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针对列强侵权的决策

正当外国侵略者处心积虑企图掠夺中国煤炭资源之际，清政府也逐渐将开采煤矿之事提上了日程，而且就是在英美等国所觊觎的台湾、开平和湖北这三个地方着手进行。所以我称之为“针对列强侵权的决策”。这个决策， 是在清政府内部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斗争才定下来的。

中国对煤炭的开采和利用，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东汉末年，已知用煤作燃料，以供炊爨。北宋汴京，一般家庭以煤代薪；明清时的北京城，更多的家庭用煤做饭和取暖。但有清一代鉴于明朝中后期因开矿引起社会动乱， 故对各种矿藏的开采持审慎态度。乾隆帝就曾对私人“自备工本开采矿厂一

① 参见汪敬虞《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 420 页。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50，页 34。

② 见《矿务档》（三），第 1944 页。

③ 参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63，页 31。

事”，作了“朕思此事于地方甚有关系，必不可行”④的批谕。因此，清朝前、中期各地矿业虽时断时续地进行开挖，但无较大规模的开采与发展。鸦片战争后的 20 年间，只有台湾基隆煤矿由于外国侵略者轮船燃料等需求的刺激开采兴旺，尽管清地方官屡申禁令，实际处于禁者自禁挖者自挖的状况，产量有所增加。但由于地质知识缺乏，开采工艺技术落后，运输条件因难，因而煤炭生产效率十分低下。

清政府真正把采煤放到实践日程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上节已经提到，

总理衙门于 60 年代初筹建海军舰队，为解决燃料供应问题，曾聘美籍矿师庞伯里勘察京西煤矿，后因所谓“阿斯本舰队”

流产而中止。1866 年左宗棠在请设船厂时，提出就附近兼产煤铁处所， 开炉提炼，以省费用。清廷全予批准。于是马尾船政局的设立，连带也决定了开采附近煤铁矿的原则。台湾基隆煤矿很自然地成了实施这个“原则”的重点地区。随后船政局即派员常驻台湾采购煤炭及木料等。这将在本章第三节叙述。

1867 年秋到 1868 年间，清政府督抚们对于开采煤矿一事展开过讨论。

1867 年清政府就中英天津条约的修约问题，包括英使以前所要求的请觐、遣使、铜线、铁路、挖煤、传教⋯⋯等项，饬谕督抚等大臣疆吏，筹议对策。其中关于挖煤一项，总理衙门特别指出，去年洋商在湖广大军山开石寻煤，福州税务司美理登欲租台湾鸡笼山采煤，两事虽己被禁止和驳斥，“而利在必争，根株依然未断。来年换约，定为首先饶舌之一端”，希亦公同商讨。①督抚大吏们的复奏中，大多数主张坚决拒绝英国的要求。有的从有碍风水考虑，如两广总督瑞磷说：“洋人挖煤，则随处山场开矿，而民间田园庐墓，大受其害，万不能行之举，应请严申禁令”①。闽浙总督吴棠和福州将军英桂亦有此意。有的从治安上考虑，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说：“挖掏煤斤， 势必连及金银铜铁等矿，诸弊丛生，各处矿丁，良莠不齐，人数众多，聚则食力，散则为匪，每酿巨案，若有外国人为之包庇，易聚难散，尤不可不虑。”

②有的从主权上考虑，加陕甘总督左宗棠说：如果准洋人租地开挖煤矿，中国

矿山则变成夷业，⋯⋯必滋事端。”③江西巡抚刘坤一、署江苏巡抚郭柏荫亦有类似见解。有的从人民群众与洋人之间发生矛盾从而激成外交上的交涉考虑，如署直隶总督官文说：“使各国之人，为挖煤之故，入深山邃谷，置身不测之地。而华民之衔恨寻仇者，日夜环而伺之，以图报复。设有决裂，关系匪轻。”④署湖广总督李瀚章也说：煤山多属居民产地，如果让洋人冒昧前往开挖，“势必激生事端”①。

以上是一味拒绝洋人开挖煤矿而自己也不想开挖者。另有一种折中办法，即中国自己开挖煤炭，华洋均可购用以缓解与洋人的矛盾。这可以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为代表。曾国藩说：“挖煤一事，借外国开挖之器，兴

④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312 页。

① 见《洋务运动》（七），第 420 页。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50，页 34。

②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52，页 20。

③ 同上书，卷 54，页 20。

④ 同上书，卷 51，页 22。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56，页 14。

中国永远之利，似尚可以试办。”②李鸿章说：“用洋匠购造机器，自行开挖， 准洋商贩用。⋯⋯推之产铁产铜；未经开办之处，彼若固请开挖，并可酌雇彼之精于是术者，由官督令试办，以裕军需而收利权。”③沈葆桢说：“挖煤之法，彼有机器，能激水出窑，⋯⋯可否官为设厂，招彼国之精于是术者， 优予廪给，购置机器，于湖广之大军山先行试办，所得之煤，许中国（外） 均熙平价交易，利则他处仿照办理，斯权操诸我，足以杜其首先饶舌之一端矣。”④曾、李、沈的主张，既维护了主权，又能满足洋人用煤要求，也可以供自己的兵工厂、兵船等用煤需要，是一举数得的事。这个主张，应该认为是比较切实可行的。

