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白宫的忧虑

圣诞攻势泡了汤，白宫头目心发慌； 内外交困人心乱，内部争吵闹翻天。

第二次战役一举扭转朝鲜战局。全战役仅志愿军就歼灭敌人 36000 余

人，其中美军 24000 多人，解放了除襄阳以外的全部三八线以北的领土和三八线以南的翁津、延安半岛，使得麦克阿瑟吹嘘的所谓圣诞节“总攻势”变成了圣诞节总退却，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这一消息传到美国，朝野震惊，尤其美国总统杜鲁门更是忧心忡忡。

早在 11 月 28 日午夜过后不久，也就是第二次战役开始后的第三天，华盛顿开始认识到麦克阿瑟给美国军队带来的巨大灾难。美国驻东京的远东司令部的一份电报说：“韩国第二军团已经土崩瓦解，美第八集团军也将被迫撤过清川江。”五角大楼的电讯中心于凌晨一时过后不久，接到了这份电报。四小时之后，麦克阿瑟在一份电报中承认攻势失败，但却以特有的方式就这次失败为自己开脱罪责。

“由我们的进攻行动导致的形势发展现已展示无疑。现在，把朝鲜冲突局限于针对由北朝鲜部队和象征性的外来因素组成的敌军的所有希望，都应彻底排除。”麦克阿瑟说，“中国在北朝鲜投入了大批军事力量，而且实力仍在增强。任何在志愿名义或其他托词掩饰下进行少量支援的借口，现在都不具有一丝一毫的有效性。我们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

然后，麦克阿瑟抱怨说，委派给他的部队的任务已经超出了其能力。“目前，由于鸭绿江封冻，中国人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增援和补给通道，这使我们的空中力量无法实施封锁。显然，我们目前的军力不足以应付中国人的这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天时地利对他们更为有利。由此而产生的形势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这种局面扩大了从全世界范围来考虑问题的可能性，超出了本战区司令的决定权限的范围。本司令部已在其职权范围内作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它目前所面临的局势却超出了它的控制和力量。”

麦克阿瑟说，他打算“从进攻转为防守，并根据经常变化的局势进行可能需要的局部调整”。他全然忘记了仅仅三天前他发动“结束战争”的攻势时所说过的大话。麦克阿瑟曾狂妄地宣称，他要在圣诞节前打败敌人，结束朝鲜战争，让美国士兵们回家过圣诞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收到前方的电报后，立即在当天早上 6 时 15 分在电话中向杜鲁门报告了这一消息，并说：“前方遭到灾难性的失败，中国人已经把两只脚都踏进来了！”

杜鲁门总统接到电话后，立即在当天召开国家安全特别会议。布雷德利首先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局势严重，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当前，他主要担扰的是“共产党可能要充分使用他们的空中力量”。美国情报部门估计，满洲机场上至少配置了 300 架轰炸机。如果这些轰炸机参战，它们会破坏美国的补给线，或者摧毁拥挤在朝鲜机场上的美国飞机。

杜鲁门问道，有没有防止空袭的可能？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回答说，只有轰炸满洲或把飞机撤回日本。

国防部长马歇尔警告说，美国无论是单独的，或是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都不应卷入与共产党中国的全面战争，“否则就会陷入俄国人精心布设的陷阱之中”。美国既不应进入中国领土，也不应使用中国国民党的部队。

马歇尔将军接着谈到了外交方面的形势，他说美国必须和联合国采取一致行动来解决朝鲜问题。他认为“联合国大概不至于要我们陷入这样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过，他要总统注意，“国内倒有一些人主张采取全面行动反对中国”。

布雷德利说：“这也反映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看法。如果我们让自己卷入对中国的一场大战，那末我们在欧洲的兵力就不能继续壮大。”

