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潮涌进

在西方哲学史上，非理性主义的观点、思想很早就出现了。古罗马一个叫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哲学家认为，意志是所有其他精神过程的基础；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认为意志高于理智。这是最早的唯意志主义思想。基督教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信仰高于理性”，认为对事物的本质即神的理性、最高的存在、最高的真理即上帝的认识，是靠信仰、启示、直觉。这种思想就是信仰主义、神秘主义。在近代，非理性主义的观点、思想也有所表现。例如，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它除了效忠于、服从于激情外，决无旁的职责。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认为，意志是个性的基础。在其他德国古典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中，也包含着唯意志主义的思想因素。

在 19 世纪以前的西方哲学中，尽管非理性主义已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了，但是，除基督教哲学的信仰主义可以说是一种系统的非理性主义世界观或哲学外，其他各种形式的非理性主义，都是一些个别的观点、思想，即哲学家们在某个哲学问题上所主张的一种观点、思想。它们是哲学家们整个哲学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部分，而不成其为一种系统的哲学体系。因此这些

非理性主义思想，都不是一些独立的哲学派别。这是 19 世纪以前西方哲学中非理性主义的一个特点。

就 19 世纪以前西方哲学的总体看，非理性主义的地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倡导理性和科学，开了理性主义的先河。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理性在灵魂中居于主导地位，断言人是理性的动物，形成了理性主义的典型形式。这种理性主义成为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主旋律。基督教哲学，尤其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宣扬信仰主义、神秘主义，背弃了理性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在批判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同时，重新举起了理性主义大旗。他们在肯定人的非理性方面的同时，肯定理性、颂扬理性、倡导理性。这些主张为近代进步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进一步发扬光大。在他们眼里，精神生活基本上是理性的。哲学被归结为以研究理性认识为主要内容的认识论。在 18 世纪法国哲学家那里，理性获得了更广泛的含义。它不仅是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还是自然界的规律、社会的秩序、他们理想的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则。理性，在近代最后一位最大的哲学家黑格尔那里，就成了“绝对”或“绝对精神”。它成了宇宙万物的本质、规律、主宰。理性被神秘化了。这样，理性主义就被推到了极端，成了泛理性主义。综观 2000 多年的西方哲学史，理性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非理性主义只不过是一些个别的因素。

19 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系统哲学体系或独立哲学派别的非理性主义出现了。自第一个非理性主义体系出现至今的一百六七十年中，各种形式的非理性主义体系、派别接踵出现，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由于属于这一思潮的诸派别都以人和与人有关的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在研究中特别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它又被称作现代人本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另一种主要思潮——科学主义，并称为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两种基本思潮。

世纪 20 年代，德国的一位青年学者叔本华向 2000 多年来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宣战，他说，世界的本体、本质根本不是理性，也不是物质，而是意志、欲望！理性是软弱无力的，它不能认识世界的本质，认识世界的本质，只能靠直觉。这就是叔本华的生存意志主义。这是西方哲学中第一个非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它开了现代西方哲学中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先河。接着另一位德国哲学家尼采，继承和修正了叔本华的哲学，推出了又一个非理性主义的体系——权力意志主义。略早于尼采，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建立了神秘主义的“存在哲学”，认为“个人存在”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而所谓“个人存在”，是由痛苦、烦恼、孤独、绝望等构成的情绪。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和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等创立了“生命哲学”，认为世界的本质和本体是“生命”或“生命之流”，这是一种与欲望和意志类似的非理性的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雅斯贝斯等创立了存在主义。这种哲学把诸如忧虑、厌烦、畏惧、绝望之类的情绪、情感和意志说成人的本质（即“存在”），认为客观世界没有意义，有意义的世界是人的“存在”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存在主义流传到法国，经过萨特、梅洛·庞蒂、伽缪、马塞尔等哲学家的再创造，形成了法国式的存在主义。本世纪 20 年代以来，西方世界还兴起了一种现代宗教哲学——新托马斯主义，它和中世纪的宗教哲学一样，贬斥科学和理性，宣扬信仰主义、蒙昧主义。此外，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在正统的哲学领域之外，一

