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编人的是毛泽东 1951 年的 409 篇文献，

计手稿 392 篇，经毛泽东或中央审定的讲话稿 6 篇，经毛泽东审定用其名义

发表的文稿 11 篇。这些文稿中，当时有 21 篇在报刊上发表过。毛泽东逝世

后，有 43 篇曾收编入《毛泽东选集》第 5 卷、《毛泽东书信选集》等集子。

文稿第 2 册纪录了毛泽东在 1951 年度的国务活动情况，包括提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构想，领导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和三反运动，以及出版《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等等。

第 2 册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1951.2. 18），是部署 1951 年工作的重要文献，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构想：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这一构想是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用三年或者还要多一点的时间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准备条件的明朗化，也是他在 1952 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间环节。对此构想，毛泽东曾在刘少奇送他审阅的向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的报告稿上的批语中，要求刘少奇“在会议中讲一下”，使人们“有所准备”。

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这三大运动，分别列入了 1951 年 2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是该年工作的重点。抗美援朝战争继 1950

年两次战役胜利之后， 1951 年上半年志愿军又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在这三次战役期间，毛泽东未再进行具体部署和指挥，只是在战略上作决策，如对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轮番作战，对美英军实行战术小包围，对南朝鲜军实行战役大包围等问题的决策，对五次战役后敌方要求停战谈判而提出作好两手准备、实行谈打结合的方针等等。同时，毛泽东还估计到台湾国民党策应侵朝美军进犯我东南沿海的可能性，提出“敌来让其登陆，并须诱其深入，然后聚而歼之”。在抗美援朝的同时，国内的土地改革正在部署展开。全国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主要是在 1951 年冬至 1952 年春进行的。毛泽东为指导

土改工作先后起草了 10 多份电报，指出既要加速土改的步骤又不能违背土改运动的一般规律，不能侵犯工商业，等等。他还根据土改运动的不平衡发展，指示在一切已完成土改的地区要及时把领导工作的重点放到工农业生产上来，并组织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在一切尚未完成土改地区则要防止急躁情绪。此外，毛泽东还赞赏让民主人士、大学教授去看土改，去领受民主主义教育。与全国性的土改工作相结合，1951 年又是镇反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毛泽东很是关注这场运动。从第 2 册收入的毛

泽东指导这场运动的 103 篇文献看，他提出的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镇反要作到“稳、准、狠”，不要错捕错杀，要严格划

分具体政策界限，等等。毛泽东亦放手让民主人士与闻镇反，参加审案，这对保证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起了很好的作用。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是年冬首先存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的，目的是打击个别不纯分子利用权力谋私，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用种种手段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毛译东从 11 月下旬至年底一个多月时

间内，为指导“三反”运动写下了许多指示。批语和书信。从第 2 册收录的

50 余件文献看，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通过“三反”斗争，在全党范围内实现七届二中全会关于“防止腐蚀的方针”；开展“二反”；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以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要抓住典型重大案件的处理，引起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注意把反贪污同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结合起来，把“三反”同当时的整党和军队整编工作结合起来。这场运动虽然中间曾发生过一些过火的行为，但总的说来是教育了干部，清除了腐化分”，有力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

第 2 册还表明毛泽东非常注重思想文化建设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注重思想文化建设表现在毛泽东很重视自己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以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理论教材。从第 2 册收入的 5 篇相关文献看，毛泽东对《毛泽东

选集》（第 1 卷）的编辑非常认真严谨，对一些著作，他反复修改，亦注意文字修饰使其规范，使之准确表达思想。他对题解和注释进行逐条审改，并还亲自撰写了一些，对全书更作认真校阅。《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尤其是为国内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学习和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提供了教材。与《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出版的同时，毛泽东还提倡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通俗宣传，并热情支持有关中共党吏著作的写作（如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等。

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主要是毛泽东在 1951 年发动和领导了对电影

《武训传》的批判。这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历时半年之久的批判，开建国以来以文艺讨论形式出现的思想批判之先河。其起因是，孙瑜导演的电影《武训传》在 1951 年元月上映以后，引起了各界尤其是教育界的强烈反响，其影评文章多是赞扬。《武训传》广受赞誉的情况为毛泽东深切关注。他决定发起一场讨论。5 月 20 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他认为武训那样的人根本下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行为是不应当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的。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他还指出，一些虽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然向反动思想投降，这证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尔后，毛泽东在审阅有关文章时又指出武训行乞兴学是“为富人子弟办了两所旧式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武训的‘义’学，其实是不义之学”，等等。毛泽东的批评，既指向武训，更指向宣传武训的人们，随之引来了全国性的大批判。应当说，毛泽东在批评中提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人物及其思想，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引出的讨论却是用政治批判解决文艺问题，并且夸大资产阶级思想在文艺界的影响，使不实事求是的风气得以蔓延，则是当时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