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坚船利炮的购求

如果说总理衙门的成立，是洋务运动兴起的标志的活，那末坚船利炮的购求成为清中央政府的方针，也是洋务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记号。因为洋务运动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中心内容，就是从坚船利炮引发出来的。洋枪洋炮和轮船的使用与购求，不自 1861 年始，但它得到清廷认可和成为它的方针政策，却是这一年开始的。是年奕明确奏请购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清廷复谕说：“东南贼势蔓延，果能购买外洋船炮，剿贼必能得力。⋯⋯

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①并着赫德代为购办。在东南前线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根据切身体会，也说出了“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的话。于是购买外洋船炮全面展开。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前进的跳跃，常常是从先进的军事技术发其端。两军对阵的唯一目的是战胜敌人。为此，指挥员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新式的有效的武器。这一点中国近代史上有颇为典型的事例。鸦片战争中，向来做视“四夷”的中国官员，在英国大炮的教训下发觉了中国的武器落后，从而被迫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和购置其技术与武器。很能正视现实的思想开明的林则徐，除向洋人购买新式船炮外，还打算自己设厂制造。这虽因顽固派的反对而未能实行，但研制新型武器，几乎成为关心国家大事的先进士子们的主要话题和行为方向。十三行商的潘仕成于 1843 年仿造美国水雷成功，梁章钜称“武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制造，非洋商（指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79，页 29。·

十三行商——引者）之厚力亦莫能仿成。”①姚莹向俘获的“黑夷目”诘以造船炮之法，以为自己仿造作准备②。掌云南监察御史福隆阿主张“讯众夷犯， 令将该国制造火药与千里镜、西瓜炮等诀法，明白陈说。⋯⋯所获夷炮，如果轻而易携，即应募匠照制。”③19 世纪 40 年代前、中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仿制新式武器，一时成为风气，士子群起钻研军事技术并著书立说者甚多，粗略统计，有：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江伸洋的《铸炮说·附台炮》， 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丁守存的《西洋自来火铳制法》，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陈阶平的《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等等。这些仿造与著述， 反映了人们把西洋先进船炮技艺转为已有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表明中国将西洋新技艺转为己有的愿望已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正是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体现。

社会往往不是按人们臆想的模式发展。中国近代史上的“师夷长技”， 不是在“制夷”中兴起的，而是在“制人民”开始认真实行的。甚至某种程度还是在革命人民使用新式武器促使清政府仿而效之实行的。事实表明，在封建地主和农民两大敌对阶级的斗争中，双方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同步实行“师夷长技”。两军对阵，指挥员和士兵对于敌方武器锐利程度感触最为敏锐， 追求新式而有效战胜敌人的武器，最没有保守观点。太平军为了制胜清王朝而“师夷长技”，清军为了制胜太平军而“师夷长技”，这是历史的必然。观将这一必然的历史作一简单回顾。

太平军在广西起义时，尚不知有先进新式武器，它的购置和使用洋枪洋炮是在 1853 年定都南京之后。其使用洋枪炮的具体思想虽无从查考和了解， 但使用却是事实。两江总督怡良的一段活可以证明：

“据吴健彰（苏松太道）禀称：盘获宁波钓船一只，内有夷人三名，洋剑一把，洋枪六千杆，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药一罐，并在夷人身上搜出夷书一封，上有真命太平天国等字样，当即拆阅，查系英吉利奸商勒呐吐致镇江逆酋罗大纲一书，又附带上海逆

首刘丽川逆书一件。讯据船户王阿莫等供称：系夷人雇装兵器至镇江卖给贼匪者。” 这

段话清楚他说明，太平军于 1853 年已与洋人有联系并购求新式武器了。事实上此后即不断有太平军使用洋武器的记载。例如：1856 年曾国藩攻陷安福县时，“夺获洋枪炮械藤牌四百余件”②；1859 年，曾国藩说太平右军主将韦志俊向湘军投降时所带“器械甚精，洋枪甚多”③；同年胡林翼奏称太平军杨辅清攻池州城“施放洋枪子落如雨。”④1860 年后李秀成经营江浙时洋枪洋炮就更多了，李鸿章说李秀成部“洋枪最多”⑤，不为虚语。这些洋枪炮均为洋人所供给无疑。据萧一山《清代通史》（三）第 393 页上记载：1862 年 4

