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派幼童赴美国留学

洋务教育，由为封建主义服务转变为为资本主义服务，1872 年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是这种“转变”的转折点，是洋务派在教育上跨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选派幼童出国留学，是洋务运动发展必然出现的现象。洋务运动起步以后，引进西方技术办军事工业及购买洋枪洋炮轮船等，只是零星地使用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依赖洋匠操纵指授是普遍的。被指授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比比皆是。洋务派人士在实践中大都意识到，要掌握西方先进技术，非学习其数学、格致等科学原理不为功；他们一般地也都明白，要把西学西技学到手，聘洋师到中国教习是一条路径，更好更有效的捷径，莫过于“置之庄岳之间”。

幼童出洋留学，是洋务事业发展的客观上的需要，而洋务派和先进思想家在主观上也敏锐地反映了这种需要。在幼童出洋留学问题上，容阉倡于先， 曾国藩成于后，中间起桥梁促进作用者则为丁日昌。

容闳②是中国最早系统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人。他广泛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因此，当他于 1855、1860 年两次回国时， 很自然地感到中国的落后，其间尤其感到教育落后，他在 1860 年向太平天国

干王洪仁玕提出的 7 条改革建议中第二、三、六、七等四条是关于建立新式教育的问题的，诸如：设立武备学校、海军学校和各种实业学校，颁定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等。②1865 年筹建江南制造局时，他建议曾国藩在厂中设兵工学校。容闳认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①

① 郑观应《易言·论洋学》，《郑观应集》上册，第 109 页。

② 《郑观应集》上册，第 245—310 页。

① 容闳简历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怎样才能达到“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目的，容氏第一个想法就是中国派遣留学生到外洋先进国家学习。早在耶鲁大学读书时，他即已在“他的头脑中酝酿着中国留学计划”②了。

关于留学事宜的建议，容闳最先直接与谈的官员是被他称之“志同道合” 的丁日昌。1868 年初，丁日昌从上海道升任江苏巡抚不久，容即去苏州公署拜谒，“语以所谓教育计划，丁大赞许，且甚注意此事，命予速具详细说帖”。容闳乃拟条陈四项，除设轮船公司、开矿和限制教会权力作为陪衬外，着重谈“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之事。④丁日昌以之上于总署文样，文不久去世，此事遂搁置下来。1870 年丁日昌会同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屡与曾商榷并建议：“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诸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曾国藩“深韪其言”，认为这是“收远大之效” 的好事。①曾氏与李鸿章专折会奏，拟订章程。并提议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荔秋）为正委员，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为副委员，主持其事。很快得到总理衙门同意。奕奏称：“臣等查西人长技，在于制器，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现欲取波所长，辅我所短，自非选材前往学习，未易得其要领。”② 显然，派幼童出洋留学，是为了直接在洋人那里将先进科学技术学到手以图自强。这个用意应该说是可取的。

派幼童出洋留学一事，诚如李鸿章所说：“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③。阻力是非常大的。兹所以选陈兰彬为委员，“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④之故。用心亦良苦矣。

章程、委员等得到批准，以下就是筹备出洋的具体工作了。

1870 年冬曾国藩回任两江后，在向清廷奏请批准的同时，与容闳具体商议幼童留美事宜。当时商定四事，这四事基本上把“章程”主要内容具体化：

（1）派出洋学生额数 120 人，分 4 批前往，每批 30 人。学生年龄定为 12—

20 岁。（2）设立预备学校于上海，校长为曾国藩幕府的刘开诚。凡身家清白、身体健康、经考试汉文被录取的学生，即进预备学校肄习中西文字，学习一年后派赴美国留学。（3）确定留学年限为 15 年，另加 2 年游历以验所学。（4）关于经费。预计学生束脩、膏火、房租、衣服、食用费每人每年400 两，连委员、翻译、教习薪水及其他用费，20 年共 120 万两⑤，由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规划是较为周到的。容闳称此举为“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①，就中国教育史来说，称此为“新纪元”不是过分之语。

为了更好地办理出国事宜，设留学生事务所于上海，监督 2 人，由陈兰

② ③容闳《西学东渐记》，第 56—57，23 页。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代跋》，第 6 页。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 86—87 页。

② 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曾国藩奏，《洋务运动》（二），第 153 页。

③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一日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 160 页。

