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官商两利但以“利商”为本的原则

清政府在架设电线之初，均为官本官办。1876 年福建省把丹麦大北公司所设福厦等线买归官办；1880 年自设的津沽线为官本官办；1881 年设津沪线时，开始也是官本官办，但随即改为官督商办。此后，大多为商线，官线则是为军务需要而设。在洋务运动斯间，商线约占 70％强。到 1890 年前后分为电报官局和电报商局两个部门。官局由长期办电报、曾去朝鲜主持电线事务的道员候补知府余昌宇任总办，商局则由盛宣怀任总办⑤。但架设电线过程中，不管是官线还是商线，基本上都是由盛宣怀总其成，分为官局、商局时，盛氏仍总揽全局。故这里以盛宣怀对官商两利但以“利商”为本的思想言行为主，结合其他人的主张，加以叙述。

第一，官线与商线的分别架设原则。一般说工矿商业比较繁荣地区架设的多为商线，偏僻边远和专为防务而设者多为官线。根本原因是前者可以盈利，后者一定赔本。例如，“天津至保定僻路，向非商贾通衢，商报极少，须筹拨公款，作为官线，并供给常年经费，始能集事”①；由川入滇，“绝无商报”，因此，“入滇境至蒙自二千余里，作为官线”②；由肃州至哈密“经吐鲁番，以达省城（三千余里），⋯⋯惟新疆商务甚少，此项电线，专为巡防而设，应照甘肃作为官线”①。其他在东北、内地等地方与上述类似情况的官线还不少，另外还有许多为了某一件工程或临时军务急需而架设的短途官线，兹不列举。总的说，官线与商线的区分，归根到底是以利商为准则。当然，商办也是为了官的利益，李鸿章就说过：电线“必改归商办，斯国家收消息灵通之益，而无耗损巨带之虞”②的话。

④ 盛档，盛宣怀《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光绪七年。

⑤ 盛档，盛宣怀《禀李鸿章稿》，光绪八年。

① 上图未刊，李鸿章《复总署电》，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日，《李鸿章未刊电稿》。

②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奏，《海防档·电线》（四），第 1248 页。

① 光绪十一年九月五日盛宣怀禀李鸿章，《海防档·电线》（四），第 1222 页。

② 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陕甘总督杨昌濬奏，《海防档·电线》（五），第 1495 页。

第二，官股与商股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原则是“官”真正做到对商的护持。兹以津沪电线之设为例加以说明。自天津至上海近三千里电线，由官垫支经费 20 万两，拟招商股 10 万两，归还官款一半，使嗣后成本官居其半，

而“利息出入全数归商，以示体恤，而广招徕。”商股 10 万两“酌提官利长年一分”，除商股官利外，“所有余利作为公积，以备陆续添造，使线愈远而利愈厚”；对于官本则规定 10 年之内不提官利，10 年之后才同商本一样起息，息金仍存局作为加添官股。这种厚商薄官的做法，“庶商本余利易于充足，即线道易于推广，其利无穷。”盛宣怀总括官与商的原则是：电线“未成之先，官为垫款创始，既成之后，复官为筹款经理。及其推行尽利，亦官为拨款教习保护。”③这些规定，是符合“先利商务”的精神的。

第三，预见到电报事业的发展前途。在办电报之初，大多数人并未理解这项事业的内涵，而李鸿章、左宗棠、盛宣怀等却预见到它的远大前程，尤以盛宣怀的认识最为明确。他说：“中国人众，自必信多，将来电信四通八达，所取信资，当可日增月盛。”从目前看，寄电信者未必能多，所收电报费未必能够开销，因此，要使电报业得到维持并不断发展，官必须予以津贴。津贴待以后有余利时归还。由于“中国电线势必先难后获，故必有远识者乐从其事。”所以盛宣怀坚信，“中国电信愈推愈广，故本局余利势必愈久愈多。”①那些单看眼前艰难无利或少利甚至赔钱，都是些短视者流，不可取！

第四，按公司企业规则办事，排除官方的干扰。由于电报是“官督”企业，容易在经营方面受到官方控制和干预，因此规定，陆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衙门、各国出使大臣，所寄洋务军务电信，区别对待地记帐结总作为归还官款外，其它所有各省官府电报一律收取现金，并且要付款后发报。这是因为，“各省官府过多，若稍一通融，势必经费无着，尽欲借支津贴，何以持久。是以仿照轮船局章程，无论官商皆需一律取资”，决不通融④。对于电局内部的管理，一概按经商原则，“官”不得干扰，以保证企业的自主权。

第五，注意商人的长远利益与官商利益的一致性。本节在“官股与商股关系”中已说明企业对商人当前利益的照顾，为了坚定商人投资获利的信念，盛宣怀等特别强调商民的长远利益。章程规定：“商人出资承办，意在急公，凡属西法创举，必应历史久远，以数十年为通筹，庶可冀后日之盈，以补今日之绌。”①给予商人利益是必要的，也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因为没有众商出资报效，电报业难以举办，尤难推广，商人无利可图，亦非国家之利。为此，企业应很照顾老股商的利益，盛宣怀在说明此道理时说：“将来本局再有扩充，亦必先尽旧股，再招新股。”原因是“不愿使创始者徒苦尝试，后来者反许居上。此实西法中可取之法也。”③