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补充说，美国国内现在只有一个师，即第八十二空运师，而国民警备队的部队要到 3 月 15 日才能作好准备，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上非常敏感的副总统艾伯·巴克利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对本政府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麦克阿瑟“回家过圣诞节”的说法已被广泛引用。巴克利想知道麦克阿瑟是否真的讲过这样的话；而且如果讲过的话，他知道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如果知道的话，为什么还要讲这样的话。他感慨地说：“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杜鲁门回答说，麦克阿瑟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但他不希望人们说出使麦克阿瑟“在中国人面前丢脸”的话。马歇尔也表示同意：“政府应把这个声明看作是一件令人窘迫的事情，我们应以某种方式避开它。”

讨论随后转入对巴克利称之为“非常令人沮丧的局势”，应该，或能够做些什么的问题上。马歇尔作为国防部长束手无策。“我们要避免被拴在朝鲜。”他说，“我们如何体面地离开朝鲜？”

杜鲁门要迪安·艾奇逊从世界格局的角度谈谈他对时局的看法。这位国务卿开始说，过去几个小时的事件已把我们推到大战的边缘。自然，过去我们就时常发现有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的迹象，不过现在我们碰到了公开的强有力的攻势。他说：“我们必须记住中国人和北朝鲜人的每一行动，都有苏联在后面支持，我们不得不把所有发生在朝鲜的事看作世界性的事件。我们不应忽视我们在全世界各地都面对着苏联这个事实。”

艾奇逊继续说：“自然，如果我们公开控诉苏联侵略，联合国就会解体。”至于朝鲜战争，这位国务卿的意见是：“我们应该设法结束它。如果我们进入满洲，并且轰炸那边的飞机场，即使捞到点便宜，那俄国可有借口加入了。⋯⋯我们就要冒陷入无底洞的危险。这种战事没有个结束的日子，它会把我们的血放干。”“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条我们能够守住的战线，并力争守住它。这将有助于符合我们盟国的观点，并向它们表明我们并非好战，我们在等待中国人的下一步行动。”

参加这次会议的阿弗里尔·哈里曼说：“我们应该严密地注意自由世界的反应。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领导地位；为了证实这一点，应该迅速任命一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总司令。如果自由国家能够肯定我们是不会背弃他们的，他们也就会靠拢我们。”

杜鲁门插话说：“只要我们有些报纸不是那样热衷于寻找反证的话，要使自由世界相信是比较容易的。目前，我们的三家大出版商正在使我们的人心涣散，并且引导世界人民以为美国人民对自己的政府没有信心。我们的很多报纸竞相造谣中伤，歪曲事实，这正是苏联最大的一笔财产。”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出现，并节节取得胜利，的确使杜鲁门伤透了脑筋。为了表示对下一步行动的谨慎，会议结束后，他打电话给马歇尔， 命令必须把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所有电报，都“通过国防部长呈

送给总统本人”。

国家安全紧急会议之后，杜鲁门接着又召开内阁会议，进一步讨论朝鲜问题。这位总统在回忆录中供认：“在以后的几天里，为了重新审查我们的计划，并准备要采取的下一步骤，我们作了很多艰苦的工作。”为了表示政府对朝鲜问题的“关切和决心”，11 月 30 日，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声明如下：

朝鲜最近形势的发展，使世界面临一次严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自满洲派遣他们的军队到朝鲜，对在北朝鲜的联合国部队进行了一次强烈的、组织得很好的进攻。虽然经过长期的、认真的努力，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相信联合国或美国绝没有侵略中国的企图，他们还是这样做了。由于美国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历史友谊，一想到中国人竟被迫和我们在联合国指挥下的部队作战，不免使我们不寒而栗。

中国人使用了大量的军队对我们进攻，而这种进攻仍然在继续进行。结果联合国部队大部分被迫撤退。目前，战场上的情况是不稳定的。我们可能要节节败退，就像我们前次所遭受的失败一样。但是联合国的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