④ 李鸿章《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9，页 7。

⑤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 91 页。

① 后来实际支出远超过此数，因“逐年循序而进，学有浅深，馆有大小，馆与年而俱异，费亦与年而俱增。计每批每名至第五年约需加银 200 两，第七年以后约需加银 400 两”。（见《洋务运动》（二），第 162 页）

彬、容闳担任，陈专司汉文和德行等事，容专司各学科事宜，财务则由陈、容共同主持。另设汉文教习 2 员，翻译 1 人。1871 年夏招收第一批学生，因未满额，容闳乃至香港在英政府所设之学校中“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柢者数人，以足其数”。例如第一批学生中的吴仰曾，容尚谦、邝荣光、罗国瑞、潘铭（啟？）、钟和以及后来成为铁路专家的詹天佑，都是从香港补招来的。由于北方较为闭塞，学生中北方人极少，“来者皆粤人，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百二十名官费生中，南人十居八九。”②

1872 年夏秋之交，第一批留美学生由上海乘轮赴美。1875 年最后一批送毕。按规定：学生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这种规定，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留学事件上的具体化，典型的洋务教育方针。学生出路也有明文规定：“此系选定官生，不准半途而废，亦不准入籍外洋，学成后不准在华洋自谋别业”，而一律“听候总理衙门酌量器使，奏明委用”。③可见幼童出洋留学专以洋务活动为目的而派遣。

幼童到美首先是学习英语，因此，大多数学生住在当地居民家中，以便加快过语言关。他们一般是先进小学，再进中学，而后入大学，循序渐进。例如詹天佑就是先进西海文小学，再迸纽海文中学，而后考入耶鲁大学的雪费尔学院专攻铁路专业的。

像国内其他洋务事业一样，先进与守旧的矛盾斗争在赴美国留学问题上也是尖锐的。驻美委员容闳名义上是副职，其重要性却居首位。容闳与洋务派的结合是他的“西学东渐”主张，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师夷长技” 相一致的缘故；但他们间有很大矛盾。前者是从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制度出发的，后者则是从维护清封建统治出发的，派顽固守旧的陈兰彬为正监督就是这种出发点的体现。李鸿章曾将陈、容作过对比，说容闳“熟悉洋情语言文字，较荔秋差强。但其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① 这里所说“大体”，从根本上说，即是封建制度的“大体”。李氏明确描述容闳的作用说：“陈主事带学生赴美国，若无容丞闳为之先导，必致迷于所往，寸步难行。”②陈、容的结合，实际也是贯彻了中体西用的精神。即以封建顽固派为主导，借用容闳的外国关系和外国语言文字的技巧而已。这就不可能不发生矛盾。矛盾的根子，在坚持封建性与资本主义化之间的对立。容闳的目标，要将幼童培养为系统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人，“早不以遣派留学为然”的陈兰彬为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目的，仅仅是培养接受西方科学技术和办理外交所需的洋务人才。这一点李鸿章讲得也很明确，他说“挑选幼童赴美国肄业，以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③这就是教育章程中坚持规定孝经、五经等课程的由来。“体”“用”矛盾也随时表现于日常生活。容闳概括地说：

② 客闳《西学东渐记》，第 91 页。

③ 上引文和史实均见《西学东渐记》，第 93 页；又参见《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洋务运动》（二）， 第 155—157 页。

① 曾国藩奏附幼童出洋事直清单，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洋务运动》（二），第 158 页。

② 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光绪三年七月十八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7，页 18。

③ 李鸿章《条议三事》，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评暑函槁卷 2，页 18。

“例如学生在校中或假期中之正杂各费，又如学生寄居美人寓中随美人而同为祈祷之事，或星期日至礼拜堂瞻礼，以及平日之游戏、运动、改装等问题。凡此琐琐细事，随

时发生。”②这些事，始而是陈兰彬与学生的冲突，逐步导致陈、容之

间的冲突。在陈兰彬看来，学生参加基督教的活动是叛逆行为，健身跳跃等运动视为不守规矩，剪发辫着西服更看作对清王朝不忠。1876 年因剪发辫等事而被撤回的幼童学生就有 9 名之多。这当然是容闳所不以为然者。矛盾发展到陈兰彬推荐吴子登继任监督这一年而更为尖锐。1875 年陈回国，区谔良代署，次年区回国，陈兰彬荐吴子登继任。吴较之陈的顽固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容闳说陈兰彬之荐吴自代，是“陈对于外国教育之观念，实存一极端鄙夷之思”的表现。从此“留学事务所乃无宁岁矣。”①确实，吴子登肆意攻击， 说容闳听任学生“放荡淫佚”；说学生“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过耳；⋯⋯学生已多半入耶稣教”等等。吴认为，这些学生若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来，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②极力建议将留学生撤回。

