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京师同文馆开馆和广方言馆的创办

适应形势需要而设立的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馆，首推北京的京师同文馆，继之而设的是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方言馆。现从京师同文馆谈起。

京师同文馆是在原俄文馆基础上扩建起来的。旧设的俄文馆并未取得多少成效，奕等人认为，俄文学馆久已“视为具文，未能通晓”俄语，对此除加以整顿而外，应改设同文馆，增加英、法语言文字专业，这是因为英法交涉事繁，急需通晓英、法语言之人的缘故。原来的俄文馆人数为 24 名，改设同文馆后仍不逾此数。这就是说学俄文者减少，以便将名额让给学英、法文者。英法文教习本拟在上海、广州两地聘请，饬令该两处地方官“各派二人来京差委”，并令他们“携带各国书籍来京”③，但广东方面“称无人可派， 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价则过巨，未便饬令前来。”①于是聘请威妥玛推荐的兼通汉文的英人包尔腾为英语教习。随即于同治元年五月（1862 年 6 月）开馆②。次年春，由法国哥士耆推荐司默灵为法文教习。由于司默灵是传教士，总理衙门初不谓然，嗣见司默灵“尚无传教士习气，因与切实言定， 若到同文馆，断不准其传教，一涉此弊，立即辞回。”可见清政府对于传教士是很警惕的。至于俄文教习，由俄使巴留捷克推荐的向充俄馆翻译的柏林担任。英、法、俄各文馆均设汉文教习：英文馆汉文教习为徐树琳，俄文馆为八旗教习杨亦铭，法文馆为张旭升，他们于 1863 午陆续到任。洋文教习与

汉文教习薪金悬殊极大，洋教习年薪库平银 1000 两，汉教习月给 8 两，年共

96 两，相距 10 倍以上。这是因为“外国教习非厚给薪水无人愿来充当。”③ 这在迫切需要外语人才的情况下，是应该允许的。同文馆的学生来源，是在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 13～14 岁以下者 4—5 人。当时实际挑取的人数是20 名，“除已传十名外，记名人数无多，将来传补将次完竣，应由八旗满、蒙、汉闲散内，择其资质聪慧，现习清文、年在十五上下者，每旗各保送二、三名”，“酌量录取，挨次传补。”④说明清王朝在培养新式洋务人才中，注重在满州贵族亲信中挑选，从这一事实可看出清政府对洋务事业的重视了。然而，在改革开放起步的 19 世纪下半期，在汉族洋务官僚握有实力的情况下，满族贵族垄断新式人才的培养的企图，只能成为泡影。它首先被李鸿章打破了。

与京师同文馆设立的同时，江苏巡抚李鸿章亦奏请在上海设立类似的学馆，清廷也命令广东设语言文字学馆说：“总莲衙门固为通商纲领，而中外交涉事件，则广东、上海为总汇之所”。饬广州将军库克吉泰、两广总督晏端书仿照办理。并郑重强调：“此事为当今要务，⋯⋯务当实心办理，不得视为具文。”又进一步指明具体办学方针说：选“资质聪慧，年在十四岁内外，或年在二十左右而清、汉文字业能通晓，质地尚可造就者，一并拣选。延聘西人教习，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课以经史大义，俾得通知古今，并令仍习清语；厚给廪饩，时加考查。倘一、二年后学有成效，即调京

③ 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9，页 59。

① 以上引文均见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奕等奏，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71，页 24。

②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8，页 30。

③ 奕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奏折中说，是七月间设立同文馆，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46，页 3。

④ 以上引文见同治二年三月十九日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 13—14 页。

考试，授以官职，俾有上进之阶。”①此上谕的内容比之京师同文馆：（1） 年龄放宽到 20 岁左右；（2）强调继续学习清文的必要性；（3）明确了洋文学有成效保证“授以官职”，以示鼓励。

从“中外交涉事件则广东、上海为总汇之所”一语看，清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更着重沪、粤两地的方言馆。这一点李鸿章在筹办之初就讲得很清楚， 他说：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行之他处，犹一齐人傅之之说也；行之上海、广东，更置之庄岳之间之说也。”在洋人、买办荟萃的上海、广州办外语学馆，远比北京及其他地方条件有利是明显的；其次，单靠京师同文馆的学员来兼顾沪、粤两地的中外交涉事件是有困难的。故李鸿章说：既然广东、上海两口的交涉事件转多于总理衙门，“势不能以八旗学生兼顾。惟多途以取之，随地以求之，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人数既多，人才斯出”②。这些意见是正确的。也可看出李鸿章想打破清廷对新型人才培养的垄断权，这是完全必要的。