联合国派遣部队到朝鲜去是要扑灭一场侵略战争，它不仅威胁了联合国的整个组织，而且也威胁了人类对和平和正义的希望。如果联合国向侵略力量屈服，没有一个国家会有安全的保证。如果侵略行动在朝鲜得逞，我们可以预期它将从亚洲、欧洲一直蔓延到送个半球来。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和生存而在朝鲜作战。

通过联合国，我们已经献身给正义与和平的世界秩序的事业。我们坚决地为这种事业而奋斗。

我们将从三方面来应付新的局势。我们将继续通过联合国，以协调一致的行动来阻止这次对朝鲜的侵略。我们将加倍努力，帮助其他自由国家加强他们的防务，以应付其他地区的侵略威胁。我们将迅速加强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

在联合国里面，第一步是由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来阻止这次侵略。华伦·奥斯汀大使正在敦促采取这一行动。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联合国对朝鲜局势施加全部压力⋯⋯

在朝鲜的新侵略行动只是对世界上所有自由国家的全世界性威胁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必要，以非常快的速度增加自由国家的联合军事力量。我们认为比以前任何时期更有必要立刻在欧洲建立起一支由最高司令部指挥的联合部队。

关于我们自己的防务，为了扩充我们武装部队的规模和提高效率的迫切需要，我将提出追加拨款的请求。这项请求除了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大量军费外，还有拨给原子能委员会的一大笔款项。

我准备在明天和国会的领袖们会谈，要求他们对这几项新的拨款给予紧急的考虑。

这是所有我们的公民把分歧的意见搁在一边，紧密团结，互相支持，为我们的国家和全世界的自由事业尽最大努力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是人类对和平与正义的希望的基石，我们必须表示我们是在共同目标和共同信仰的指导下一致行动。

杜鲁门在宣读完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后，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一时不

慎”引发了对核武器的讨论，触及了欧洲盟国以及很多美国人最为敏感的神经。下面是当时美国一些报纸所登载的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的问答记录：

问（《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莱维罗）：总统先生，进攻满洲是否有赖于在联合国的行动？

总统：是的，完全是这样。

问（莱维罗）：换句话说，如果联合国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向比现在更远的地方推进的话，他会这样做吗？

总统：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满足军事形势的需要，正如我们经常做的那样。

问（《纽约每日新闻》记者杰克·多尔蒂）：这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 总统：这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

问（《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保罗·利奇）：总统先生，你说的“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是否意味着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总统：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不希望看到使用它。这 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将其用之于和这场军事入侵毫无关系的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而如果使用原子弹，就会发生那样的事。

问（合众社记者梅里曼·史密斯）：总统先生，我想再回到刚才提到的原子弹的问题上。你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们清楚地理解了你的意思了吗？

总统，我们一直在积极考虑，史密斯。这是我们的一种武器。

问（国际新闻社记者罗伯特·狄克逊）：总统先生：这是不是意味着用以打击军事目标或民用⋯⋯

总统（插话）：那是军方人员将要决定的事。我不是一位批准这些事情的军方权威。

问（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弗兰克·布戈尔策）：总统先生，你刚才说这有赖于联合国的行动。这是不是意味着除非联合国授权。否则我们便不能使用原子弹？

总统：不，完全不是那种意思。对共产党中国的行动有赖于联合国的行动。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将改变武器的使用，正如他以前常常做的那样。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记者们纷纷离去。几分钟之后，合众社就播发了下列新闻：“杜鲁门总统今天说，美国已在考虑同朝鲜战争相联系的使用原子弹问题。”美联社播发的新闻是：“杜鲁门总统今天说，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采取这一步骤的话。”隔了两个小时后，这家通讯社又发了一条补充要闻，电文如下：

“美联社华盛顿 11 月 30 日电：杜鲁门总统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一直在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是否使用原子弹，由战地的美国军事领导人决定⋯⋯”