陈兰彬、吴子登的反对和攻击不是孤立的，国内顽固派与之遥相呼应着， “士大夫议者纷纷”，1880 年左右达到高峰，他们说“幼童出洋一事，糜费滋弊，终砂实效。”④李鸿章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倾向于顽固派，他带着妥协的口吻对时任驻美国秘鲁公使陈兰彬说：“纯甫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他为此致函容闳，“属勿固执己见”，并“令其不必多管，应由子登太史设法整顿，以一事权”。①李鸿章的这种思想和态度，更促使加速撤退留学生。在议论撤退留学生问题时，吴子登始则主张“悉数可撤”，继则认为， “习气过深与资性顽钝者可撤回华，其已入大书院者满期已近，成材较速， 可交使署兼管”，陈兰彬则“坚持全裁之议”。②争论结果，留学生终于 1881

年下半年先后“凄然返国”。③共撤回 94 名（在此以前因故撤回和病逝者 26

名），其中头批 21 名，均送电报局学传电报；第二、三批学生由船政局、上

海机器局留用 23 名，其余 50 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④其中个别人如容闳侄子容揆在撤回后在容氏帮助下又到美国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

中途撤回留学幼童，是顽固守旧派和一切俱怕西学危及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胜利”，却是对培养新型人才的扼杀。当时不少有心人均为之惋惜。郑观应说：“全数撤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⑤黄遵宪在其《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中叹道： “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⑥1900 年梁启超

① 李鸿章《驻洋幼童匀拨经费折》，光绪三年九月十九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30，页 4。

② ③容闳《西学东渐记》，第 102、103 页。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 104 页。

① 李鸿章《复陈荔秋星使》，光绪五年六月十九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8，页 31。

② 李鸿章《复陈荔秋星使》，光绪六年四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9，页 21。

③ 李鸿章《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留》，光绪七年二月三十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2，页 7。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 107 页。

⑤ 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二日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第 167 页。

⑥ 郑观应《考试上》《郑观应集》上册，第 296 页。

游美国至哈佛时，谈起 20 年前幼童中途撤回事，亦“为欷歔久之”①。

然而，由于派幼童出洋是为了适应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洋务派早就有对学生“各习一艺”的要求，所以尽管留学生被中途撤回，不少人还是学到些长技的。1877 年，也是第一批学生留美的第五个年头，李鸿章即指示容闳等人说：“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未得洋法，则地宝不出”， 所聘洋人未必均是高材，“如出洋学生年有颖异可造之才，望送入矿务学堂” 深造②。因而一时学矿学者较多。又如，在临撤回前半年，李鸿章因电报需才， 电告即将任满的驻美公使陈兰彬，转请容闳赶速在幼童中“择其颖悟纯静， 尚未入大学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历，讲求电学。”③容闳照办了。因此，幼重中还有不少专业技术人才，对后来中国实业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除众所熟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铁路建设中所作贡献外，黄仲良先后担任沪宁、津浦铁路总经理，粤汉铁路副局长；黄耀昌、陈荣贵、唐国安、梁普照、邝荣光、邝景扬、陆锡贵等，成了首批矿业工程师；朱宝奎、周万鹏、袁长坤、程大业、吴焕荣等均在电线电报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总计120 名幼童留学生，除早夭 12 人和私人经商等事共约 20 人左右外，近百名回国人员中，在实业界铁路、电报等企业任工程师、经理等技术和管理者有44 人，外交官和翻译官 16 人，海军、海关官员、学校教员、医生等方面工

作者约 20 余人。可见幼童留学回国对中国近代化起着作用。因此，有人说“诸生卒业回华果然轶群者鲜”，是较公允之说，但如说“不过备翻译之选而已”

④，是不符合事实的过分贬低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