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英首相访美

美国总统发狂言，叫嚷使用原子弹； 消息传到唐宁街，英美磋商不容缓。

麦克阿瑟所统率的“联合国”侵略军，在朝鲜战场遭到惨重失败，不仅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混乱，而且在联合国和西方“自由世界”，美国也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报告说，那里的人对麦克阿瑟的“不信任情绪”在增长，因为人们认为他“不很听指挥”。

11 月 29 日，甚至在杜鲁门就原子武器挑起轩然大波以前，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拉德温·杰布爵士和法国驻联合国大使让·肖夫尔在一次冗长和怨忿不已的会议上，就美国的政策公开反对国务院的欧内斯特·格罗斯。他们强调了欧洲的担忧，即被置于“前线，并为苏联的全面军事进攻敞开了大门”。他们不打算让“亚洲的章鱼吸干了我们所有的共同力量”。杰布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六名工党议员在一次关于朝鲜的信任投票中弃权，艾德礼政府就会倒台。因而艾德礼没有多少回旋余地。

1. 月 30

   日下午，杜鲁门关于核武器的谈话使匆匆前往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那里的其他西方大使们极为震惊。肖夫尔说，荷兰代表“含着眼泪” 问他是否有机会避免战争。杰布说，西欧其他国家的人与英国人同样有“巨大的担心”，即美国正“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里和可能出现的最困难的战略条件下”，使他们在亚洲投入战争。欧洲人不想谴责中国人为侵略者，因为这等于企图重新征服“已被北京解放的地区”。

在联合国成员中，最先参加美自在朝鲜侵略行动的是联合王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但是，英国人对于冲突可能扩大，还可能把苏联拖了进来的危险非常担心，特别是从新闻报道中获悉，杜鲁门威胁要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的讲话后，更是忧心忡忡，在伦敦，一百名工党议员联名写信给首相艾德礼， 抗议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在一次美国大使称之为“自 1945 年工党执政以来，在下院进行的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当中，这是最严重、最焦急、最负责的一次”，不仅是安奈林·比万的追随者，而且还有丘吉尔、艾登和巴特勒都表示了“忧虑”，他们普遍地表示希望得到朝鲜事件不至于把全世界搅进一场大战的保证。保守党的领袖巴特勒说：“全体英国人民都希望得到保证： 在他们的命运（由于战争扩展到中国）被决定之前，还是让他们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下院结束这场辩论的时候，艾德礼宣布说他准备飞往美国和杜鲁门总统举行会谈，因而大大减轻了紧张状态。他的声明引起了下院议员们的普遍欢呼。任何人读到这次辩论的记录，都不可能不看到英国顾虑重重的这样一个事实。

1. 月 4 日，克莱门特·艾德礼来到华盛顿，在当天下午 4 时到 5 时 35

   分，与美国总统壮鲁门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

会谈开始时，杜鲁门首先致了简短的欢迎词，然后就请布雷德利将军概括地介绍朝鲜的军事局势。艾德礼非常关心朝鲜战场上的制空权问题。布雷德利向英国首相保证说，这方面到现在为止没有问题，“我们有 5 艘航空母

舰和 7 个良好的朝鲜机场供我们作战时使用”。

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向英国首相指出：“了解以下的情况是重要的：敌

人是在不顾一切损失的情况下使用人力，同时由于他们是在没有卡车，没有机械化装备之下作战，他们的行动就比我们容易隐蔽得多。”

杜鲁门说：“我们所面临的局势要求我们作出非常严重的军事决定，但是作出政治决定也不是没有困难的。然而，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诚布公地进行自由讨论。我们在东方和西方都负有义务，但并不打算偏废哪一方面，虽然兼顾所有的义务可能会有些困难。”他建议应该首先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干涉问题”，并就此征求艾德礼的意见。

艾德礼首先说到维护联合国的权力和威信是重要的。他指出：“美国是维护联合国的主要支柱，联合王国正在尽一切可能给予支援。但是联合王国在最近几个月内将不可能增派军队到朝鲜去。”根据布雷德利的报告来看， 艾德礼说，他了解到危机可能来得更快。