这条爆炸性消息通过新闻媒介迅速传到北京，传到莫斯科，传到全世界， 但是引起恐慌的却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报纸刊登的大字标题似乎让人们相信：杜鲁门正通过海运把原子弹交给麦克阿 瑟。意大利一家报纸宣称：载有原子弹的轰炸机已准备从日本的机场起飞。《印度时报》以《坚决不答应！》为题发表一篇社论。伦敦极度恐慌。关于原子弹的消息传到下院时，工党的左翼立即散发了一份百人签名的请愿书，声称如果艾德礼对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意图给予支持的话，他们就要退党并使政府倒台。连一向以反共著称的

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嗤之以鼻。早在 1946 年 8 月，正当美国这个黄金帝国处于鼎盛时期，毛泽东主席就对美国记者斯特朗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这一英明的论断有力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斗争。如今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有了更大的发展，美帝国主义开始走下坡路，而且原子弹也非美国独家所有，一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怕杜鲁门的核讹诈吗？！不过，这次毛泽东却要求中国的科学家们，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尽快地研制出原子弹。他说：“只有我们自己也掌握了核武器，才能更好地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支持世界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杜鲁门总统的确是大错特错了。他的核讹诈不仅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反而乱了他自己。正如“苦不堪言”的白宫新闻办公室几小时后在一份“澄清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根据原子能法，只有总统能够授权使用原子弹。但在这份“澄清声明”发出以前，美联社和合众社已经把杜鲁门的这番疯话飞快地传遍全世界。《华盛顿邮报》的爱德华·福利亚德写道：“这在国内外引起了一片混乱。”英国官员说，这种说法使他们“大为震惊”，他们认为这意味着，难以捉摸的麦克阿瑟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中国人使用原子弹了。许多报纸在他们的“新闻评述”中写道：“杜鲁门总统在如此敏感的问题所具有的权力的问题上说错话，实在是非同小可，以致令人百思不解。”有的说他是白天说梦话，有的说他是“被中国的胜利吓昏了”。

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夜里，抵达五角大楼的电报报告说：“战场局势急剧恶化。”那天上午（星期五）8 时半，一群对战争的看法更为悲观的人集聚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会议室里，认真地讨论了美国是否应承认战败和从朝鲜全部撤退的问题。

美国国务卿也对此“颇感不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迪安·艾奇逊称之为联合国里“我们的朋友中似乎存在着一片惊慌失措的情况”。他说，很多人抱怨美国领导地位的破产，而且“目前的困难是麦克阿瑟将军的错误行动造成的”。艾奇逊认为，为了欧洲的安全，恢复团结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天，12 月 1 日 11 点，国会的领袖们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 在内阁会议室和杜鲁门总统举行会谈。

参议院出席的，除了副总统巴克利外，还有麦克拉、康纳利、卢卡斯、泰丁斯、鲁塞尔，犹他州的托马斯、惠里、布里奇斯、葛尼和维利；众议院出席的有议长，众议员麦考马克、文森、理查兹、坎农、马洪、泰伯、伊顿、肖特、哈勒克和艾伦兹。和杜鲁门总统一起出席的政府官员有艾奇逊、马歇尔、罗维特、布雷德利、哈里曼、预算局的劳顿、比德尔·史密斯、索尔斯海军上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詹姆斯·累伊。

会上，布雷德利将军受总统的委托，首先对国会议员们就朝鲜的最近军事局势作了全面的报告，然后回答他们的问题。参议员康纳利、葛尼、维利和布里奇斯相继提出以下问题：在朝鲜有多少飞机？从这里到朝鲜有多少路程？等等。然后参议员惠里希望知道为什么美国的情报机构没有估计到这次攻击的发生。布雷德利怎样解释议员们也不满意，他们的情绪“非常愤懑”。

