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警察行动”

傀儡惨败主子急，华府集会动心计；军政头目忙献策，武装干涉大升级。

朝鲜人民军的胜利，李承晚集团的失败，使华盛顿当局气急败坏，美国要扩大武装干涉了。

早在李承晚“总统”逃离汉城几个小时以后，杜鲁门总统就在白宫召见南朝鲜驻美大使约翰·张，为他鼓劲打气。张要求美国多多提供坦克、飞机和大炮。杜鲁门认为，更为重要的是“韩国部队必须有效地作战，这样才能有效地使用美国的援助”。

“有些国家在更为险恶的形势下保卫了他们的自由，”杜鲁门说，“朝鲜人必须形成坚强的领导，才能渡过危机。”

南朝鲜大使刚刚离开白宫，国务院就收到穆乔大使发来的调子悲观的电报。电报说：“大使馆与外界的联系面临着被切断的危险，李承晚和他的高级官员已经南逃。一名陆军指挥官曾打听李承晚一行到日本建立流亡政府的事宜。”艾奇逊向杜鲁门汇报这一情况后，建议总统召开紧急会议，再次讨论美国对朝鲜局势的对策。

当晚 9 时，高级会议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美国所有的军政头目几乎都参加了。空军参谋长范登堡首先发言，他报告说美国空军的飞机已投入战斗，并击落了第一架苏制雅克式战斗机。杜鲁门说：“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架。” 与会者发出了笑声。

接着，会议转入正题。艾奇逊提出一连串白天在他的助手们的会议上拟出的建议。这些建议措辞都“极为谨慎”，同样，在场的官员评论时也是“小心翼翼”。

首先，艾奇逊要求向海军和空军发布“全力以赴的命令”，以解除在朝鲜的所有限制，并且“尽最大的可能支援南朝鲜军队，攻击北朝鲜人的⋯⋯ 坦克、炮兵和步兵纵队。使韩国部队有机会重整旗鼓”。

对此，杜鲁门表示同意。但与会者却“忧心忡忡”。陆军部长佩斯和范登堡将军要求明确这意味着“只准在三八线以南采取行动”。他们认为，否则会激怒中国和苏联，战争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

“是的，”杜鲁门回答说，“不得在三八线以北采取任何行动。”他稍微停顿片刻，然后补充说：“目前还不行。”

艾奇逊然后提到“国民党中国人”。他希望由美国第七舰队“实现双向封锁，即阻止一方对另一方的入侵”。

杜鲁门口头上表示同意。然后便琢磨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他希望考虑“台湾重新划归日本”的设想，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态度，并且将其置于麦克阿瑟的控制之下。杜鲁门接着透露了一桩出乎意料的政治事件。他说，大约一个月前，他收到蒋介石的一封密信，蒋在信中提出“引退，如果这样做有所助益的话”，也就是说蒋要辞职，让另一位较少引起争论的人物接替对国民党人的统治。杜鲁门想动用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朝鲜战争，置于麦克阿瑟的指挥之下。

对此，艾奇逊顾虑重重。他认为蒋介石“居心叵测”，有可能抵制并且“耍诡计”。他认为在台湾的“中国政府问题上我们陷入混乱是不值得的”。

接着，杜鲁门根据当时形势，询问是否应该动员国民警卫队；如果需要，

他必须要求国会拨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说，如果美国在朝鲜投入地面部队，“同时不实行动员”，就无法在其他地方履行义务，特别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建议先观察几天再作决定。

高级会议一结束，华盛顿就电令麦克阿瑟，要他“动用海空军力量支援陷于困境的韩国部队”。远东空军副司令厄尔·帕特里奇将军要求远东空军部队在以后的 36 小时里“动用一切可供支配的手段，对北朝鲜人进行猛烈的轰击，让敌人当天晚上就尝到美国空军的厉害”。麦克阿瑟确信，强有力的空中行动将“把北朝鲜人狼狈地赶回自己的领土”。他批准了帕特里奇将军提出的从关岛抽调一个轰炸机大队加强美国在日本的空军力量的请求，但他还提醒要谨慎：“远东空军也必须严阵以待，谨防苏联对日本发动进攻。”远东空军顿时忙开了。由 12 架 B—26 轰炸机组成的一支打击力量向“三

