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成为著名寺庙

五代时期吴越国王钱镠信奉佛教,始终奉行“信佛顺天”之旨,在位期间不仅广修庙宇塔寺,而且还大量印刷佛经,布施佛像,使得杭州城乡各地遍布寺院,寺与寺之间,梵音相闻,僧众云集。

而他对灵隐寺的建设也尤为关注,960年,钱镠亲自请来延寿禅师重兴灵隐寺。这个延寿禅师,是余杭人士,为净土宗六祖,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时的灵隐寺,虽然经过了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的扩建,但后来的“周武灭法”和“会昌法难”让灵隐寺再次陷入冷落荒寂之中。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延寿禅师苦心经营,设计新的寺院布局,除了完成山门、大殿等的重建,还拓建了500余间僧房。

960年,吴越忠懿王钱弘俶又在延寿禅师所建的灵隐寺基础上,继续扩建石幢两座。东建百尺弥勒阁,西有只园,并建9楼、十八阁、72殿,屋宇1300余间,廊庑曲折萦回,自山门左右连接方丈,称寺为“灵隐新寺”。

据史书记载:

吴越国时,九厢四壁,诸县境内,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含十四州悉数数之,不胜举目矣。

吴越寺庙“倍于九国”,扩建创建的寺院有史可据的就有二百余所。在杭州的历史上,吴越时期,吴越王“以有土有民为主,不忍兴兵杀戮”,保境安民,休兵乐业,清明向上的“吴越之治”,使杭州成为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是佛教文化的中心。

到现在为止,灵隐寺内还留下了特别丰富的吴越时期摩崖石刻、佛像塑造和佛经雕刻,以及寺置园林、佛塔经幢等。

比如,在灵隐寺进门第一殿天王殿的殿前,左右各有石经幢一座,两经幢都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建”题记。

这两座经幢皆建于969年,原系吴越国王家庙“奉先寺”遗物,后来,迎栅禅师移置于此,东幢高7.17米,西幢高11米,原为十二层,现已残损,为多层八面形,下部三层须弥座。

经幢也称石幢,是刻着佛名或经咒的石柱,是古代佛教标示物,作为镇邪祈福用。幢由幢顶、幢身、幢基组成。

西幢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故称“尊者塔”;东幢刻有《大自在陀罗尼咒》,故称“大自在塔”。幢身上部叠置华盖、腰檐、仰莲、伞盖、流云等,盘石上雕刻迦陵频伽,双手合十,背有翅膀,形象生动。古人赞灵隐寺经幢云:

高幢垂五代,

瑞拱寺门雄;

地涌虬蟠角,

天成神鬼工。

莲花开仰覆,

佛顶峙西东;

卓出灵峰北,

招摇云雾中。

另外,在大雄宝殿前露台两侧分别立有两座石塔,据说,它们也是始建于五代或北宋初,为钱俶重建灵隐寺时而立,当时立塔四座,现在仅存大雄宝殿前东西两侧之双塔。

两石塔相距42米,均为八面九层楼阁式塔,高约12米,用石料雕刻砌筑而成,为仿木楼阁式塔,第一层边长0.97厘米,从底层开始至塔顶逐层递减,收分明显。每层的东、南、西、北四面辟壶门,线条和顺流畅,每层有柱子、栏额、斗拱、出檐、平座,脊饰上刻有仙人像,塔身下为一层须弥座,更下为九山八海基石,是典型的宋式建筑。

在灵隐寺前的飞来峰岩壁上,还有五代时期留下的石窟造像,最早的为后周广顺元年镌刻于飞来峰青林洞外的弥勒、观音、势至三佛像,人“西方三圣”。最为精致的为北宋乾兴元年刻于飞来峰金光洞口的卢舍那佛会浮雕,最为生动的有刻于飞来峰玉乳洞宋代的弥勒讲经一铺群像主尊与十八罗汉,以及龙泓洞口宋代的两组浮雕:一为“唐僧取经”,一为“白马驮经”,旁刻第一批来中国的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名号,这些浮雕均十分传神,可惜有的遭人为破坏已断肢残缺。

再说经过吴越扩建后的灵隐寺,学佛习禅之人日渐增多,佛门禅坛的诗词文章层出不穷。灵隐寺再一次佛光重现,一时间僧众3000之多,常有异邦僧侣前来取经。

在这一期间,苏东坡《游灵隐寺》一诗中有“高堂会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朝晡”之句,可以想象出灵隐寺当时的盛况。灵隐寺的发展不仅香火日盛,而且在规模上也达到了空前程度,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著名寺庙。

[旁注]

五代时期:是指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时期,唐朝灭亡后,在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净土宗:佛教宗派之一。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念佛法门,故名。该法门以信愿念佛为正行,净业三福、五戒十善为辅助资粮。净土信仰是佛教的基本信仰,大乘各宗多以净土为归。

腰檐:我国佛塔大都分为多层,自第二层以上檐子专用名称叫做腰檐。不过,一般建筑的檐子,房屋有单檐,殿宇有重檐,都不叫腰檐。这里专指佛塔。

伞盖:古代一种长柄圆顶、伞面外缘垂有流苏的仪仗物。

出檐:在带有屋檐的建筑中,屋檐伸出梁架之外的部分,叫做“出檐”。

平座:高台或楼层用斗拱、枋子、铺板等挑出,以利登临眺望,此结构层称为平座。

吴越国王钱镠:(852年~932年)字具美,小字婆留,杭州临安人。五代吴越国创建者。唐末拥兵两浙,统12州,封吴王、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后自称吴越国王,在位41年。谥号武肃王,葬安国县衣锦乡茅山。

吴越忠懿王钱俶(929年~988年),初名弘俶,小字虎子,改字文德,钱缪孙,钱元瓘第九子。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的最后一位国王。后晋开元中,为台州刺史,胡进忠立他为吴越国王。宋太祖平定江南,他出兵策应有功,授天下兵马大元帅。后入朝,仍为吴越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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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吴越国王钱镠在当国王前非常贫寒,但他非常信奉道教,后来,他遇到高僧法济,法济对他说:“他日成霸吴越,当须护持佛法”,并劝他:“好自爱,他日贵极,当以佛法为主。”

钱镠对法济禅师十分尊重,每次一见到他,钱镠必对其跪拜,檀施丰厚,异于常数。法济圆寂时,钱镠亲自撰写赞词并亲执丧礼,追谥为“建初兴国大师”。钱镠在临终时又告诫他的儿子:“吾昔自径山法济示吾霸业,自此发迹,建国立功,故吾常厚顾此山焉!他日汝等无废吾志。”

于是,钱氏三代五王始终奉行“信佛顺天”之旨,使得杭州城乡,遍布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