这位英国首相强调说，联合国的意见以及欧洲、亚洲和美洲国家的意见都应该加以考虑。在这一时期，他一直和亚洲方面的英联邦的成员国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他还建议“我们也应该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看问题”。他说： “他们正因为胜利而洋洋得意，他们既不是联合国的一分子，绝不会愿意按照联合国所宣布的原则来解决问题。他们希望试试他们的力量，试试独立的感觉。因此，即使俄国人想结束战争，也不见得就能说服毛泽东。”

艾德礼随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共产党可能要在什么价钱之下才肯停火”？他主张朝鲜问题应当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并建议西方国家应该考虑“解决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是个狂妄的帝国主义分子，他对这位英国首相非常讨厌。早在艾德礼抵达华盛顿前夕，艾奇逊就饶有兴味地回想起温斯顿·丘吉尔曾把艾德礼描绘为“一只披着羊皮的狼”。现在，他要和“这只狼”打交道了。在长达四天的会谈中，双方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不少的争执。

艾德礼在会谈开始时说：“联合国除了通过谈判撤出朝鲜外别无他路， 甚至不惜放弃台湾并把联合国的中国席位给予北京。”然而这件事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严峻和极为令人讨厌的”，而且会使联合国“丢面子”，因此表示坚决反对。

“英国人在我们的历史上曾经不得不面临困难的局面。⋯⋯我们不能在东方弄得难以自拔，而在西方陷入容易遭到进攻的境地。”艾奇逊在回忆录中接着引用艾德礼的话说，“没有什么比保持亚洲对我们的好感更为重要的了。”对此，这位美国国务卿反唇相讥说：“美国的安全更为重要。”

杜鲁门阐述了美国的立场。他说：“停火是可以接受的，但条件必须是， 这不意味着放弃南朝鲜或台湾，或使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席位。如果红色中国拒绝停火并继续战斗，美国就要进行各种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骚扰活动，包括在中国大陆煽动游击战争。”艾德礼一直态度暧昧，第一次会谈在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中结束。英美两国统治集团，虽然都主张反共，但在如何处理国际危机问题上却存在着许多分歧。

当天晚上，艾奇逊在一个招待会上，找到英国大使奥利弗·弗兰克斯爵士，向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警告。美国必须在世界的东西两个部分奉行一致的外交政策。“如果我们在远东投降、尤其是如果这是由于我们盟国的行动的话，美国的舆论就会反对来自西方那些使我们遭受失败的国家的帮助。” 艾奇逊说，“如果美国灰溜溜地离开朝鲜，菲律宾和日本人就会抱头逃命。”

这位美国国务卿提出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在联合国大会提出一项简

单的停火提案，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之通过。“中国人很可能不会接受停火，而且其他国家因而会敦促我们付出代价。我们将不理会这种观点。”如果美国被迫“进行敦刻尔克式的撤退”，这至少将“证明我们并不准备投降， 而是挺身迎击进攻。坚持采取这种方针比逃跑和投降容易得多”。艾奇逊进一步强调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中国人干涉朝鲜而酬谢他们。”

第二次会议是在第二天，即 1950 年 12 月 5 日，在总统游艇“威廉斯堡号”上举行的。杜鲁门首先发言说：“我已经决定我们将撤出，万一我们撤了出来，那一定是被迫撤出的。我们不能不够朋友，因为他们曾效忠于我们。⋯⋯我们并不是为了挨打而参加战斗的。我们将为制止侵略而战斗到底。我不打算将朝鲜局势的军事指挥权拿过来——我把它交给将军们——但是， 我希望搞得十分清楚，我们不能在困难的时候背弃我们的朋友。”

在美国的压力下，艾德礼的态度也开始变软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我们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我们的整个计划就是和你们站在一起。”接着， 这位英国首相又回到昨天讨论的问题上来。首先他谈到在哪些问题上双方已取得了协议。他认为：“英美已有过协议不要陷入和中国的大战中，并禁止轰炸中国的工业中心。”

