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80 年代前、中期两次论战与唐胥、津沽铁路建成

淞沪铁路买回拆毁和丁日昌在台湾建造铁路的停止，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此后，一方面，中国自造铁路的舆论并未因台湾铁路停造而终止，相反更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外国侵略者因淞沪路被拆毁而寻求新的对策，他们打算像电线电报那样，在他们控制下，由中国人兴办，中外共同使用。因而在修筑铁路问题上的议论和主张，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清政府各派从共同反对洋人在中国修路，一变而为中国人自己要不要修铁路的争论。这种修路与反修路的论战，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有过三次，本节先叙述前两次论战。

第一次争论是在 1880 年 12 月 3 日到 1881 年 2 月间，发起者为曾任直隶

提督的淮系将领刘铭传。唐廷枢于 1880 年 10 月间开始兴建唐胥铁路以应运输开平煤炭之需，于是议论铁路之风波又起；与此同时，中俄关于伊犁问题的交涉日趋紧张，与商务军务密切攸关的铁路修建问题很自然地又被提到议事和实践的日程。当时“自解兵柄，养疴田园”的宿将刘铭传被召入京，他毫不含糊地上了请速修铁路以自强的奏折。如果说“海防议起”中修建铁路的议论是日本侵台事件引起的话，这次却主要是针对俄国的侵华野心而发动的。刘铭传说：“用兵之道，贵审敌情。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非畏兵力，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至于东邻日本，近年来师西人长技，恃有铁路，“亦遇事与我为难”。他慨叹他说：“失今不图自强，后虽欲图恐无及矣”！② 危乎殆哉！怎么就能自强？练兵造器固宜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他说：“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不可缓之图。”为什么？刘铭传说：

“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②不仅如此，铁路营业收

费还可以养兵，“则厘卡可以酌裁”，“裕国便民之道无踰于此”。“若一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气势立振，⋯⋯不独俄约易成，日本窥伺之心亦可从此潜消矣。”正好在这一年李鸿章奏请架设电线，刘氏说：“电线须与铁路相辅而行，省费既多，看守亦易。”①刘铭传还提出造铁路干线的设想：南路二条，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均达北京；北路由北京东至沈阳，西通甘肃。先办清江至京一条，以与议设之电线相表里。应该说，刘铭传的建议是及时的可行的。清廷于当天即下达了“着李鸿章、刘坤一北洋、南洋大臣悉心筹商，妥议具奏”的上谕。

在李鸿章、刘坤一未及复奏时，顽固派代表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首先提出反对意见。其基本理由与当年反对洋商在中国造路相类似，不过这时更具体化并有针对性地描准刘铭传的建议。张氏提出造铁路三大弊端，除所谓

② 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光绪三年六月初一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7，页 13。

① 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刘铭传奏，《洋务运动》（六），第 137—138 页。

影响民间田亩、房舍、坟墓等之外，就是清江开设铁路，洋人“借端生事，百计要求”前往这个未开埠的城市，“则将何以应之”；“铁路既开，则由上海、汉口入京者，大半归于陆行，天津码头即将从此而衰，⋯⋯招商局数百万款项弃于一旦”，是“耗费巨资以求不可必得之利”，必不可行。②清廷亦于当天批交李鸿章、刘坤一，着将张氏奏折与刘铭传奏折一并复议具奏。李鸿章于张家骧上奏后 10 天即具折声援刘铭传，他在《妥筹铁路事宜

折》中首先列举欧美各国之所以日臻富强的原因，是“有轮船以通海道，复有铁路以便陆行”，并阐述了铁路有易于集兵、利于运输以及军饷、通讯、救灾、拱卫京师等九利，其中“国计、军谋两事，尤属富强切要之图”。李鸿章极力赞成刘铭传的修筑铁路和先修清江一路的建议；并针对张家骧的“三弊”逐一予以驳斥。①与此同时，李鸿章又致函醇邸奕申述奏稿中的论点，对于奕各项疑问一一予以说明，希望得到支持。至于刘坤一的意见，李鸿章虽有“妨民间生计”、“内地税厘将归乌有”等“过虑”，但基本倾向如其所说“刘铭传所请，适与臣意相符”，表示了支持的态度。

然而，顽固派不甘示弱，他们疯狂反扑。通政使参议刘锡鸿赤膊上阵，声言：“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提出“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耸人听闻地叫嚷“若造铁路，则不惟不设险，而且自平其险，山川关塞，悉成驰骤之坦途，重门洞开，屏障悉撤，一夫奋臂可直入室矣。”②这实际上是 10 余年前反对洋人在中国筑路时所谓“尽东其亩” 语言的重演，并无新意，如果说有什么新意的话，那也只是以之对付侵略者的武器拿来对付刘铭传罢了。其他如降调顺天府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读周德润等也迫不及待地出场扮演反角，陈述不宜筑路的陈词滥调。

