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伏尔泰

1853 年的一天，由四艘炮舰纵成的美国黑船舰队，在柏利少将的率领下，强行闯入日本的浦贺港，要求同幕府将军就开港进行谈判。柏利声言，如不同意，“立即交战，以决定胜负”。长期生活在闭关自守环境中的幕府官员，很少看到这种冒着滚滚黑烟的大型炮舰，惊惶失措之余，只得同意开港。第二年，日本被迫在神奈川签订了开港贸易《日美亲善条约》。接着英国、俄国、法国相继闯进来。日本紧闭的国门被强力打开了。日本的封建社会犹如长期密封在棺材中的木乃伊，突然遇到外界的新鲜空气，迅速开始变化。

日本许多有思想的下级武士，看到西洋人的威风，这时也产生了了解世界的想法。同时他们看到平素骄横的幕府官员。在西洋人面前却束手无策，感到异常气愤，因而又萌生了要求变革的思想。

美国施展炮舰外交，迫使日本开港的消息传遍全国后，在日本青年中引起了学习西方炮术的思潮。1854 年 2 月，一个 19 岁的青年跟随哥哥来到长崎，拜炮术专家山本物次郎为师，开始学习西方炮术。

这个青年就是后来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被称为“日本伏尔泰”的福泽谕吉。

1835 年，福泽谕吉出生在中津浦（今大分县）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早年丧父。少年时代的福泽一面从事家务劳动，一面学习汉文，阅读了父亲留下的大量文学书籍。1853 年，美国军舰迫使日本打开门户后，福泽深感日本要强盛必须向西方学习。他怀着振兴日本的抱负，先后到长崎、大阪、江户等地学习荷兰语和英语，在学习炮术的同时，更多地学习了何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不久，他在江户开办了一所荷兰语学塾。

福泽一直渴望着能到国外参观访问，直接了解西方社会的情况。从 1860

年他作为日本使节团的翻译前往美国开始，他曾 3 次出国，历访英、法、荷、普、俄、美等国。多次出国访问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看到日本与欧美各国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他期望能尽快把西方文明开化之风带回国内。因此，他在出访期间，用点滴节省下来的外汇，购置了大批外文书籍，包括各种辞典、史地、法律及经济著作，回国后再纽织学生翻译，其中许多书籍被广泛采用为教科书。

日本被迫开港后，社会上“攘欧论”盛行。福泽囚倡导学习西方文明，处处受到传统势力的猛烈攻击。就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中，福泽仍以极大的胆略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为日本的文明开化事业作出贡献。

从 1862 年起，福泽连续发表了 60 多种著作，其中以《西洋事务》、《劝学篇》、《文明论概略》最为著名，为后来的明治维新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西洋事务》一书完全是根据福泽的访问笔记写成的，它详细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向日本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社会的窗户，成为轰动日本全国的畅销书。当时日本朝野凡是谈论西方文明，主张开港的人，案头都有这部著作。

1872 年，福泽发表了被称为“明治的圣经”的重要著作《劝学篇》，吹响了日本向近代文明社会进军的号角。在这部著作中，福泽用通俗的语句指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人人生而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敦促国人要多读书，多接触新事物，钻研对社会真正有用的学问。

他认为一国文明事业的成功，取决于每个人立志学问，充实力量。他主张放开眼界，将东西方事物进行比较，信其可信，疑其可疑，取其可取，舍其可舍，取得真理。

《劝学篇》力排传统思想，宣传功利主义和进取精神，对日本后来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学说和制度，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这本书一出版，人们争相购阅，销量多达 70 余万册，对日本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福泽全面提出了学习西方文明的主张。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试看今天日本的形势，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他说明了落后必然挨打的道理， “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末，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但是，福泽并不崇洋媚外，他主张日本欧化的出发点，是“想从根本上扭全国人心，以便在遥远的东洋创建一个新的文明国家，形成东有日本，西有英国，彼此相对互不落后的局面。”这一时期是福泽作为启蒙思想家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其思想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的时期。

福泽还是日本近代教育史是私立大学的创始人。1868 年，他创办了“庆应义塾”，后来又不断扩充，建成为日本的第一所西式学校，有了这所宣传文明开化的基地，为日本的维新改革事业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他因此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为了从根本上打破日本闭关自守的局面，福泽极力主张通过兴办教育，使日本逐渐走向文明社会，以推进日本社会文明进步作为办学宗旨。为此，他强调学校应讲授两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学说。

福泽的许多思想，对日本明治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日本能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与福泽谕吉的名字是联在一起的。

明治维新后，福泽的思想逐渐趋向保守，对内主张“官民调和”论，对外则为日本向外扩张开脱，公开宣场“日本肩负文明教师的责任，⋯⋯应把朝鲜带进文明世界”，鼓吹要把中国和朝鲜“包括到我文明圈之中”，暴露了他的政治局限性。

1901 年 2 月 5 日，福泽谕吉患脑溢血病逝世，终年 68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