然后，艾德礼重新提起艾奇逊的建议，即在被迫退出前，“我们应该留在朝鲜，不进行任何谈判”。艾德礼对这个建议的反应是：第一，要使联合国采取任何看来是针对北平的行动，或者很可能会引起报复的行动，那将是困难的。第二，他认为“我们不一定能够创伤中国，而中国倒可能使我们受到很多的损害”。他说：“依我看来，我们要结束这次事件，不是大战一二场，就是坐下来谈判。”

国务卿艾奇逊，对艾德礼的观点甚为不满，直言问道：从长远看，美国人会怎样想呢？他说，他看不出任何一届政府可能向美国人民提出这样的外交政策：在这一个大洋上奉行孤立主义的政策，而同时在那一个大洋上奉行和孤立主义正相反的“充满活力”的外交政策。我们不可能在太平洋方面奉行孤立主义，中国共产党干些什么都装作看不见；而同时采取强硬的，反孤立主义的立场，对付共产党在欧洲方面的威胁。

艾奇逊接着又提出了另一个他认为“有力的论点”。他说：“我国曾经采取相当强硬的行动，对付朝鲜方面较小的侵略。而现在我们面对的是较大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的侵略，我们甚至在这个侵略者手里遭受到挫败。如果我们忍受了这次较大的侵略，不仅在亚洲，而且在欧洲，我们对侵略的整个看法难免要受影响。要想使美国人民接受远东方面的侵略行为，而不接受欧洲方面的侵略行为，那将是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

艾奇逊并促使英国首相注意一个事实：蒋介石是另一个复杂的因素。“因为蒋，不管对也罢，错也罢，已经是一个象征。”艾奇逊说，“当我们在朝鲜大战方酣的时候，如果让福摩萨（台湾）受到攻击因而陷落的话，我们将会在日本和菲律宾造成严重的危险，而这两个地区是我们军事活动的基地， 我们整个太平洋的地位也就建立在上面。”

杜鲁门完全同意国务卿艾奇逊阐明的意见，并且补充说：“必须了解到， 如果没有国内坚强的支持，美国在国外是什么也做不成的。我们不应该放弃远东。这样做美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这是不可能的。”

艾德礼说，他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要依靠“美国人民的团结一致”。但是，他又说：“联合国团结一致也是很重要的。此外，我们还要使亚洲的看

法一致起来，再没有比亚洲国家背离我们更危险的事了。” “我现在主要考虑的是，怎样使亚洲国家依附于西方。”艾德礼对美昆

总统说，“我知道你一定会考虑公众对蒋介石和福摩萨的意见，但是我希望你也会记住无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都要通过联合国，而在联合国里，仅仅依靠美国和联合王国的努力和表决权，那是行不通的，尽管我们是那么重要。”艾奇逊坚决认为不应该考虑中共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他插话说：“如

果我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告诉共产党他们赌赢了，现在他们可以收场了；这无疑给侵略者以奖励。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如果不是为了别的，甚至共产党打胜了，并且迫使我们撤出朝鲜，我艾奇逊也宁愿不进行谈判。”

艾德礼对这位国务卿的意见“愤愤不平”，但没有再讲什么。双方各持己见，谁也没有说服谁。这次会谈不欢而散。”

然而就在艾德礼首相访问美国的第三天，12 月 6 日，华盛顿发生了一件非常滑稽而又好笑的事情。这天上午，美英政府首脑会谈开始不久，国防部副部长罗维特自五角大楼向白宫打电话报告说：“在北部边境的一些防空设施的雷达屏幕上，出现大队的不明国籍的飞机向我们飞来。”据推测，可能在两三个小时之内飞到华盛顿上空，已下令所有截击和防御机队进入战备状态，并已向新英格兰和其他的空军基地发出警报。这个消息在白宫引起了恐慌，人们相信那可能是苏联轰炸机，也许携带着核武器。高级官员们打电话告诉自己的妻子和家属，尽快离开华盛顿，并把重要档案移到地下室里。然而，一个钟头以后，那一队不明物体已从雷达上消失。对此，罗维特副部长特向总统报告说：“这是一场虚惊，雷达上出现的物体，很可能是北极大气团不寻常的干扰使雷达发生了误差。”