史密斯将军于是摊开一张“苏联和它的卫星国”以及邻近地区的大地图。他指出朝鲜事件和欧洲事件如何联结在一起。俄国人刚刚举行了一次有 50

万人以上参加的、大规模的演习。他们集中作了渡河和空运的演习。俄国人最近还整顿了他们的西伯利亚部队，统一了他们的指挥。史密斯强调指出： “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平常的，值得注意的事件。”

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接着提出一些数字来说明“俄国和它的卫星国的人力以及这几个国家部队的训练和装备情况”。但是，参议员惠里对此表示怀疑和不相信，希望知道史密斯是怎样得到这些情报的。他是否使用了所有的情报来源？都是哪些来源？史密斯非常委婉地把这些问题岔开了，但当他一谈到朝鲜和中国，议员们又是“件件都要寻根究底”。

最后，杜鲁门总统向议员们报告了政府当前的打算，并要求议员们在军事拨款方面给予支持。他说：“自 6 月以来，在国防上我们一直非常努力地工作着。为了加强武装部队的力量，我们已经作了，昆多事；过去追加过一次军事拨款，现在我还要提出另一次追加军事拨款的要求。这是在中国干涉以前作出的预算，毫无疑问，由于朝鲜发生的事件，我们的时间表必须重新修订。”

接着，杜鲁门向与会者宣读了他准备送交国会的咨文摘要，并且把要求追加的拨款数目告诉了他们，附带声明他和他的政府成员准备回答任何人对拨款要求提出的任何问题。但是他希望强调一点：“如果这些拨款在目前紧急的国际局势之下，对我们还是有些用处的话，迅速拨给是至关重要的。”杜鲁门强调：“我们的全部努力是旨在阻止朝鲜事件扩大为一次大规模

的亚洲战争。我们不打算承担大规模战争的负担，但是，最为主要的是，我不愿意参加千百万无辜者的大屠杀；如果战火任其蔓延，大量流血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朝鲜的局势并没有任何好转，12 月 3 日，麦克阿瑟报告如下：

麦克阿瑟致参谋长联席会议：

第十军团正以最快的速度撤到咸兴地区。第八集团军的情况愈来愈危急。沃克将军报告说平壤地区守不住了，敌人一旦施加压力，没有疑问，他将被迫撤到汉城地区。我同意他的估计。企图把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团的兵力合在一起，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会因此产生任何好处。这两支部队在数量上都处于绝对劣势，他们的会合不但不能加强实力；实际上反而削弱了由于两条分开的海上补给和调度的后勤路线所带来的自由活动的便利。

正如我以前所报告的，因为考虑到设防地区的辽阔：防线的两部分必须就近从每个地区的海口取得供应，防线又被从北到南的、崎岖的山岳地带分割成两个区域，我们的兵力就显得单薄，所以拦腰在朝鲜建立一道防线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条防线从空间计算大约是 120 英里，从地面计算大约是 150 英里。如果把我所指挥的七个美国师布置在这条仿线上，那就是说一个师将不得不担负起防守一条长约 20 英里的前线。而其所对付的敌人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在山地里敌人夜间渗入具有很大的威胁可能性。这样的防线如果没有纵深的后方就不会有什么力量，而且从防御的观念来看，这样的防线必然招致敌人的渗入，结果是被包围歼灭或是被各个击破。对付比较弱的北朝鲜部队，这样的战略思想是可行的，但是对付中国陆军的全部力量就不行了。

我不相信由于中国陆军公开地进入战斗所造成的根本变化已为人们所全部理解。估计已经有 26 个师兵力的中国部队投入了第一线战斗，另外在敌

人，后方，至少有 20 万人，北朝鲜的残余部队也正在后方休整。自然，在所有这些后面，还有共产党中国全部潜在的军事力量。

至于切断敌人的供应系统，山岳地带减低了我们空军发挥配合的效能， 而对敌人的分散战术却很有利。加上目前国际战线的限制，这就大大降低了我们空军优势可能产生的正常效果。