八线”附近的汶山铁路沿线飞去，用重磅炸弹击毁了一列列火车。接着它们降低飞行高度，向南呼啸而去，向铁路上和邻近公路上出现的目标扫射和发射火箭。北朝鲜人民军的地面火力也很猛烈，几乎每架飞机都被炮火击中。一架飞机的引擎失灵。摇摇晃晃地降落在汉城附近的水原空军基地。另一架设法返回芦屋，终因损伤严重而不能再用，还有一架飞机的轴承被打落，在云雾笼罩的芦屋机场迫降时坠毁，机上人员全部丧命。

F—80 战斗机的任务更为艰巨。从板付机场到战场的 310 英里已接近其活动半径极限，特别是当它们在 200 英尺以下的低空飞行时更是如此。但它们飞抵汉城以北地区时，就发现道路上拥塞着北朝鲜的坦克、卡车和火炮。一天的任务完成后，长达 50 英里的公路上烟火弥漫。这就是杜鲁门所说的“警察行动”。

由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权宜考虑，杜鲁门总统决定动用美国海空军保卫朝鲜一事拖延了 12 个小时后才向美国公众发表。总统作出这一决定已经是星

期一深夜 11 点以后，当时难以为国会安排一次深入细致的情况汇报会。杜鲁门很清楚，要投入一场战争，必须赢得政治上的支持。他不希望国会中的重要成员从第二天一大清早的报纸上，得悉事态发展的消息，从而失去他们的支持。国务卿艾奇逊也反对使蒋介石从新闻渠道获得此项消息。因此在星期二上午，总统向国会领袖通报情况以前，没有发表新闻公报。

然而，麦克阿瑟从东京发出的电报，却一个劲地抱怨“行动迟缓，韩国部队已经危在旦夕，必须刻不容缓地告诉他们，美国的援助即将到达，免得他们彻底崩溃”。午夜过后，麦克阿瑟在与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和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举行的电传打字会议上据理力争。他说：“除非给甫朝鲜部队注入一针兴奋剂使他们顶住，否则用不了几个小时战争就结束了。”韦布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称为“颇为巧妙但又孤注一掷”的主意。即允许麦克阿瑟通过南朝鲜的电台广播杜鲁门的决定，但是，只准用朝语广播，而且不要惊动东京的西方记者。与此同时，派一名信使火速前往台湾，向蒋介石通报情况。

且说杜鲁门总统参与朝鲜战争的决定公布后，在国会引起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说“干得漂亮”，有的说这是“轻举妄动”！

6 月 28 日，参议院共和党发言人罗伯特·塔夫脱说，杜鲁门政府，特别是艾奇逊，必须对由于“举止笨拙和前后矛盾的外交政策”所招惹的战争负全部责任。他指责杜鲁门事先未征得国会的准许就投入一场战争，也未征求

参加星期二的白宫情况介绍会的国会领袖的意见，充其量不过是向他们介绍一下已经发生了的情况。他说：

如果在我看来这是总统彻底攘夺了动用国家武装力量的大权，那么我绝不希望参议院批准这项行动。

如果允许这一行动获得通过而不加谴责，至少是得不到本机构的谴责，那么，我们将永远失去美国宪法赋予国会的宣战权。

对此，研究朝鲜战争的美国专家约瑟夫·格登发表议论说：“这样，这场美国最不得人心的战争获得了‘警察行动’这个浑名，这不是社鲁门臆造出来的隐晦词语，只不过是在批评之风盛行的未来的几个月里，他以特有力的（和毫无道理的）固执死死拽住不放的一个词。对 10 余万死伤的美国士兵

来说，那里发生的事情远不止是‘警察行动’。在以后的 18 个月里，杜鲁门小心翼翼地回避使用‘朝鲜战争’这个正当名称，这使他在争取公众的支持和道义上的同情方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麦克阿瑟是一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为了大打出手，他要获得有关朝鲜战争的第一手的材料。6 月 28 日中午，麦克阿瑟唤来他的座机驾驶员安东尼·斯托里中校，通知他次日将飞临朝鲜，他要亲自视察战场。斯托里犹豫开了，根据气象预报，第二天可是风雨交加，低云密布。但谁也不能劝阻麦克阿瑟。当天晚上，他邀请四位记者到他的办公室，麦克阿瑟危言耸听地对记者说：“这架飞机没有武装，我们无法担保有战斗机护航，也没有把握在哪里降落。如果你们愿意，我愿带你们同行；如果明天在机场见不到你们，我会认为你们去执行其他任务了。”