个叫弗洛伊德的奥地利医生，创立了一种具有哲学意义的心理学理论，即精神分析学，又叫弗洛伊德主义。它把本能的欲望、冲动（无意识）看作人的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它还认为本能、无意识是文学艺术、宗教、战争和人类进步等社会现象的根源。在现代西方哲学中，非理性主义思想还有其他一些表现形式，在此就不一一尽述了，上述的不少非理性主义派别，如唯意志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不仅对其他哲学派别有很大影响，而且对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领域也有很大影响，甚至深刻影响了现实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它们在一些领域中的影响力至今不衰。在现代西方哲学中，非理性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盛行，是因为从理论

方面讲，以往的西方哲学在研究人的心灵或精神和人的本质时，较多地注意了理性方面，而忽视了非理性方面。同时多数哲学家在说明人的精神，乃至社会和自然现象时，过分夸大了理性的地位和作用，由此产生了狭义的理性主义。尤其是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等把理性绝对化，用以解释一切，产生了具有神秘性质的泛理性主义。狭义的理性主义是一种具有片面性的哲学，不能很好地说明人、社会、自然和认识。尤其是具有神秘主义性质的泛理性主义，在说明这些现象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西方哲学中狭义的理性主义的在经历了 2000 多年的发展，到 19 世纪以泛理性主义的形式出现时，长期以来人们对理性主义的不满、怀疑的积累达到了顶点，终于叔本华等揭竿而起，向理性主义宣战了。

重视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理性的东西的研究，肯定其地位和作用，合理地、正确地说明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从而纠正狭义理性主义的片面性，是哲学的发展向哲学家们提出的正当任务。哲学家们应当恰当地承担起这一任务。然而，“矫枉必须过正”似乎是一条难以逃脱的法则，叔本华等现代西方哲学家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夸大了非理性的地位和作用，贬斥理性，从而陷入非理性主义。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非理性主义思潮泛滥、更有其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16—19 世纪上半叶的西方资产阶级，从总体上说还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阶级。他们为建立自己的统治，要求革命，反对封建主义；为积累物质财富，要求发展生产，需要科学。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因此，他们信任理性、提倡科学。19 世纪下半叶，西方大部分国家的资产阶级已完成革命，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不再反对封建主义而是转向反对无产阶级了。资产阶级失去了革命性，走向保守和反动。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资本主义的现实使他们感到失望。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出来。经济危机、政治危机频频发生，接连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给西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西方国家社会秩序混乱，阶级矛盾尖锐激烈，贫穷、饥饿威胁着人们，道德败坏、凶杀、抢劫、欺骗等丑恶现象盛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普遍产生出一种“无家可归”、前途未卜、惴惴不安、忧心忡忡的心态。大资产阶级更有一种悲观、恐惧、绝望的情绪，甚至已经体验到了“死亡”。他们放弃了理性，任凭本能欲望摆布，崇尚盲目的意志。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把人们，尤其是资产阶级的这种心态和他们对当时现实的独特体验、思考升华为哲学，就产生了各种形式的非理性主义体系。

世纪 50 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科学等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一些国家中，物质财富空前增加。但是，由于资本主义

固有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旧有的社会问题没有解决，又产生出一些新的社会问题。许许多多丑恶的社会现象仍然存在。人们并没有因为物质生活的提高而减少精神上的烦恼和不安。西方国家的这一现实仍是非理性主义滋生、流行的适宜土壤。

当然，非理性主义的产生也有认识论上的根源，这就是认识的片面性，即把精神中非理性因素的地位和作用片面夸大了。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信仰非理性主义的虽然还大有人在，但这并不表明它正确、有生命力。从上面的介绍我们看到，非理性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错误理论，是一面歪曲地反映世界形象的“哈哈镜”。正因为它是一种错误的理论、思想，它必然经不住历史的考验。可以断定，随着它赖以产生、流传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消失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它必将销声匿迹，直到完全消亡。

非理性主义是一种错误的理论、思想，但它并不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我们说，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们从一向为人们所忽视的非理性方面来研究人的精神、人的本质、社会现象，为人们研究人和社会开辟了新领域、新方向，提供了新视角；他们对精神或心理过程作了详细的分析，他们提出的结论、假设，对科学地研究这一问题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经验；他们用非理性的精神因素说明社会生活和历史，提出的思想一般是错误的，然而，重要的是他们提醒人们，在研究社会问题时，不要忽视理性的作用；非理性主义哲学关于人的主体性、主观能动性的思想中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成分。非理性主义的“粪堆”中显然还有不少闪光的“珍珠”，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