一场虚惊过去了。这场小小的闹剧虽然很短暂，但它却警告美国当局： 在苏联同样掌握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的核讹诈政策只能恐吓他们自己。

12 月 7 日，美英首脑继续举行会谈，双方又重新回到远东局势问题上来。艾德礼指出：“我们曾经同意设法避免和中国进行大战，但是我们要在朝鲜尽可能的守下去。”他认为这样做，“迟早仍然要迫使我们寻求远东问题的解决”。他希望把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摊开来。

艾德礼坚持认为，在联合国应当有中国的席位，同时又对“朝鲜的有限战争”表示怀疑，他肯定地认为，从道理上讲这是应该做的事。但是困难是可以预见得到的，因为，他相信，会有许多人热衷于全面胜利，而这就意味着要进行无限制的战争。

“我认为如果中国参加了联合国，那就有可能讨论了。”艾德礼对美国人说，“我知道这是不合你们口味的。但是，我想如果要解决问题的话，最好是通过联合国。我倒认为，如果目前的中国政府是在联合国之内，比起同一些人在联合国之外谈判，我们要少丢二些面子。”

艾德礼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一旦中国共产党进了联合国，就有可能利用联合国的原则来对付他们。只要他们留在联合国外面，就不可能这样做。”迪安·艾奇逊回答了英国首相关于“有限行动”的问题。“除非我们愿

意进行全面战争，我们还可能对共产党中国有太多的损害。”这位国务卿说， “我们对共产党中国持强硬态度在远东有很大的影响。这将有助于我们扶植日本、菲律宾和其他亚洲国家。因此，我们在远东的政策不应受形式逻辑的支配，而应由我们行动的结果来决定。”

这位国务卿继续指出：“如果我们认为共产党的确是以最大的速度向战

争推进，那末，在侵略者刚刚要脱缰狂奔的时候，我们给他一点甜头将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这只会削弱我们自己。这可能使侵略者得寸进尺。照我推测，这行不通，充其量也不过争取一些时间，但是决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做出什么好事来。只有的足够时间是使我们的人心大乱。只有的足够时间是削弱我们的道德力量。”

英国首相对艾奇逊的发言似乎有点吃惊，他说：“你以为谈判就意味着全线后撤，台湾就会给共产党拿走，也不全然，也许我们的谈判能够只谈怎样使共产党不过朝鲜三八线。”

艾奇逊回答说：“我主张在确定我们的方向以前，不应该进行谈判。如果我们现在就停战，我们在谈判中将处于劣势。如果我们坚持下去，或许能够改进我们的处境，我们就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停战。自然，如果我们被赶出朝鲜，那也就不会有谈判了，但是我们一定要达到目的。”

杜鲁门补充说：“如果允许中国共产党进入联合国，美国国内将遭到可怕的分裂，而我看不出我们能够获得什么。如果我们让中国赤色分子进入联合国，他们和俄国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说，我以为他们和其他卫星国家没有什么两样。”

马歇尔将军也插话说：“据我了解，我们都同意避免和中国发生大战。我们之所以同意这样，主要是因为我们面临着全球战争的威胁。既然这种威胁目前还存在，我们的敌手态度又非常强硬，在此情况下进行谈判只会暴露我们的弱点，而且将是非常危险的。”最后这位将军哀叹：“我们再不能丢掉福摩萨了！”

谈到这里，杜鲁门又就开罗宣言中有关台湾的一些史实，作了一番随意的解释。他说：“我们希望建立的中国，不仅落入不友好者的手中，而且现在对美国抱着刻骨的敌意。⋯⋯不过，我想中国人终究会认识到他们真正的朋友并不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他们的朋友是在伦敦和华盛顿。”

艾德礼面无笑容地说：“如果你们一直和他们作战，那就不会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点。”

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但他又说：“我们不能把朝鲜人弃之不管，任人宰割。”这位总统，为了使英国首相加深对他这一句话的理解，又提出了一个类比：“如果他们在朝鲜战胜了我们，那是一回事；但英国在敦刻尔克以后并未投降，而是继续战斗。⋯⋯也许我们美国继承了联合王国的精神，即， 不喜欢寻找机会打仗，而是在战争强加于我们时挺身迎击它。”