第二天清早，麦克阿瑟离开日本时，天气十分恶劣，大雨冲刷着羽田机场。谨慎的飞机驾驶员斯托里建议推迟一天。“不，决不！”被麦克阿瑟粗暴地拒绝了。当飞机达到巡航高度时，麦克阿瑟掏出闻名遇迩的玉米茎烟斗，连同那顶带皱褶的战斗帽，这些曾经是太平洋战争中他的标记。有位记者插话打趣地说：“多年不曾看到您抽这只烟斗了，将军。”麦克阿瑟笑容可掬他说：“在东京我就不敢抽这烟斗，在王公贵族面前，他们会以为我充其量不过是泥腿子！”

过了一会儿，麦克阿瑟离开记者，去与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那商讨军务。乔治要求放松空军对他的限制。他说，为了争取制空权，他要求获准攻击北朝鲜机场。麦克阿瑟心里同意，但又话外有音地发牢骚说：“如果我批准你轰炸三八线以北地区，华盛顿还不把我绞死？”这位远东总司令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与其说是限制性的，不如说是调子悲观。为了对他的上级“表示反抗”，麦克阿瑟随即在飞机上口授了这样一份电报：“斯特拉斯迈那致远东空军副司令帕特里奇，立刻摧毁北朝鲜的机场。不要声张。麦克阿瑟已批准。”

与麦克阿瑟同行的而且又是最善于拍马奉承的惠特尼将军，见到此情此景，热烈称颂这位远东军总司令足智多谋，绕过了上级的命令。他说：“只要华盛顿授权于麦帅，这里就不会出现畏畏缩缩的耽搁：这里有的是拍板定案的魄力和时刻准备承担责任的勇气，这从来就是麦克阿瑟的拿手好戏。”当麦克阿瑟的座机“巴丹号”飞临朝鲜时，无线电报告说，汉城以南 20

英里的水原机场遭到猛烈的扫射。座机下滑时，一架北朝鲜的雅克螺旋桨驱逐战斗机俯冲下来，企图从美国四架护航战斗机中穿过。

“危险！”机舱里有人喊了一声，麦克阿瑟急步走到一个舷窗旁，注视

着一架野马式战斗机与雅克飞机较量，麦克阿瑟兴奋他说：“雅克飞机还来不及开火就被赶走了。”驾驶员斯托里出其不意地做了一个规避动作，终于化险为夷。但就在此之前，北朝鲜的战斗机击中了水原机场上的两架美国运输机，“巴丹号”穿过滚滚的浓烟，在距离一架燃烧的 C—54 运输机 20 英尺的弹坑累累的跑道上颠簸地滑行。

在水原机场迎候麦克阿瑟的有丧魂落魄的李承晚，总参谋长蔡炳德将军和穆乔大使等。麦克阿瑟一下飞机就认出了李承晚，便走到这位步履蹒跚的“总统”跟前，双手抱住他的肩膀，语气柔和地向他问候致意。李承晚对此十分感动，他把麦克阿瑟视为救命恩人。他说：“我们处境险恶，将军一来，韩国就得救了。”美国顾问团丘奇在汇报中指出，10 万人的南朝鲜陆军仅剩下 25000 人，就是说损失了 3/4。麦克阿瑟询问南朝鲜参谋总长蔡炳德将军准备如何应付局势。蔡回答说，他打算征募 200 万朝鲜青年入伍，给予训练，用以击退北朝鲜人“入侵”。美国人对这位“脑满肠肥”的将军不感兴趣，认为他的设想无法实现，不过是一个可悲的脱离实际的姿态。事后，麦克阿瑟告诉李承晚，“韩国部队应该有一位新的参谋总长”。不到 48 小时，蔡炳德就被解职了。