月上海一家洋行供给太平军步枪 3046 枝，野炮 795 尊，火药 484 桶万余磅，

子弹 18000 发。太平军的洋武器除向洋行购买外，从敌军那里缴获的也不在

① 梁章钜《浪迹丛谭》卷 5，页 12。

②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47，页 16。

③ 同上书卷 37，页 20—21。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7，页 2、3。

② 曾国藩《克复安福县城折》，《曾文正公全集》第 2 册，第 260 页世界书局版。

③ 曾国藩《复左季高》，《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20。

④ 《太平天国史事志》（上），第 648 页。

⑤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2，页 15。

少数，如 1860 年李秀成在解青浦之围中，杀洋兵 600 余人，得洋枪 2000 余

条、炮 10 余尊，以故，李秀成部的战斗力大增，当他于 1862 年率 13 万大军赴援金陵以解天京之围，轰击湘军时，“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⑥事后曾国荃向郭嵩焘叙述太平军洋武器的情况说：

“贼之火器精利于我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打垒年，洋枪队多至两万杆。”

⑦

左宗棠于 1865 年对此也有概括叙述：

“从前贼匪打仗，并无外国枪械。数年以来，无一枝贼匪不有洋枪洋火，⋯⋯上年陈炳文赴鲍军门处投诚，禀缴洋枪七千余杆，而本部堂一军截剿湖州逆贼于皖、浙、江三

省边境，所得洋枪亦不下万余杆。”上述材料表明太平军使用新式武器已相

当普遍。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时势之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种促使清军加快洋式武器购求的压力。

清军中追求武器装备近代化，认真购求和使用新式武器并坚持下去加以发展扩大的，首推湘军和淮军。曾国藩于 1853 年在湖南湘乡办团练时，即派员赴广州购买洋式武器，1854 年湘军水师已有夷炮六百余尊，并说“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②此后，胡林翼、彭玉麟等军将领均不时购求洋炮，其中多数用于水军。然而，曾国藩虽是较早倡导购置和仿造洋式武器者，但由于他是以封建卫道者自居，他意识到过多的使用洋式武器的后果将是“用夷变夏”，放进展不速，并屡戒其弟国荃少用或有限制地使用西洋武器。他只是迫于太平军的威胁和出于速胜太平军的考虑，才不得不源源起解新式火器给曾国荃。这种指导思想，就规定了湘军对洋武器的购求与使用进程是缓慢的。故总的看湘军武器近代化程度是很低的。

迅速而全面使用洋式武器当推李鸿章的淮军。李鸿章于 1862 年 4 月间率淮军从安徽来到上海，一与外国军队接触，即惊叹洋枪洋炮的“神技”，他致书曾国藩说：“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 实非中国所能及。”③并推崇洋人的“战守攻具，天下无敌”。李鸿章要比曾国藩开明得多，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受辱”， 以学习西人“秘法”。①这样一种较为开明的视野，加上他所遇强敌李秀成部的洋枪洋炮最多，使李氏认识到“我军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①始克有济，促使他更“坚意要学洋人”。这就使李鸿章淮军的洋枪化的速度较之湘军要快得多，据统计，淮军 1864 年使用洋枪占全军 80％以上，到 1865 年， 据李鸿章自己记载：5 万人中“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基本上做到“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洋枪队”。③反观曾国藩的湘军不及淮军远矣：湘军“每营五百人仅用抬枪小枪一百二十余杆”，而淮军“每营则用洋枪四百余，少

⑥ 《曾文正公全集》，第 2 册，第 519 页，世界书局版。

⑦ 《八贤手札》第 248—249 页。 ·

① 左宗棠《答福州税务司美里登》，中国历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以下简称《洋务运动》）（三），第 602 页。

② 曾国藩《请催广东续解洋炮片》，《曾文正公全集》第 2 册，第 55 页，世界书局版。

③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2，页 46。·

① ②《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2，页 46，页 14。

③ 李鸿章《复陈奉旨督军河洛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9，页 56。

亦三百余杆”。④淮军于 1864 年且另设有洋炮队四营。淮军比之湘军的武器质优而量多，与淮军洋枪化武器相适应，练兵的方面也加以改变，这又是湘军所不能与之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