艾德礼此行的主要原因是担心美帝使用核武器，但双方就整个战争政策而展开的唇枪舌剑，却使这种担忧相形见绌。在会谈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杜鲁门和艾德礼在没有任何助手在场的情况下，终于私下讨论了这个问题。杜鲁门对艾德礼说，美国和联合王国“在这个问题上从来就是伙伴，他在与联合王国磋商以前不会考虑使用原子弹”。艾德礼首相随即要求把这个一致的看法见诸文字。

“不行，”杜鲁门厉声说道，“不能写下来。如果一个人言而无信的话， 写下来也无济于事。”

就在杜鲁门和艾德礼宣布他们关于使用原子弹之前、美英应进行磋商的决定的时候，艾奇逊和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罗维特走进来了，并交换了一下痛苦的眼色。美国法律禁止总统作出这种承诺，此外，杜鲁门多次允诺说， 如果需要使用原子弹，他自己就能够作出决定。“我们是在危险的边缘摇摆

不定，你必须把球带过去。”罗维特悄声对艾奇逊说。

艾奇逊向杜鲁门总统悄悄谈了几句话，共同对原子弹承担责任将在国会引起一场对政府和英国的“最恶毒的攻击”。文奇逊说，更为可取的方式是， 保证与艾德礼在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任何形势下“经常保持接触”。

那天晚上，在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晚餐会上，杜鲁门又找到和艾德礼非正式谈话的机会，杜鲁门向英国首相谈到了参议院里有些人形成一个反对集团的问题，这些人像发了疯似的“下定决心要破坏国家的外交政策”。就在那一天，24 名参议员，全部属于共和党，联名签署由密苏里州的参议员克姆提出的，得到参议员惠里“坚决支持”的决议，要求杜鲁门总统说明向艾德礼首相承担的“秘密义务”。

艾德礼也谈到他的工党内部也有反对领袖，尤其是比万和他的集团。他谈到这些人对他造成的麻烦，他们担心“自由世界”内部的矛盾、不满会愈演愈烈。

当时一些国际问题专家认为，英美政府首脑在所有的会谈中，“潜在的不确定因素是对中国人意图的情况缺乏了解”。他们分析，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攻势的目的“显然是要警告联合国军走开；第二次攻势使麦克阿瑟的部队惊慌失措，其确实的目的仍不得而知”。为着详细了解朝鲜战场的情况： 就在英国首相艾德礼抵达华盛顿的那天——12 月 4 日，杜鲁门特派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飞往东京，并与麦克阿瑟谈了四个小时。

在过去的一周里，柯林斯每天都通过电报听麦克阿瑟说，联合国应“全力以赴”迎击中国人的挑战，并且“训令和战略规划”应以此加以改变，即麦克阿瑟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战争引向中国。麦克阿瑟声称，他面临着由 50

万中国人和 10 万多北朝鲜人组成的军队，他们能够包围任何固定的防御阵地，并迫使第八集团军退到汉城一仁川地区。只有在中国人不发起全面攻势的情况下，他的部队才能守住滩头阵地。

就麦克阿瑟而言，在没有增援部队的情况下，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根据现有的最佳条件”尽快安排停火。尽管麦克阿瑟自己从未直言不讳地说出这一点，但他的要旨是一清二楚的：他所指挥的部队不能在朝鲜立足，并守住一条战线。除非华盛顿满足他的需求，否则他就准备离开战场。

柯林斯提出了一点“希望”，即中国人将给联合国军一个喘息之机。他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可能打算”命令第八集团军撤回日本，然后“重整旗鼓”。