经一段时间的争论，清中枢于 1881 年 2 月 14 日（光绪七年正月十六日）下达上谕：“铁路火车为外洋所盛行，若以创办，无论利少害多，且需费至数千万，安得有此巨款？若借用洋债，流弊尤多。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无庸议。”①这宣告了这场争论以顽固派胜利而告一段落。

然而，就在洋务派与顽固派争论的时候，出现了非常矛盾的现象，那就是洋务筑路派在口舌之争中“败诉”之际，却在筑路的实际行动上取得胜利

——庸胥铁路建造完工。②该路于 1880 年 10 月间开始建造，1881 年春夏之

交建成，先用马拉，是年 6 月 9 日（光绪七年五月十三日）始用机车牵引，机车名“中国洛克号”，后虽因言官弹劾，说什么机车行驶震动东陵，行驶不久即被查禁，但却是中国使用机车牵引火车之始。值得奇怪的是，唐胥铁路建造之际，正是顽固派坚决反对中国自己修筑铁路之时，也是清廷下达对刘铭传修建铁路之奏“著无庸议”之时。这种矛盾现象如何看待和理解？这与奕的指导思想有关。奕在双方争论时曾对李鸿章指示：铁路“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俾见闻习熟，渐推渐广。” 李鸿章许之为“权衡至当，深协机宜”，并作了“鸿章亦索有此意”的表示。

② ③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刘铭传奏，《洋务运动》（六），第 138 页。

① 以上引文均见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张家骧奏，《洋务运动》（六），第 140 页。

② 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39，页 20—26。

① 光绪七年正月十六日刘锡鸿奏，《洋务运动》（六），第 163 页。

② 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第 102—103 页。

③这样，上述矛盾现象就可得到答案了。这种情况，就预伏着下述两种征兆：

一是洋务派虽在筑路的口舌之争中“败诉”，但终有一天会“胜诉”的；二是从历史上看铁路在中国确是“渐推渐广”的。如果说 70 年代中期还在晓晓不休他说铁路只能行于孤悬外海的台湾，不能行于内地的话，时隔四五年却开始行于内地了，并且就在清朝的心脏地区京津一带了。因此，唐胥铁路对于冲破不许筑铁路的防线的意义，远超过台湾筑路所造成的影响，在不远的未来铁路建设必将有较大的“推广”和“突破”，这可从唐胥路展筑和津沽路建成得到说明。

第二次争论从 1883 年到 1888 年。争论的直接动因是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

第一次关于铁路的争论，由于上谕刘铭传修路的建议“着无庸议”而暂时告一段落。但并非僵旗息鼓，而是双方均在伺机行动。1883 年，法国向越南进兵日急，中法关系日趋紧张，李鸿章向奕建议，除催促向德国定造的“定远”铁舰赶快回华、加强弁兵的电线电机等训练以准备迎战法军挑畔外，又提出急修铁路问题，他说：“火车铁路利益甚大，东西洋均已盛行，中国阻于浮议，至今未能试办。将来欲求富强制敌之策，舍此莫由。倘海多铁舰，陆有铁道，此乃真实声威，外人断不敢轻于称兵恫喝。尚祈主持大计为幸。”

④1884 年中法战起，漕粮海运恐有资盗之虞，河运则有阻滞之难，于是议修铁路者渐增。反筑路者乘机起而进攻。内阁学士徐致祥、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太仆寺少卿延茂等上奏清廷，力陈修建铁路之害。他们的发言，大都为陈词滥调，什么“以千余万之资，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①啦，铁路一开“开门揖盗”，“关山尽失其险”啦，必使“小民失业者不可胜计，往往挺而走险流为捻匪”②啦，等等谬论，是经不起一驳和缺乏说服力的。

正在铁路论战第二个回合进行之际，发生了有利于洋务派的三件事：一是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谕谴责徐致祥所奏，“并不平心论事，辄敢肆行訾诋，殊属诞妄，著交部议处”③，受到“降三级调用”的处分。这无疑是对顽固反筑路派的一个打击。二是 1885 年夏左宗棠临病逝前写下遗折，力主先造清江至通州铁路，“以通南北之枢。”他指出：外洋各国建造铁路“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的情况，其“有利无害，固有明征。” 认为“天下俗论纷纷，究不必与之辨白。”①三是中法战争结束后成立了海军衙门，任命奕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曾纪泽为帮办大臣，铁路事务划归海军衙门掌管，而上述三人均是积极主张加快修筑铁路的，尤其是奕

为光绪帝生父，权倾一时，是铁路建造的一位有力推行者。第一次论战因一道“着无庸议”的上谕而告一段落，筑路派明败而实胜地修建了一条唐胥铁路；第二次论战虽没有谁来作定论，却以展筑唐胥铁路和修建津沽铁路的

③ 唐胥铁路修建事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三节。

④ 李鸿章《复醇邸论铁路》，《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2，页 5。

① 李鸿章《论法兵渐进兼陈铁舰铁路之利》，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4，页 25。

