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兀速都儿剌不

《元史》原文作“兀速都儿剌不定，汉言昼夜时刻之器也”。但据德国学者哈特纳的研究，当时阿拉伯世界有一种天文仪器，名叫 al- Usturlab， 即后来在欧洲也风行过很长时间的星盘。此仪器名的词尾音应该是“不”， 拉丁文等欧洲文字也都如此。从《元史》有关具体描述来看，这确是一件星

盘。因此，上述《元史》有关这件仪器的名称及说明是有讹误的。应当改正为：“兀速都儿剌不，汉言定昼夜时刻之器也。”

根据《元史》的描述，札马鲁丁星盘上的观测照准器是一条铜条，中间钉在星盘中心，可以绕中心旋转。铜条二端各屈起一小块，垂直星盘盘面。这二小块铜片上各有一个孔，二孔的联线正好经过盘面的中心轴线。通过这二个孔，就可观测太阳或恒星，以确定时刻。这是又一种与中国的窥管形制不同而功用相同的观测照准器。

以上这七件西域仪象，与中国传统的天文仪器相比，除了少数相似之点外，无论从结构、形制和具体功能来说，都大有不同。而这些特色鲜明的仪器却对以后中国传统天文仪器的发展没有重大的影响。其中的原因，英国李约瑟认为“由于它们不适合中国天文学特有的体系——有天极，并使用赤道坐标”（《中国科学技术史》）。例如，托勒密式的黄道浑仪或长尺，就很难使不采用黄道坐标系和天顶距的天文学家感兴趣。

李约瑟的分析确实有道理。不过，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与这些仪器的运用极为相关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的缺乏，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平面三角学、球面三角学等等，都没有在当时被译成汉文。因此，除了回回司天台上的工作人员外，传统的中国天文学家就很难了解和使用这些仪器。关于这一点，对比一下明末清初的情况就可明白。以星盘为例。它在明朝末年由欧洲耶稣会士再次传入中国。由于他们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陆续把《几何原本》等数学著作译成了汉文，又在介绍星盘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数学知识，因此，星盘就很快被中国学者接受了。当时还有一位中国学者李之藻专门为之写了一部说明书，名为《浑盖通宪图说》。

虽然对中国的传统天文仪器发展没有重大影响，但是却也不是没有任何影响。既然这七件仪器已在中国的司天台上安装，那么，不但在这个台上工作的中国天文学家会使用它们从事观测，而且对这个台之外的天文学家也可能产生某种启发和影响。例如，当时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发展传统的天文仪器时，有两点当是从扎马鲁丁的仪器上借鉴来的。

其一是郭守敬在他的简仪、立运仪等仪器中废止了中国传统的观测照准装置——窥管，而改成象扎马鲁丁星盘中一模一样的窥衡，即一根贴着仪器刻度环面旋转的铜条，两端立有两块带观测孔的小铜片（郭守敬称此铜片为立耳）。

其二是郭守敬在他的简仪的时刻盘上采用了传统的整个圆周分成 100 刻

的制度（这是中国传统的制度）之后，又将每 1 刻再分成 36 分，而这是传统时刻制度中所完全没有的。它当是札马鲁丁仪器上所用 360°制度的衍生。因为 100 刻×36 分刻= 3600 分，而 360°×10 分度=3600 分。且 360°或 3600 分的刻度分划，比传统的 100 刻或传统的 100 刻×60 分刻＝6000 分的刻度分划较容易达到精密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