麦克阿瑟听完汇报，就在顾问团丘奇将军的陪同下到前线视察。他驱车来到汉江边。眼前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汉城内一片火海，这座具有 600 年历史的城市腾起滚滚浓烟，大火在熊熊燃烧。麦克阿瑟一声不吭地看着，倾听着北朝鲜迫击炮弹发出的沉闷爆炸声。随后他取下烟斗，来到靠汉江更近的一座山。随行的惠特尼将军对当时的场面作了如下的描述：

“天空中，回荡着跳弹的尖啸声，到处散发着恶臭，呈现着劫后战场的一片凄凉。所有的道路上挤满了一群群备受折磨、满身尘上的难民。⋯⋯这种场面足以使麦克阿瑟确信，南朝鲜的防卫潜力已经耗尽。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共产党的坦克纵队从汉城沿少数几条完好的公路直取半岛南端的釜山了。那时，整个朝鲜将是他们的了。”

麦克阿瑟自己在回忆录中写道：“被击败的溃散的军队形成一股可怕的逆流。南朝鲜军队完全是在狼狈溃逃。”他认为：“韩国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挽回局势。”不过，他当时还不能许愿向南朝鲜提供全面支持。但是，据他后来写道，就在视察途中，他已经酝酿成熟扭转战局的基本战略：“一步一步地把预备队投入到缺口中，作为鼓舞甫朝鲜士气的权宜之计；在尽量靠南的防御地区建立立足点；增加美军力量，直至达到势均力敌或者超过敌人的水平；最后，实施二次大战时他在太平洋战争中极为成功的两栖作战，在远离战线的北朝鲜后方发动大胆的进攻。”当仁立山头时，他已经选定汉城以西 20 余里的仁川港作为登陆地点。

这位远东军总司令一返回东京，就对《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说，如果美国打算拯救朝鲜，必须动用地面部队。“给我两个美军师，就能守住朝鲜，”他说，“我回到东京马上向杜鲁门总统建议，即刻向朝鲜派遣两个美军师。但是，我不知道总统是否会采纳我的建议。”

当时，华盛顿当局对是否大批动用地面部队还在犹豫不决。为此，三军参谋长们在通宵达旦地进行研究，美国战略家们也在抓紧重新审查他们制定的代号为“offtackle”的作战计划。

“offtackle”计划，是美国战略家们 1950 年 6 月前，根据一份五角大楼的参谋报告所拟定的。这个计划的主旨是“在远东采取战咯守势，在西欧

实行战略攻势”。如果可能的话就守住西欧，并以此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该计划指出：“西欧对美国的整体安全具有最为重大的战略价值。必须反复强调这一点。”要优先保卫“向西不超过莱茵河”的一条防线，并且在非洲西部部署部队，确保西地中海的畅通。计划也适用西半球的防务，它建议“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核进攻”，以及保护重要的通讯线路。在远东地区的首要任务是保卫日本、冲绳和菲律宾，以及“防止台湾落入苏联人或者中国共产党人之手”。该计划的亚洲部分“不提倡向中国或苏联西部发动进攻”。

在朝鲜战争爆发时，据美国《陆军兵力每周估计》披露，美国陆军总兵力约 59.1 万人，共 10 个作战师。大约 36 万人分布在美国大陆。其他 23.1

万人驻扎海外，执行占领任务。驻远东的兵力最多，达 108500 余人；在欧洲，

万人驻在原西德，9500 人驻扎奥地利；驻的利雅斯特约 4800 人；7000 余

名士兵分散在太平洋区域；阿拉斯加驻军 7500 名；另有 12200 人驻在加勒比地区；其余约数千名军人参加各种使团担任武官、警卫和援助人员。人们在问：步兵的力量如此单薄，美国到底能给李承晚集团提供多大的帮助呢？

月 30 日凌晨 1 时，麦克阿瑟发出的一份长达 2000
字的电报，送到五角大楼。麦克阿瑟描述了南朝鲜军队的溃败，并称其为“完全丧失了反击的能力。坚持目前战线的唯一希望，是在朝鲜作战区域投入美国地面部队。没有地面部队，单凭海空军恐怕难以奏效”。他建议立即派遣一支大约 2000 人的战斗队。随后，他希望“从日本抽调多至两个师的兵力，供初期的反攻使用”。