第六，大力培养电报人才。为了“利商务”和“行远而持久”，商人投资固然是决定的一环，但没有相应的电报人才，也是绝对办不到的。洋务派在办企业的实践中，切身体会培养新型人才的重要性，在资本与人才的关系上，他们常将后者置于前者之上。中国培养电报人才始于 1876 年丁日昌在福

③ 光绪九年八月十七日李鸿章奏，《洋务运动》（六），第 349 页。

④ 盛档，盛宣怀拟《电报局招商章程》，光绪七年。

① ②盛档，盛宣怀《电报局招商章程》，光绪七年。

③ 盛档，盛宣怀拟《详定大略章二十年》，光绪七年。

建所办的电学馆④，但那是训练班性质，正式的电报学堂始于 1881 年津沽电线设立和津沪电线架设时创办的天洋电报学堂。李鸿章请于清廷说：设立学堂训练电报人才，可以做到“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持久不敝”①。所以洋务派把电报学堂看作与电报局“相表里”的关系，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大事。因此应由政府出钱来办，“免在商本内归还”②。随着电线架设的延伸和扩展，需要的电报人才日益增多，继天津电报学堂之后，上海、南京等地的电报学堂也相继办了起来。不仅如此，上海电报分局总办郑观应还主张除培养报务人员之外，招收学生学习制造电报器材。他说：“考选少年普通中西文之学生，分别出洋学习制造机器、水陆电线、电气等法，一俟毕业，仍分赴外国制造厂学习一、二年，然后返国自行设厂制造。不独可塞漏巵，而所用材料价廉，成本自然轻减”。他还满怀希望地说：“精益求精，或有独出心裁之新器胜于外国者也。”③这些想法是很好的，有些是实行了，但有些由于清政府腐败等种种原因未能即时办到。

以上六项，说明电报这项大型的、关系国家民族的事业，一开始就是从利商出发百创办的，从而保证了电报局筹建的顺利发展和不断延伸、扩大。除了这些之外，其他如：电线材料免税，以降低成本；各局用人“加意遴选，不得徇情滥收”；洋员的使用要求严格，如聘丹麦博怡生充局总机匠的合同规定：“尽心竭力办理一切”④，聘洋匠葛雷生时规定：“所当之差，系造线、修线、测量早线河水线⋯⋯须听电报凤吩咐”⑤；还有巡警沿途保护电杆电线；电码的规格和使用方法；等等，都有较为合理的规定⑥。所有这些，都基本上符合资本主义办企业的赢利原则和要求。无怪电线电报业与轮船招商局并列为洋务企业中效益较好的企业。

当然，这并不是说电报局就没有什么缺陷了，事实上弊病是很不少的。兹举数例：（1）官局与商局的矛盾。有人以奉天局为例揭露这种矛盾说：“奉省一局，旧为官线，新为商线，添设之时，官线学生不管商线机器，商线用物，官线不肯暂移。商线叫报，官线不应”①。（2）电报错讹之弊。例如，闽局“报房收发电信件⋯⋯有来去错乱者，有号数不对或遗漏者，有局报商报互相讹舛者，种种贻误”②。（3）电报延误与报费作弊。有的局揭发此事说：“电局以线之灵捷为最。查各局线阻每至三、四、五、六、七日之久”，这是由于“巡兵不勤修接之故”，巡兵不勤由于“口粮甚少，⋯⋯势必另谋生理”，欲改此弊，应“以二名并作一名”以倍薪资；至于报费之弊，如： “局中司事多有官派且多习气，如遇商人寄报，熙字收费，暗中再减字数，将减字之费私自吞没，甚至减去地名等字，收报局无从递送，电询往返，致误商家要务。或商⋯⋯探问，司事等以官势欺商，置之不闻。⋯⋯报费不旺，

④ 盛档，盛宣怀拟《招股简明章程十条》，光绪七年。

① 见本章第二节。

② 光绪八年八月十二日李鸿章奏，《洋务运动》（六），第 336 页。

③ 盛档，李鸿章在《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上的批示。

④ 郑观应《上北洋大臣李傅相书》，《郑观应集》下册，第 1002 页。

⑤ 盛档，《中国电报局，丹国博怡生合同》，1888 年。

⑥ 盛档，《中国电报局与葛雷生合同》，1889 年 3 月 23 日。·230·

① 盛档，盛宣怀《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光结七年。

② 盛档，《电报利病善后事宜》，光绪十五年。

实误于此。”③其他如：“二等（公）报传私事以做人情”；“各局商报错码极多”；“洋匠良莠不齐，优劣参半，甚至绝无本领而滥竿者”④，等等弊端，不胜枚举。这些都于电报局的发展不利。但总起来看，这些弊病在全局中不占主要地位，电报局也努力克服弊端，整顿局务。因此，电报业顺利发展是其主导面，成效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