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铁路的筹建

一、对列强觊觎铁路修建权的抵拒

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铁路修建权的觊觎，几乎与他们在中国架设电线同步进行；清政府也常常把外国资本主义觊觎铁路修建权之事，同洋商在中国架设电线一事联系在一起，并加以反对。

早在 1862 年，被李鸿章称为“外托柔和，内怀阴狡”的英国翻译梅辉立， 即在广东“倡为由粤开铁路入江西之议”。但经勘察，因“工程过大，事遂中寝”。①接着，1863 年正当中外反动派携手进犯太平军占踞的苏州时，以英商怡和洋行为首联络英、法、美三国 27 家洋行，通过上海关道转请江苏巡抚李鸿章索要修筑上海至苏州间的铁路权。他们认为乘此苏州即将克服之时，提出这条“建筑铁路权利的要求，实为一适当之时机”①。并随即筹设“苏沪铁路公司”。李鸿章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总理衙门作了“铁路与发铜线， 事同一律，万难允许”的指示。李鸿章对此认识得更深刻和更严重些。他认为以俄国为开端的请架设电线，只限于天津通商口岸②，英、法、美“三国所觊觎者，在苏州未通商地方，竟以开路为主；其用意似有深浅之殊，其关系亦有轻重之别。”他并怀疑，“三国同声造请，必有为之谋者，未必尽出于商人”。①他怀疑是从广东来沪的梅辉立所“唆使”，这也就是说，这些洋行呈请筑路与他们的政府即官方意见有关，故必须给予重视和关注。后来历史发展表明，李鸿章的担心并非多余。

1864 年，怡和洋行又邀请了在印度从事铁路建筑的英人斯蒂文生来到中国。斯蒂文生为了适应英国在华推行殖民政策的需要，抛出了一个所谓综合铁路计划。这个计划主要内容：以汉口为中心，东行至上海，南行至广州， 西行经四川、云南等省直达印度；又从“东行”线之镇江北行至天津、北京。这样，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四个主要商业中心口岸，就将由铁路沟通了起来：不仅内省腹地与沿海乃至海外联系了起来，而且与西南方向的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也联系了起来。从而“打开进入中国后门”。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当局的疑虑，总理衙门将此计划置之高阁。斯蒂文生本人也只得快快地离开了中国。

然而，西方列强并未随着斯蒂文生离开中国，而打消其侵夺中国铁路修建权的企图。1365 年英商杖兰德擅自在北京宣武门外，铺设了一条小铁路， 目的是开风气，宣扬铁路之利，以便减少阻力，达到侵夺路权的目的。此路不使用机车，是以人力推动的，但在当时仍引起轰动，当即被步军统领“饬令拆卸”②。同年，英商在上海亦有筑淞沪铁路之请，关道应宝时以“七不可”

③加以拒绝。

如果说 60 年代前期，主要是斯蒂文生、杜兰德等外国商人以及铁路建筑

① 《清史稿》卷 130，第 3859 页。

① 李鸿章《致总署函》，见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第 4 页。

② 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第 4 页。

① 俄国首先提出架设电线的列强侵夺电线权利事，参见本书第十章第一节。

② 李鸿章《致总署函》，《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第 4 页。

③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 204 页。

师和洋行老板等人，奔走在谋建中国铁路的前列，那么，60 年代中期以后， 欧美各国政府及其在华代理人，已从幕后走上前台，直接策划侵夺中国的铁路修筑权，或劝说清政府自行筑路中外共同使用，而实权仍操于外人之手。这以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的《新议略论》为其开端的标帜。

1865 年 11 月 6 日（同治四年九月十六日），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理衙门

呈递《局外旁观论》，次年 3 月 5 日，英公使馆参赞在其公使阿礼国授意下向总署呈递《新议略论》。两文涉及到新政改革诸多方面的问题，其中关于铁路修筑问题，两文认为这是清政府“应学应办”的重要事情之一。一则说“做轮车以利人行”，对中外都有利益，再则说“各省开设铁道飞线，⋯⋯ 各国闻之无不欣悦”。④因为在中国“添设铁路和电报，⋯⋯对于在华自由发展外国贸易具有重大意义”①。正因如此，所以列强侵略者在 1868 年“修约” 期届之时，更加紧了活动，企图将其攫取铁路修建权的阴谋塞进“修约”条款之内。总理衙门奕忻预见及此，于 1867 年上奏清廷说：“明岁更议条约， 彼必互相要结，强欲增入约内，⋯⋯应若何先事规画”，使其达不到目的， 以社后患，饬“有地方之责者，请共商之。”②接着各有关督抚大臣对此发表了见解。

其实，在此次之前，已经有过两次讨论。第一次是同治初年洋商请筑沪苏、淞沪铁路和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修建一条小铁路之时，总署曾饬沿江海各将军督抚对洋人筑铁路之请，严加防范和峻拒并对此发表意见。总署认为， “山川险阻，皆中国扼要之区，如开设铁路，洋人可以任便往来”，这与“尽东其亩”何异！④苏抚李鸿章说：“铁路费烦事巨，变易山川”，中国“断不能允”。③其他如赣抚沈葆桢、粤督毛鸿宾多从有伤民间庐墓、夺民生计和怕引起伏莽滋事影响社会治安等方面反对之。