1868 年中英修约谈判，几经交涉，在挖煤问题上总理衙门采用了曾、李、沈的意见以为对策。尽管英方一再饶舌，清廷仍不为所动，而复函英公使云：

“查各矿为中国极大之业，⋯⋯系国家大利，其权操之朝廷，或开或否，必须慎重筹画，以期有利无弊，并非故意弃置也。⋯⋯且矿产并非通商买卖之事，尤应听中国自主。譬之室有藏镪，其开发与否，当凭室主，外人不必与闻也。即前议试办煤窑，借用外国机器开挖，亦系为中国自谋，兼欲使轮船得买煤之益。⋯⋯将来煤窑如何收税，如何卖给洋

船之处，应白中国自主章程，自行开办可也。”这一答复是义正词严的。从而

确定了中国购备机器自行开挖，准华洋商人买用的权操诸己的原则。然而此议迟迟未付之于实行。随着制造局、船政局和轮船捂商局的创办，需煤孔亟， 自行用机器挖煤的呼声愈来愈高。例如马尾船政局的官员叶文澜、吴仲翔、黄维煊等就采用西法挖煤发表了意见，积极主张购机采煤，以为中国的军用工业、造船工业，提供足够的燃料；轮船招商局创办时所拟招商章程中也提出了开采煤矿的意见①；加上政府财源枯竭等因素，看样子用机器开采煤矿以解决燃料供应，并适当适应列强的需求，并开辟财源，成为时势之必然了。李鸿章说：“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此因制造船械而推广及之， 其利又不仅在船械也。”②正在开采煤矿酝酿成熟即将付之行动但还未被清廷认可之际，发生了 1874 年日本侵台之事，引起清王朝重视，于是，展开了加强海防的讨论。督抚大臣们对总理衙门所提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项要策发表意见，其中多数人谈到自强必须求富，而求富又必须从开矿始；煤炭之外，铜铁等五金矿均极重要，对它们开采与冶炼，既是自强必不可少的资源，也是开利源的重要途径，因此非办不可。李瀚章说：开挖煤铁等矿“既可以供各厂铸造及轮船之用，其所余者亦可出售助饷。”③刘坤一说：“中国煤源甚广，为外洋各国所需，若大加开采，不惟足济中国轮船之用，并可贩运出洋，必有补于国计。”④其他一些督抚也有类似意见。

在海防问题大讨论中，对于使用机器开采煤铁各矿持坚定积极态度而又

② 同上书，卷 52，页 35。

③ 同上书，卷 54，页 2。

④ 同上书，卷 55，页 15、16。

⑤ 同上书，卷 53，页 6。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63，页 69—70。

② 参见《海防档》《购买船炮》，第 911—915 页。

③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9，页 50。

④ 《李勤恪公政书》，卷 6。

提出具体步骤者，当推李鸿章、沈葆桢等人。李氏之言曰：“各省诸山，多产五金及丹砂、水银、煤之处，中国数千年未尝大开，偶开之，又不得其器与法，而常忧国用匮竭，此何异家有宝库，封锢不启，而坐愁饥寒。”中国应赶紧聘外国矿师“分往徧察，记其所产，择其利厚者次第开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开得若干，酌提一二分归官，其收效当在十年以后。”⑤他并于批驳那些破坏风水、聚众生事等谬论之余，告诉清廷他已于磁州雇洋匠、买机器开采煤炭，建议于南省滨江近海等处，也能设法开办。这样，“船械制造，所用煤铁无庸向外洋购运， 榷其余利，并可养船练兵。”①他对开矿的目的、措施和地点等方面均讲到了。其他如沈葆桢、李宗羲、丁日昌也有大体相一致的见解。

清朝廷在督抚等大吏复议后，于 1875 年 5 月 30 日（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宣谕大力筹办海防，其中对开矿做出如下决定：“开采煤铁事宜， 着照李鸿章、沈葆桢所请，先在磁州、台湾试办，派贝妥为经理。即有需用外国人之处，亦当权自我操，勿任彼族搀越。”②直隶省的磁州和福建省的台湾，都是洋人为采煤而活动频繁的地区。还有一个被洋人觊觎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清廷虽未明降谕旨进行开采，实际上李鸿章也已命令他的亲信盛宣怀到湖北广济等处勘察，准备试办了。以下分别叙述三个地区的开采煤矿的情况。由于磁州煤矿不理想而很快转向开平，故直隶以开平矿为主。在洋务运动期间还在山东、辽宁、安徽、湖北等省多处开采过煤矿，因规模小、作用不大，这里不一一叙述。兹列一简表。（举办而实际未办成的如利国煤铁矿不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