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海机器织布局

如果说兰州织呢局完全是官方倡议和举办的话，那么，上海机器织布局则是在官、商双方共同意识到发展机器纺织业的必要性的前提下，官为倡导商人承办而逐步筹建起来的。1874 海防条议中，多有谈及办纺织工业者。而在 70 年代也有一些商人将资本投于近代纺织工业，1872 年广东顺德陈启沅的继昌隆缫丝厂，1881 年上海黄佐卿设公和永缫丝厂等即其例证。1876 年李鸿章倡议建立棉纺织企业，他在致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信中说：“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既已家喻户晓，无从禁制，亟宜购机器仿织，期渐收回利源。⋯⋯而苦于无人创办。⋯⋯适有魏温云观察输先与弟世好，会计最精，商情最熟，浼令出头承办。”②魏氏随即去上海会集华商进行筹备，未有成果而作罢。

1878 年 10 月 5 日，具有道员衔的彭汝琮（器之）分别呈禀帖给南洋大

臣沈葆桢、北洋大臣李鸿章，请在上海筹建机器织布局，并附呈章程 8 条、节略 24 条。这个彭汝琼，李鸿章对他并不陌生。1870 年李在湖广总督任内曾奉旨调查过彭的劣迹。李氏在调查后上报清廷说：“彭汝琮前在湖南勒捐银一万两始得离省，其劣迹不问可知。入川曾不数年，招权纳贿之名又播中外。臣遍加咨询，皆敢怒而不敢言，其贪利虽不承招，而钻营实有其事。”① 对于有这样劣迹的人，照理是不会获准承办织布工厂的，李鸿章也确实说过彭“人素荒诞，⋯⋯本大臣甚不相信”②的话。但李鸿章却很快于 10 月 21 日批准了彭汝琮的办厂请求和计划，并答应给予优惠政策：织布厂生产的布匹享受与洋布同等的约 5％的进口税和运入内地与洋布同等缴纳子口半税，免纳厘金。这是什么原因？一是由于李鸿章早就酝酿和迫切希望有人出来办纺织工厂；二是由于彭汝琮到保定向李氏递禀帖时提出了在当时办理企业声望颇高被李鸿章称为“实心好善，公正笃诚”的郑观应作为会办。李鸿章认为有郑观应为会办，“可助彭道所不逮”③，故准许彭汝琮承办织布局。

① 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下册，第 903 页。

② ③④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下册，第 899—900、901、905 页。

① 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光绪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6，页 3。

② 上图未刊，李鸿章《查复彭汝琮等人劣迹片》，同治九年。

③ 《北洋大臣李傅相批示》，《郑观应集》下册，第 528 页。·

然而，彭汝琮劣性并无改变，他在招股、定购机器、购觅厂地、建造工厂等几个问题上都出了问题。“所称集股五十万两⋯⋯自如至终未见实际”；彭擅自向新太兴洋行定购织机 800 部，“该洋行以定银五万延约未付⋯⋯彼已窥破虚实”而未成交；买厂地亦因“抵押移应他急”而无结果；无厂地加之手中缺乏现款，造厂房就淡不上了。郑观应向李鸿章揭发彭汝琮的劣行说： “或独断而不相谋，或会商而不见纳。惟每至需款紧要，无论巨细，事事责成。自冬至今，皆于捉襟见肘之时，为剜肉补疮之计，甚至房租日用亦须代措。”①以致垫款万余金仍于事无补。郑氏乃愤而禀辞了会办之职。李鸿章接禀批示道：“兹据禀述各情，是彭前道作事虚伪，专意骗人，毫无实际，其心木品行，至穷老而不改，可鄙已极。”②彭汝琮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乃归于失败。

彭妆琮办不下去，但织布局还是要继续筹建的。李鸿章于 1880 年委派编修戴恒为总办、道员龚寿图为会办，和郑观应、经元善一起办理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工作，并作了“此举以招集商股为第一要义”，“所需资本必须顶为筹足，以免临事周章”等一系列指示。以郑观应为主拟订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③。该章程从办厂的动机目的、招集商股、购机、买地、建厂到生产、销售、赢利分配，以及商办、用人、发展前途等，均有明确计划和精细的计算。这在洋务企业中可说是最为周密者之一。