由于敌人集中在内陆，因而大大减低了海军可能发挥的威力；两栖活动不再可能，而有效地使用海军炮火配合作战也受到了限制。

因此，我们各个兵种的联合作战的力量大为减低，而双方的力量对比愈来愈决定于地面部队战斗力的对比。

所以，非常明显，如果没有最大数量的地面部队的增援，本军不是被迫节节后撤，抵抗力量不断削弱，就是被迫困守在滩头堡阵地里。这样做，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延长抵抗时间，但除了防御外，没有任何希望。

这支小小的军队，在目前的情况下，事实上是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面对着整个中国，除非积极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不断地消耗，以致最后全军覆没，那是可以预期的。

截至目前为止，本军还是表现了旺盛的士气和显著的效率，虽然本军已经进行了五个月几乎不曾间断的战斗，精神疲惫，体力耗损。目前在我们指挥下的大韩民国的部队的战斗效率是微不足道的，作为警察和保安部队使用，他们还有一定的用处。其他国家的陆军分遣队，不管其战斗效率如何， 兵力微少，只能起很小的作用。在我指挥的各个美国师，除了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外，现在大约都缺额 5000 人，这几个师从来就没有补足到规定的名额。中国部队是新投入战斗的，组织完善，训练和装备都很优良，很明显他们是正处在斗志高昂的状态。此间对局势的全面估计认为，必须从这样一种观， 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

我所执行的指示原以北朝鲜部队为对手；由于新事件的发生，这个指示完全过时了。必须清楚地了解这样的事实：我们比较小的部队现在面对的是苏联大量供应物资所加强了的共产党中国的全面攻势。以前，那么成功地用来指导和北朝鲜陆军作战的战略思想，现在继续用来对付这样的强国可就不行了。这就需要重新制订可行的、足以应付有关现实问题的政 治决定和战略计划。在这一方面，时间是重要的，因为每一小时敌人的力量都在增长，而我们的力量却在削弱。

社鲁门看完这一报告，考虑再三，最后批准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给麦克阿瑟回一封电报，其立场是“我们绝不应该牺牲人”。电报说：“我们认为目前应该主要考虑保全你的实力，同意将部队集结在几个滩头堡里。”与此同时，总统又指派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立刻飞赴东京，从那里、从朝鲜获取最新情况，“以供总统考虑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朝鲜战场上的“坏消息”使杜鲁门“心烦意乱”，预示着他担任总统时期“最为糟糕的月份的开始”。1950 年 12 月伊始，他所领导的政府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在输掉一场海外战争的同时，也与英国这样的传统盟国“日渐离异”。现在，国内的反对势力也势不可当，共和党在 1950 年 11 月的国

会选举中的胜利便预示着这一转折。民主党在参议院中的多数席位已由 12

人降至 2 人；在众议院中，多数席位也由 17 人减至 12 人。瘩选的参议员中包括杜鲁门在国会山的三名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多数派领袖、伊利诺斯州的

斯科特。卢卡斯，军事委员会主席、马里兰州的米勒德·泰丁斯，多数派领袖、宾夕法尼亚州的弗朗西斯·迈尔斯。与此相反、社鲁门的政敌、共和党人却在竞选中节节获胜，并把“丢失中国和共产主义的其他得益”归罪于杜鲁门，甚至把西方的挫折也归咎为政府内部的一个“阴谋”。还主张对国务院进行“大扫除”，从艾奇逊开始，下至所有的人。

外交委员会的理查德·斯特宾斯指出：“政府的外交政策从未免遭批评， 尽管这些批评者是否是美国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可怀疑的。但是， 11 月 7 日以后，相当多数的美国人已不再同情政府的政策，并对其目标将信将疑，这是毫无疑问的。”

麦克阿瑟虽然在朝鲜战场遭到惨败，但却竭力保持他的一贯正确的战斗指挥官的形象。并把“攻势失败”说成是由于华盛顿所 强加的政治上的限制， 而非是战场上的指挥错误。麦克阿瑟在这些声明中强调了三点。