在东京，柯林斯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一份电报，简述了麦克阿瑟的观点，然后飞往朝鲜，与战场上的指挥官直接会谈。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与麦克阿瑟会面后仅三个小时左右，就在汉城与沃克会谈。沃克将军承认困难不小，他的第二师受到重创，几乎被歼，正如上耳其旅一样。但由于沃克对他所统率的第八集团军重新作了部署，因此形势“绝非不可救药”。但是沃克认为他不能守住平壤；他担心中国人民志愿军会在他的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之间的缺口中长驱直入。如果第八集团军试图在汉城一仁川地区周围坚守，它很有可能会被包围。他不希望被迫由仁川撤退，因为他担心那会使人员和装备损伤重大。“另一方面，”柯林斯说，“他能够撤到釜山而不致遭受进一步的严重损失，而且，如果他得到第十军的加强，便能够永远守住原有的釜山防御圈。”

这便是柯林斯将军所了解的麦克阿瑟在战场上半数部队的状况，如果必

要的话，沃克准备就地坚守并再度“视死如归”。柯林斯在战场上又呆了一天后得出了结论：“尽管第八集团军的形势不妙，但并未惊慌失措。”柯林斯在 12 月 6 日离开汉城机场时，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作了如下的谈话：

记者问：美国是否会对中国人使用原子武器？

柯林斯答：就我昨天看到的情况，肯定不会使用原子武器。

记者问：第八集团军会不会被沿其右翼、即“第十军的缺口”南进的中国人包围？

柯林斯答：我想第八集团军是能够自我照应的。

柯林斯接着飞往兴南会见第十军指挥官阿尔蒙德将军。这里的情况也“混杂不清”。第七陆军师和第三师同样遭受了损失，但是，美国在朝鲜东部作战的主力海军陆战一师正在从长津水库撤退，相对来说，损失并不太大，“阿尔蒙德将军确信，而且我也同意，”柯林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能够在不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守住兴南这个桥头堡，而且如果必要的话，他能够成功地从海上和空中撤离这个桥头堡，而不致损失过多的人员和物资。”

“这是与麦克阿瑟对战场形势的分析持有不同看法的第二个指挥官。” 柯林斯说，“麦克阿瑟显然没有认识到他自己部队的能力。他深深卷入政治图谋之中——他要求把战争引向中国，使用中国国民党的部队，把他的麻烦归咎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归咎于华盛顿对他过多的限制一以致他忽略了一位指挥官的首要职责：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最大的努力完成上级所分派的任务，而不去挑剔有关命令方面的问题。”

柯林斯的资历和声望都不及麦克阿瑟。但他对前线的视察——麦克阿瑟自从 11 月 27 日发动他的结束战争的攻势以来就没有去过前线——使他确信，这位将军既不知道他的战区所发生的事情，又把一场扩大的战争作为一个宏图大略的一部分，或是作为使他的部队不致全军覆灭的办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柯林斯的视察是麦克阿瑟命运的一个转折。几个月以来，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位“资深功高”的五星上将奈何不得，就是对他干预政务、公开发表傲慢言论和在战略上耍花招，也是疑虑重重。现在，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准备对麦克阿瑟进行另一个控告：即麦克阿瑟在战术上是失败的，而且不了解他自己战场上的形势。

这位陆军参谋长返抵华盛顿后，立即前往白宫参加杜鲁门、艾德礼和他们的助手们所进行的会谈。他给与会者带来了头一次听到的令人“宽心”的消息：即“尽管军事形势仍然严峻，但已不再危在旦夕”。

当时的情况是，最后的公报已起草完毕。美英两国政府首脑宣布了如下的结论：

——美国和联合王国的军事力量要尽快地增强。

——两国应该扩大武器生产，供给所有和我们联合在一起、进行共同防御的自由国家的部队使用。美国和联合王国应该和其他自由国家一起，继续作出共同的安排，通过这种安排，所有国家将。对共同防御适当地贡献一份力量。

公报虽然佯称必须竭尽一切努力，用和平办法达到所谓“联合国在朝鲜的目的”，但是杜鲁门及其追随者，并没有表示任何和平解决的诚意，而是要蓄意加紧扩军备战，并把其盟国紧紧地拴在他们的战车上。因此，麦克阿瑟和他所指挥的“联合国军”，仍然要在朝鲜战场上经历更多的危险。

但是，就在艾德礼和杜鲁门在华盛顿举行会谈的时候，朝鲜领袖金日成也来到北京中南海，和毛泽东会商克敌制胜的问题。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