五角大楼对此等重要问题难以作出决定。杜鲁门也在反复考虑。直到 7

月 1 日上午，他打电话给国防部长约翰逊和陆军部长佩斯，要求他们“考虑一下抽调两个师给麦克阿瑟，并考虑接受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两个师的可行性”。杜鲁门认为，蒋介石政府仍然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使用他的部队是“名正言顺”的。杜鲁门的理由是：“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荷兰都派舰只、飞机参战，我们大概也应该使用中国的地面部队。”

这天上午 9 时 30 分，杜鲁门召开“战争委员会”就此征求意见。国务卿艾奇逊反对蒋介石的军队卷人。他指出，接受蒋介石的军队就有把中国共产党人引进朝鲜或者台湾的危险。此外，蒋介石如果派军队到朝鲜，势必会削弱保卫台湾的力量。共产党人就会乘虚而入，“迫使美国在朝鲜干预的同时，决定是否干预台湾”。

美国三军参谋长们也明确表示“避免蒋介石卷入”。他们认为，蒋介石的部队装备与南朝鲜人相差无几，而南朝鲜人则无法与北朝鲜的装甲部队抗衡。此外，使用他的部队还须动用运输工具，倒不如用这些工具更有效地把美军和补给运入朝鲜。

经过反复考虑，杜鲁门终于接受了艾奇逊和三军参谋长们的意见，拒绝蒋介石提供 32000 名军队开赴朝鲜的建议。但是对派遣两个美国师的问题却没有什么分歧。为此，杜鲁门宣布，他将向麦克阿瑟授予全权，由这位远东军总司令支配他所统辖的地面部队。派进朝鲜的美国师的数量不限。杜鲁门还同意谢尔曼海军上将的建议，由海军对北朝鲜沿海实行封锁。这样，不到半小时，这些颇费周折的问题就解决了。美国向全面战争又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即便如此，麦克阿瑟仍不满意，他执意要打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他决心要制止所谓“共产主义的侵略扩张”。他要求华盛顿要源源不断地增派

飞机、军舰和部队，他急迫地要得到这一切。他在一封电报中写道：“按部就班——让这一概念见鬼去吧⋯⋯抓住太平洋中的每一条船，把大量支援物资运到远东来。”

当时，华盛顿还在观察形势，不敢轻意决定，“立即全面地介入朝鲜战争”。许多决策人认为朝鲜很可能是俄国“声东击西的一招”，旨在把美军吸引在那里，从而减少美国在欧洲和别的地区已经很少的力量。事实上，华盛顿大多数人的眼睛都紧盯着欧洲。他们认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应当是，欧洲首当其冲，其次才是太平洋地区。由于这些原因，华盛顿避而不答复麦克阿瑟一些“要价较高的要求”。对此这位远东军总司令十分恼火。

“巴丹和澳大利亚的悲剧又要重演了。”麦克阿瑟在致华盛顿的信中愤怒地写道，“我们可以设想世界是一个有四个区的大都市，在这个都市中，第一区最重要，第四区则最不重要。是否能因为城市官员们把消防设备留给第一区，就允许第四区的一场火灾不加控制地蔓延呢？到了你把设备运到第四区时，你可能发现火灾已无法控制了！”麦克阿瑟最后强调说：“美国如不能赢得朝鲜战争，在别的地方也无法取胜。”

麦克阿瑟不仅主张在朝鲜大干，而且还力主动用台湾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朝鲜战争。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麦克阿瑟决定飞往台湾，同蒋介石就“纯军事问题进行磋商”。这是一次引人注目的访问。麦克阿瑟带去了一个由 16 名“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他们分乘两架飞机，其中一架是“巴丹”号。恶劣的天气使在台北的降落推迟了一个半小时，蒋介石在候机室耐心地等待着。当飞机终于降落后，麦克阿瑟的手同蒋介石的手第一次握在一起，他说：“你好，大元帅。感谢你到这里来迎接我。”