② 徐致祥《论铁路利害折》，光绪十年九月十三日，《洋务运动》（六），第 167 页。

③ 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五日延茂奏，《洋务运动》（六），第 180 页。

① 《光绪朝东华录》（二）总 1862 页。

事实，来回答反筑路派的攻击，从而宣告铁路问题的论战，洋务筑路派没有“明败”而是“实胜”者。

1886 年秋冬间，李鸿章在对士大夫之“毁谤铁路”者的：有碍庐墓论、夺民生计论，“我能往寇亦能往”的“尽东其亩”“开门揖盗”论，一一予以驳斥②的同时，与奕讨论如何展筑唐胥路和造津沽路的问题。并着手先筑胥各庄至阎庄 65 里铁道。这条铁路是 1886 年 8 月间，由开平矿务局商董，以运河浅阻，“矿内积煤日多，欲运煤而路不畅”③为由，而请求修筑的。为此，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招集商股资本 25 万两，其中一半为开平矿局股本。随即于是年秋开工，因地势平坦，进展顺利，工本费用亦较轻。这就是商本商办的开平铁路。

胥各庄至阎庄铁路开工以后，1887 年 1 月 1 日（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奕与李鸿章筹划展筑阎庄至大沽一段铁路，并建议“由海署奏明由贵处（按指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引者）筹筑为调兵运军火之用，名曰试办。⋯⋯ 徐为扩充。”④奕之所以把从阎庄到大沽一段铁路定为军事国防之用，并强调“试办”和“徐为扩充”，这是为减少阻力之故。于此可见奕与李鸿章在造铁路上的志同道合和默契的程度了。

李鸿章当即照办，他复醇邸函云：“铁路试办，拟即遵来谕，由阎庄至沽、由沽至津，令官商妥议，复到即咨请海署会奏。但招股多少、迟速，俱难逆料，凡官可以为力之处，自无不竭力助之。沽北之路作为官商合办。”

①然而，工作进程迅速，过一个多月，海军衙门奕、李鸿章、曾纪泽联名上

奏清廷，充分说明了筑开平至大沽、大沽到天津铁路对军事国防和官商之利，说：“开平铁路若接至大沽北岸，则出矿之煤，半日可上兵船；若将铁路由大沽接至天津，商人运货最便，可收取洋商运货之资，藉充养铁路之费。” 建议归开平铁路公司一手经理。②公司随即着手招股 100 万两，还以开平铁路赢利情况为例，以吸引投资者。称：“运煤一宗每年准保得银三万两，有盈无绌；灰石杂货等项，可得银一、二万两；搭客等费亦得银万余两。”除去养路等开支费，股银足有五六厘至一分之息。”③这并非夸口之词。④然而，招股没有如愿完成，仅得 108500 两。不得已借拨天津海防支应等局 16 万两，

并先后以北洋大臣名义向英怡和洋行借款 63.7 万余两，向德华泰银行借款

43.9 万余两。⑤

津沽路工程进展亦很迅速，1888 年 10 月 3 日即全线竣工。9 李鸿章亲往查验，并第一次乘坐火车直抵唐山，甚为满意。他于 10 月 13 日致函奕，极力主张速建律通路说：“煤矿商人及铁路各商，均以铁路便益，力求由天津接造至通州。”李氏抱着支持的态度说：“鸿章查看情形，通州铁路似不

② 《交通史·路政编》第 1 册，第 38 页。

③ 见《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 2，页 19。

④ 《开平商董致李鸿章请展筑铁路禀》，光绪十二年六月，《中国铁路史资料》（一），第 126 页。

① 《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 2，页 25。《醇邸来函》，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八

② 李鸿章《条复四事》，光绪十三年正月初十日，《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 3 页 2。

③ 光绪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奕等奏，《洋务运动》（六），第 187 页。

④ 参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第 133 页。

⑤ 参见前引书第 128 页开平铁路通车一年客货运收入情况表。

能不就势接做，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关系非浅。”⑥

正当北方展筑唐胥路和津沽路的时候，南方新建的台湾省的第一任巡抚刘铭传，也在那里筹办铁路。这位于 1880 年上奏清廷请修建铁路，从而拉开

第一次铁路问题论争的刘氏，在 8 年后的今天，并不因清廷曾有“着无庸议”

的上谕而改初衷，力主先造由台北大稻埕到基隆的一段铁路，并于 1887 年春

动工，并身体力行地亲率兵勇修造 10 余里的路基以为楷模。但山阻工艰，1891年始工竣通车，1893 年台北新竹段完工，时刘铭传已去职，继任巡抚邵友濂，以经费不足未将工程继续下去，于是年 2 月停工，这时已接近中日甲午战争了。

上述南北呼应的修筑铁路的行动，是给顽固反筑路派一个最好的回击，显示了第二个回合的铁路论战洋务筑路派的胜利。这种“胜利”虽没有谁来作文字上的结论，却是事实的回答。历史趋势是抗拒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