非但如此，李鸿章已认识到培养外语人才除为中外交涉之外，还为引进科学技术知识创造条件。他在筹办广方言馆之初即强调这方面的作用说。

“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显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

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稗助。”②从李鸿章这段话看，识见远超出奕等人之

上。其一，把学外语与阅读和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联系起来；其二，把学外文、科技与“自强之道”联系了起来。这种见解出自 1863 年春间，据我所看到的同类意见，还没有比李氏早的。这也许是由于他处于“庄岳之间”的上海，而又正在身体力行地实地办近代军用工业，因而较早体会到学习外语和引进科学技术的必要性、迫切感的缘故。

李鸿章办上海广方言馆在选取学生上还有与同文馆不同的地方。其表现：一、“选近郡年十四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入馆学习。这里强调“近郡”，就打破了从八旗子弟中选取的规矩；二、“其候补佐贰佐杂等官有年少聪慧愿入馆学习者，呈明由同乡官出具品行端方切结，送局一体教习，藉资照料，学成后亦酌给升途，以示鼓励。”①小官可以入馆学外语科技，这也是一个创举。这应认为是奕等于 1866 年请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五品以下官员入馆学习的措施的先声。

上海广方言馆于 1863 年 3 月开馆，冯桂芬为之拟订章程 12 则，招正附课学生各 40 名，4 年毕业。聘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为西文教习；华文教习则有徐雪村、华若汀诸人。王韬记其事云：广方言馆“延西士之学问充裕者为之教习，而教以西国之文字语言，兼课以算学，⋯⋯三阅月一行考核， 拔其优者充博士弟子员，或在逼商衙门司理繙译，承办洋务。⋯⋯果其才能出众，则督抚登诸荐牍，调京察验，授以官职。”②这就打破了从正途选官的惯例。广方言馆于 1870 年移附于江南制造局内书院，成为该局翻译馆的核心。

①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 8—9 页。

② 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上谕，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14，页 5、6。

① 上引文均见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李鸿章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14，页 4。

② ③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李鸿章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14，页 4。

继上海之后，广州方言馆于 1864 年 7 月 3 自（同治三年五月二十日）开馆。清政府派镶黄正白旗汉军协领王镇雄为提调，汉军防御谈广枬、候补县丞汤森为馆长，江西南丰县翰林院编修吴嘉善（子登）为汉文教习，聘美人谭顺为西文教习。学生数额为 20 名，在广州驻防的满汉八旗向习清书翻译子

弟中，拣选资质聪慧年在 20 左右者 16 人，另择汉人世家子弟才堪造就者 4 人。此外，“如有清白安分之人，自愿入馆附学，亦准公正官绅保送入馆， 一律训习”，这种“附学”者，限定 10 名①。以上说明广州方言馆在选学生上，没有上海馆广泛，是仍以八旗子弟为主的。

1879 年，“因遣使各国及办理公事急需法文，而布国交涉事件近亦不

少”，因添设法、德二国文字学馆，在原 20 名英文学生中，“择其学有成效者十名分拨法、布二馆，每馆另挑质性聪颖兼晓清、汉文义者五名”，“三馆俱以十名为额。”合共 30 名。每馆可招收附学生各 5 名。除原英文馆 10 名学生学法、德文的同时仍须定期复习英文外，其他学生只须专习一种文字

②。这个教学原则还是对的。但比之上海广方言馆在学习语言文字之外必须学

习算学等科学知识来说，就显得不足了。

广州方言馆的教习、学生待遇，都优厚于京师同文馆，汉文教习年薪 480

两，另给纸张笔墨书籍等项银每月 4 两，饭食日给 120 文；洋文教习年薪 1200

两，另给纸张笔墨银每月 16 两。学生每月各给 3 两膏火银，另有桨赏银等补贴。

京外同文馆除上海、广东外，东北珲春于 1887 年 3 月 25 日（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设立“繙译俄文书院”。此为“因地制宜，诚为当务之亟” 之举。因“珲春、宁古塔、三姓三城，与俄界接垠，交涉事繁，各城当差人员，于俄请、俄文未能熟悉，每遇往来照会，多有隔阂误会。”③故必须设立“繙译俄文书院”。

其他如台湾于 1887 年也设立了西学馆和另一些地方设立类似的学习语言文字学馆。那些学馆大多是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兼习外国语言的学堂，与同文馆性质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