这次对台湾为期两天的访问，轰动了全世界。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白宫发言人宣称，杜鲁门和艾奇逊事先都未被告知这次访问。艾奇逊在回忆录中说，他们“大为吃惊地从 8 月 1 日的新闻报道中看到麦克阿瑟将军到了台湾，吻了蒋夫人的手，并同她丈夫举行了会谈”。“在蒋的助手们的推动下，关于这次访问的新闻报道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麦克阿瑟改变了‘中立化’政策，并向蒋作出了进行军事援助的一切秘密保证。”艾奇逊这样写道：“大元帅从台湾得意洋洋地宣称，由于我们能再次同老战友密切合作，胜利就得到了保证。”杜鲁门也写道：“这一切意味着——相当一些报纸也这样认为

——麦克阿瑟摈弃了我的使台湾中立化的政策，而他却热衷于一项更冒风险的政策。”

杜鲁门和艾奇逊所以虚晃一枪，把侵略台湾和自己想使用蒋介石这股力量的责任一股脑推到麦克阿瑟身上，主要是想逃避世界舆论的谴责。试问，一个五星上将带着这么一堆人远离岗位，总统、国务卿竟毫无察觉，这可能吗？8 月 1 日麦克阿瑟声明说，执行杜鲁门的关于由美国武力控制台湾的政策是他的“责任与坚决的目的”。这一切都说明，在侵略台湾这个问题上，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基本想法是一致的。

然而，正当杜鲁门在侵台和侵朝问题上遭受全世界公正舆论强烈谴责的时候，麦克阿瑟又点燃了另一颗定时炸弹的导火线。“第五十一届参加对外作战老兵大会”将在芝加哥举行，麦克阿瑟接到要他在大会上讲话的邀请，他“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然而，他通过在日本的官方陆军通讯设施发去了一封在大会上宣读的信。对“十分敏感的台湾问题”大发议论。他写道：

“台湾落在这样一个敌对国家的手中，就好比成了一艘位置理想、可以

实施进攻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支援舰，与此同时，还可以挫败冲绳和菲律宾友军的防御或反攻作战行动⋯⋯

“那些鼓吹太平洋绥靖政策和失败主义的人提出的乏味的论点是，如果我们保卫台湾，我们就会疏远亚洲大陆，没有比这再荒谬绝伦的了。说这些话的人不了解东方。他们不理解东方人的心理状态是尊重和服从富有进取心的、坚定而有活力的领导，而最反对那些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领导人。这些人还低估了东方人的智力水平。”

这一信件原准备在 8 月 28 日发表，但在 8 月 26 日就透露给了新闻界。杜鲁门和艾奇逊自然感到非常吃惊。为此，杜鲁门召见了他的主要顾问。艾奇逊写道：“当我们鱼贯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总统紧闭着发白的嘴唇，没有像平常那样打招呼。”杜鲁门写道：“我曾认真考虑过解除麦克阿瑟将军作为我们远东战区军事指挥官的职务，由布雷德利将军接替。我将让麦克阿瑟继续对日本的占领，把朝鲜和台湾从他手中解脱出来。但经过仔细斟酌后，我决定不走这一步。”

杜鲁门主要关心的是，要让全世界知道，麦克阿瑟致“参加对外作战老兵大会”的信“并不是官方政策”。与会者最后得出结论，这样做的最好办法就是命令麦克阿瑟正式“收回”那一发言。8 月 26 日，华盛顿向麦克阿瑟发去不同寻常的命令：“美国总统指示你撤回致‘全国参加对外作战老兵大会’的信件，因为信中关于台湾的一些提法与美国的政策和在联合国的立场是相对立的。”麦克阿瑟的回答令人惊愕。他向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提出抗议，说以这种方式撤回发言是一严重错误，“何况信中表达的观点纯粹是我个人的观点”。华盛顿没有让步，麦克阿瑟被迫正式收回了那封信。

虽然麦克阿瑟和杜鲁门之间，在某些问题的策略上有所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完全一样，但他们在反苏、反华、反共、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这些基本问题上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正如麦克阿瑟所反复强调的：“美国如不能赢得朝鲜战争，在别的地方也无法取胜。”随着朝鲜战局的发展，美国的武装干涉也在步步升级。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