第二次是清廷于 1866 年 4 月将《局外旁观论》、《新议略论》饬下有关督抚和通商大臣“专折密奏”所引起的议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说：“兴作铁路，必致扰民，有识者皆以为不可。⋯⋯目下处以镇静，⋯⋯徐图善策。”

①湖广总督官文说：“轮车电机等事，论者不一，其显而易见者，则垄断牟利也；其隐而难窥者，则包藏祸心也。”所谓“包藏祸心”，即以火车埔轮船之不足，以网尽中国之利权。②江西巡抚刘坤一说：火车“益令彼之声息易通，我之隘阻尽失”。有利于彼，不利于我是显然的。“断不可从其所请”。

④江督马新贻颇有危机感地说：“轮车铁路者，是欲广通其路于中国也。以中

国之中，而皆有该夷之兵，皆有该夷之民，皆为该夷任意往来之路。轮船所不能至，轮车皆至之。使无地不可以号召，无地不可以冲突，以重怵我百姓之心。”中国将至于无力收拾的地步。①督抚们议论的角度各有不同，其警惕洋商掠夺中国铁路修建权则是一致的。

上述两次讨论，仅几个督抚大臣参加，规模不大，只能说是讨论铁路问题的序幕。1867 年秋—1868 年初，为了应付“修约”而发起的讨论，与前两

④ 应宝时的“七不可”之说在当时颇有影响，原文未见。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40。

② 《阿礼国致麦华陀函》，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第 33 页。

③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50，页 33。

④ ⑤《海防档·电线》（一），第 5、8 页。

① ②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41，页 28、42、44。

次大不相同，参加的人数多，规模大，谈论问题也较为细致深入。与议者约为 18 人，除总理衙门外，有：陕甘总督左宗棠、盛京将军都兴阿、山东巡抚丁宝桢、总理船政沈葆桢、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西巡抚刘坤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湖广总督李鸿章、两广总督瑞麟、江苏巡抚署鄂督李瀚章、粤抚蒋益澧、福州将军英桂、闽浙总督吴棠、浙江巡抚马新贻、福建巡抚李福泰、湖北巡抚郭柏荫、署直隶总督官文等。起自 1867 年 10 月 12 日（同治六年九

月十五日）迄于 1868 年 1 月 16 日（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经历了近三个月时间。兹将他们的意见综述于下。

第一，强调“民情不便”以相抵制。所谓“民情不便”是多方面的：一是妨碍风水重地，二是影响民间生计田庐，行之必犯众怒。都兴阿、李瀚章均持此说，而以李瀚章讲得较为全面，他说：“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百姓必群起抗争拆毁，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责令赔偿，致激民变”。如果列强说他们“自能劝导防守为辞，欲增约内；我则必以百姓抗争折毁，官不能治罪赔偿，等语，载入约内”。这样，“彼族⋯⋯ 当必废然思返”，我则达到不将修筑铁路事载入新修条约之内的目的。第二， 突出“就小民生计与之理论”。他们认为铁路之议果行，则犹如一条吸血管那样吸吮着小民之鲜血，它“譬人一身，膏血既尽，则躯命随之，尚可待异日补救乎？”①曾国藩对此讲得最为干脆，他说：“若⋯⋯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内地之利；自华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② 应“竭力相争”。其他如马新贻、吴棠、官文等均持此说，主张“内外臣工， 协力同心，持万不可行之定议”，决不迁就载入约内。第三，讨论中大臣们中间有认识到铁路于民有利可以自办的问题。这可以沈葆桢、李鸿章为代表。沈氏以秦筑长城的“当时以为殃后世赖之”为比喻地说：“铜线、铁路，如其有成，亦中国将来之利也。且为工甚巨，目前亦颇便于穷民。”只要不载入条约，“果能别创一法，于民间田庐坟墓毫无侵损”，做到“百姓退无后言，朝廷便当曲许，否则断难准行。”④其实要办到“百姓退无后言”是不可能的，因此，沈氏之意是不准洋人在中国修建铁路，但他能认识到铁路将为“中国将来之利”，却是难能可贵的。李鸿章对此讲得更为坦率具体，他借着“或谓”的口吻且加以论证说：

“或谓用洋法雇洋人，自我兴办，彼所得之利，我先得之。但公家无此财力，华商无此巨资。官与商情易隔阂，势尤涣散，一时断难成议，或待承平数十年以后。然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耳。”李鸿

章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铁路不让洋人办，由中国自己来办，利不与人而“我先得之”。后来的历史表明，电线也好，铁路也好，基本上是按李鸿章的思路发展的。这实际上就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可能吸收引进以为我所用，以利国家和人民的思想。

④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45，页 46。

① 上引文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55，页 13。

② 刘坤一语，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54，页 13。

③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54，页 2。

④ 马新贻语，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55，页 27。

⑤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53，页 5。

由此可见，60 年代清政府关于铁路问题的三次议论，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识到铁路这个先进技术很利害；但前二次与第三次讨论有一个显著不同点，即前者更多的从国防上考虑，洋人造路有利于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后者则进入到经济生活方面，要在修筑铁路上与洋人争利；如果说第一、二次讨论中流露着对铁路惧怕的心情的话，第三次则由惧怕而产生要利用铁路这一利器以为我用的思想萌芽了。总起来说，也就是从军务、商务两个方面来考虑铁路的修建和利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