郑观应在招商集股章程中，首先，将中国与外洋的纺织业作对比说，中国织布向藉人工，泰西竟尚机器，“工半利倍”。英国有织机 13 万张，美国

后来居上已达 15 万张。有的国家已踵而行之，“其中有利可图必无疑义。”

并计划上海机器织布局用织机 400 张，年产棉布 24 万匹，得银 44.4 万两，

除去成本开支，可得银 7.5 万余两。

其次，针对有些人攻击机器织布局“夺小民之利”的说法，回答道：“洋布进口以后，其利早已暗夺”，因此，“所分者外洋之利，而非小民之利。且厂局既开，需用男女工作数百人，于近地小民生计不无少裨”。④分外洋之利，即是与洋商竞争，那就要在生产中降低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才能增强，而这，必须由把企业视为与身家性命密切攸关的商人来办才可能较有把握地做到。《章程总叙》中说：该局“虽由宫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方能持久。”《章程总叙》最后颇有信心地说：“若花价愈贱，工作愈熟，加添织机，多出布匹：减用人手，节省经费，则更蒸蒸日上矣。”①但要做到这点，郑观应等人认为，必须“专用西法以齐众力”，一定要做到“事之巨细，不遗不滥，款之出入，共见共闻”。这样，“人皆思奋，愈究愈精”。②企业的成功就有望了。

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一切工作诸如招股、购器、建厂、雇匠均在顺利进行。

① 《北洋大臣李傅相批示》，《郑观应集》下册，第 528 页。

② 以上引文均见郑观应《禀辞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札委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事宜》，《郑观应集》下册，第 527—528 页。

③ 《北洋大臣李鸿章批示》，《郑观应集》下册，第 528—529 页。

④ 此章程刊于《申报》光绪六年九月初十至十二日，其总叙收编于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 7，故该章程显系郑氏主笔，见《郑观应集》下册，第 524—528 页。

① 以上引文见郑观应《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总叙》，《郑观应集》下册，第 524—525 页。

② 《郑观应集》下册，第 525、526 页。

预定招股 40 万两，开始应者甚少，戴恒、龚寿图、郑观应、李培松各认招股

份 5 万两，另请拨公款 5 万两及另与各关道绅商凑 5 万两，共集股银 30 万两，

加上蔡嵋青、经元善等人股份，逐步凑足 40 万两之数。后又续招 10 万两，

共达 50 万两。所聘美国工程师丹科于 1881 年 10 月间到沪，并随即携华花到英、美纺织厂试织，以便了解华花性质，订购与之相适应的织机。李鸿章又根据织布局总会办等人的请求，同意批准了：（1）“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2）布局所产布匹由上海运入内地，与洋布一样完一正税，概免内地厘税，出口亦在海关完一正税。③这些措施都是对织布局有利的。由于郑观应在上述筹建中起了主要作用，被委任为商总办。

写到这里，要澄清一下关于 10 年专利问题。过去一些学者认为，机器织

布局 10 年专利是对民族资本主义纺织业的压制。这种说法有欠公允。戴恒等

人于 1881 年呈请专利时是这样说的：“嗣后上海一隅，无论何人，有志织务者，只准附入本局合办，不准另立一局，显分珍域，则成本愈厚，利效可久，而风气益开矣。”①这里有集中力量以加强竞争力之意，但应该说是有缺陷的，其间尤其是没有说到对洋商的限制。随后不久，局中总会办们发现了这一缺陷，乃重新禀请说：“筹议之初，曾经禀请上海一隅只准他人附股，不准另设，仰蒙批允。惟洋人如欲仿造，尚未有阻止之说。⋯⋯（请）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后患庶几可免矣。”② 这里说明两条：一是 10 年专利从“上海一隅”扩大到通商各口，因“通商各口”是洋商的集中地；因此第二，10 年专利更主要是为了阻止洋商另行设立工厂，他们将洋人设厂看作是“后患”的。由此可见，10 年之内不准他人另行设厂进行纺织，主要是针对洋商侵利，因而民族性、积极性是主要的，不宜有所指责。

