只有像毛泽东那样,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并经其检验之后,再去认真研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中,哪些地方正确或不正确,哪些观点模糊不清,哪些问题作者自己并不甚清楚,以致能够在理论上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推向前进,以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的另一个科学态度是,不管是对自己的理论观点还是别人的理论观点,什么人都可以自由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1956 年,有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毛泽东得知后,特致信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 那是完全错误的。”①毛泽东这种见解不仅表明自己胸怀的豁达,更是从本质上揭示了学术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种见解可谓是毛泽东对“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个补充说明。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10、386、552 页。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51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