——他重复了最初在 11 月 28 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的说法，即他的攻势迫使中国人过早地交战，破坏了他们发动突然进攻的计划，该计划会使他们以“一次势不可当的行动”摧毁美国部队并占领朝鲜。

——他否认了因他深深楔入北朝鲜而引起中国人介入的说法。

——他反对报界把他的“有计划的撤退”描绘成“退却”。并反复说明， 此役中国人所以成功，仅仅是由于他们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付出了“令人震惊的人员损失”。

此外，麦克阿瑟还隐晦地批评了他在华盛顿的上司禁止他“越过鸭绿江打击共产党的军队”。他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的谈话中透露了他的心机：

问：你是否认为阻止你无约束地追击中国军队并且无约束地攻击他们基地的限制，妨碍了有效的军事行动？

答：这是巨大的妨碍，在军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问：中国人虽然没有空中力量，但却能够面对拥有相当强大空中力量的军队取得有效的进展，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

答：这是因为前面提到的那些限制，加之运动的方式使空军对地面行动的支援极为困难，以及由于中立的庇护区紧靠战场，使空军不能发挥其战略潜力。

问：这是否是美国计划的重大教训？ 答：是的。

麦克阿瑟还向记者描绘了一幅他历尽艰辛的阴郁图景：“人的忍耐能力从未像在朝鲜战役中那样受到如此严厉的考验，高尚的人类行为水准也从未受过如此坚韧的磨练和如此强有力的捍卫。”这些言论使杜鲁门恼羞成怒， 尤其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那篇文章，因为这个杂志是他的劲敌。在总统看来，麦克阿瑟犯下了与他的政敌拉帮结伙的罪孽。为了使这位“不安分的将军”保持“沉默”，12 月 6 日，杜鲁门对所有行政官员发布了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发表任何“有关外交政策的”讲话、新闻发布，“或其他公开言论”。其目的是确保公开发表的消息“准确无误，并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完全一致”。第二个命令更为具体。命令说，海外官员，包括军事指挥官和外交代表，应“在公开讲话中极为谨慎，除例行声明外，所有声明都要经他们的上级部门审批，并禁止就军事或外交政策问题与美国的报纸、杂志或其他公开媒介进行直接联系”。

美国新闻界普遍认为，朝鲜战局的发展，使华盛顿朝野普遍“惊恐不安”。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在写给《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颇有见地”地总结了星期天，也就是 12 月 3 日华盛顿的情绪。文章说：“今天，首都的每一个官方行动，来自东京的每一份官方报告，知情人对局势作出的每一次个人估计，都反映出一种紧迫感，甚至对美国军队在朝鲜的处境感到震惊。甚至 23 个星期以前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个劫数已定的晚上的气氛也没有这般严酷。”

朝鲜战局的“恶性发展”搅动了美国固有的所有矛盾。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也和国务卿艾奇逊一样担心。

1. 月 6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光复平壤，并继续穷追猛打遭受重创的第八集团军。鉴于这种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奉社鲁门之命，向全世界所有的美军指挥官发出了一个阴郁暗淡的警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目前朝鲜的局势已大大增加了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接到此电的指挥官应采取能够加强待机状态而又不造成恐慌气氛的行动。”

五角大楼的“形势研讨会”也使副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垂头丧气。回到国务院后，他对联席会议参谋长们的士气表示担心，他们“所有的人看来都懊丧万分”。他认为“军方并不处于使我们在朝鲜作出最佳努力的精神状态”。就在这个时候，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接连给杖鲁门来电报，要到

华盛顿来访，亲自和杜鲁门总统讨论局势，并研究“今后应该怎么办”。正是：

国内怨言纷纷，盟国忧虑重重； 担心恶局发展，离心倾向普遍。

欲知英美政府首脑会谈详情，且看下章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