然而，1883 年上海出现了金融倒账风潮，银根奇紧，股票大幅度下跌，存有大量票据的织布局出现了危机。前面叙述到该局招股银 50 万两中，实收

现银 35.28 万两，其余 14.72 万两，全系股票作为押款。而 35 万余两现银除

付购买机器等项 20.9 万余两外，其余 14.3 万余两，“或已放出，或押股票，均无实银存局”。这样，织布局在股票价下跌情况下，股银之亏折就是意中事了。由于局中一切银钱账目系责成郑观应“一手经理”，③故亏折追查到郑氏头上。郑观应于 1884 年中法战起，应粤防大臣彭玉麟之邀，前赴广东，银

钱账目交由盛宣怀接办，盛禀请李鸿章札委经元善代理，直至 1887 年清理完毕。据郑观应说“变价还款，约亏银二万两，⋯⋯照数赔偿”①，就此结案。

在结前案之时，李鸿章委江海关道龚熙瑗督同龚寿图、龚彝图及杨宗濂等人重办以挽残局。重订新章刊登于 1887 年 7 月 27 日《申报》，除每股 100

两、“局中诸事仍责成丹科专理”、专利 10 年、购机 400 张等与前任相同外，特别提出：“与前局截清界限”、“局用每月不得过银三百两”、“千股以上新股东公举一人司理内柜锁钥”、“公举公正明晓局外董事稽核月结”、

③ 《上海机器织布局同人会衔禀复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郑观应集》下册，第 533 页。

① 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43，页 44。

② 《上海机器织布局同人会街禀复北洋通商大巨李傅相》，《郑观应集》下册，第 533 页。

③ 《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织布局请给独造权并免纳子口税事》，《郑观应集》下册，第 534—535 页。

① 以上引文和数字均见江督曾国荃光绪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奏，《洋务运动》（七），第 451 页。

“局中股本不得私自挪借”②等。经过 3 年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于 1889 年

12 月 24 日（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试机，同月 28 日（十二月初七日）

正式开工。历时 10 年，几经波折，终于成功了。次年春为了经营顺利，李鸿章札委时任招商局会办的马建忠为织布局总办。

织布局从弹花、纺纱到织布全用机器，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所纺之纱和所织之布，质量大体上可以与进口纱布相比。

马建忠任总办后，估计年产布仅为 18 万匹（有人估 24 万匹），仅当进口洋布八十分之一，“所夺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之一毛”。他为了达到“每年所织之布足敌进口十分之一，方足为收回利权之善举”③的目的，决定扩充规模，李鸿章准许他借用仁济和保险公司积金 30 万两。后马建忠复想借 100

万两另设纺织厂。因前借之 30 万两用途不清，他遭到了李鸿章“汝办事一味空阔，未能处处踏实”①的批评，100 万两的借款当然就落空了②。

织布局的生产与销售情况，说法不一，有人说织布局的纱不敌印度之纱，也有说可与印度纱相比；有的记载说织布局所织之布质量不及进口之布，但也有说大致相等；至于价格，也有说贵于进口布，也有说比进口布略贱，等等。各种记载和讲法，也许反映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实际情况。公正而论，中国新开办的纺织厂所生产的纱和布，要一下子就做到“敌洋产”，与英、美老牌纺织品相等，是难的，但总算挤进了洋纱、洋布市场，“少分洋商之利”。从宁波、镇江、芜湖、九江、汉口、烟台、天津、牛庄及其他一些城市销售情况看，斜纹布：1891 年为 10450 匹，1892 年上升为 37900 匹，1893 年 8 月为止即达 32780 匹；原色布：1891 年 11600 匹，1892 年 58357 匹，1893

年 8 月底为止达 44565 匹。③1893 年的产量如果加上后 4 个月的数字当超过

1892 年。销售逐年上升，反映了生产增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成绩。

然而，正当织布局建成投产并大力扩充之际，1893 年 10 月 19 日（光绪十九年九月初十日）被大火焚毁，损失极为严重，估计达 100 万两以上。洋务派在织布局遭此挫折时没有后退，而是在布局原址成立了华盛纺织总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