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阿合马 桑哥 卢世荣第一节 阿合马

阿合马（？—1282），元世祖时“理财”权臣。回回人，其出生地在花刺子模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早年投靠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生父按陈那颜，后为察必皇后斡耳朵的侍臣①。

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始命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 专委以财赋之任。是年，发生了李璮之乱，主持中书政务的王文统，因与李璮有牵连而被杀；阿合马等利用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和“急于富国”、敛财心切的心理，获得了在政坛初露头角的绝好机会。

阿合马于上任的第二年，建言“以河南钧、徐等州俱有铁冶，请给授宣牌，以兴鼓铸之利”。又“奏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输官者凡四万石”。这是他“理财”之一法。

至元元年（1264）正月，阿合马又倡言“太原民煮小盐，越境贩卖，民贪其价廉，竞买食之，解盐以故不售，岁入课银止七千五百两。请自今岁增五千两，无问僧道军匠等户，钧出其赋，其民间通用小盐从便”。这一主张在同年七月付诸实行①，使解州盐课猛增了三分之二。增课是他“理财”的又一手法。是年十一月，元廷罢领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

至元三年（1266）正月，元廷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之后，制国用使司提出了一系列的搜括措施，初奏：“以东京岁课布疏恶不堪用者，就以市羊于彼。真定、顺天金银不中程者，宜改铸。”前者直接嫁祸于民，后者势必加重百姓负担。十一月又奏：“桓州峪所采银矿， 已十六万斤，百斤可得银三两，锡二十五斤。采矿所需，鬻锡以给之。”如此折算比例，根据为何？史无记载，采矿者当首受其加紧榨取之害。而元廷对制国用使司的上述奏言，则“悉从其请”。

至元五年，廷臣密议立尚书省，以阿合马主持，为架空中书右丞相安童， “乃先奏以安童宜位三公”。商挺等儒臣揭露其夺权之阴谋，遂未得逞②。

至元七年正月，元廷罢制国用使司，立尚书省，又以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咸称其能”。他又善争辩，丞相线真、史天泽等皆非其对手。忽必烈急于富国，乃“授以政柄， 言无不从”。阿合马恃忽必烈对他的信任，竭力攫取权力，以控制朝政。深受儒术与汉法影响的中书右丞相安童，早已对其不满，但“含容久之”，至是，安童对忽必烈说，阿合马的尚书省违反常制，遇大事不从安童等议定奏闻，而径由“尚书省一切以闻”。忽必烈肯定了安童所言，并指出：“岂阿合马以朕颇信用，敢如是耶！其不与卿议非是，宜如卿所言。”安童又奏： “阿合马所用部官，左丞许衡以为多非其人，然已得旨咨请宣付”，在此情况下，他建言，“宣试其能否，久当自见。”也得到忽必烈的同意。这说明

① 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 288。

①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卷二○五《阿合马传》。本节后面引文未加注者，均见此二处。

② 《元史》卷一二六《安童传》。

了阿合马的尚书省与安童为首的中书省之间，在权力和用人等问题上的矛盾是颇为尖锐的。同年五月，尚书省奏括天下户口，由于御史台的反对，遂止。括户之目的是进一步搜括百姓钱财，这是阿合马等的第三种“理财”手法。

立尚书省之初，忽必烈曾明令规定：“凡铨选各官，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中书闻奏。”可是在执行过程中，“阿合马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丞相安童提出意见，忽必烈令问阿合马。阿合马乃说： “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其无视大汗圣旨，目无中书，已昭然若揭！安童无奈，因请：“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 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忽必烈竟“俱从之。”安童之权力至此被夺殆尽。说明阿合马的飞扬跋扈是得到忽必烈的认可的，关键是阿合马的聚敛政策正符合了忽必烈的需要。

至元九年正月，并尚书省入中书省，原来平章尚书省事的阿合马，如今又摇身一变而成了中书平章政事。这次两省合并，表面上是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实际上使阿合马得以进一步控制中书省。因如上所言，安重中书省的权力本来就被夺殆尽了。

至元十年（1273）春三月，尊崇儒术和汉法的真金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 这在客观上加重了汉法派的分量。

阿合马于推行搜括之法的同时，千方百计破坏汉法，史载“权臣屡毁汉法”（《元史·许衡传》）。可为证。至元十年他为了搞垮教习人才的国子监，使“诸生廪食或不继”，逼得国子祭酒许衡无法执教，只好请求回乡。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安童见阿合马擅财赋权，蠹国害民。乃奏劾阿合马 “凡所用非人，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官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忽必烈表面上“命穷治之”。实际上未有动作。相反，安童却于次年七月，被阿合

马排挤出了中书省，忽必烈命他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北平王出镇北方①。至元十二年九月，阿合马等以为兴国用不足，请复立都转运司九，量增

课程元额，鼓铸铁器，官为局卖，禁止私造铜器。同年十一月，阿合马奏立诸路转运司凡十一所。其搜括手法仍属故技重演。是年，姚枢与徒单公履曾建言，北盐药材，“可使百姓从便贩鬻”。阿合马则反对，他奏称，“臣等以为此事若小民为之，恐紊乱不一。拟于南京、卫辉等路，籍括药材，蔡州发盐十二万斤，禁诸人私相贸易。”其目的，显然是不使财源流归百姓，实为与民争利！忽必烈称：“善，其行之。”先籍括而后由朝廷专卖，乃阿合马之又一搜括手段。

至元十三年，阿合马威权日盛，恣为不法，顾忌御史台揭发其奸状，乃奏罢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内台。御史中丞张文谦奏复其旧，使阿合马阴谋未能得逞。但从此张文谦自知为阿合马所忌，力求离开御史台。明年，忽必烈授之以昭文馆大学士。张文谦是忽必烈的潜邸旧臣，汉法派的主要成员之一。

至元十五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奏言“阿合马溺于私爱，一门子弟，并为要官”。忽必烈下旨“并罢黜之”。然而终不以此为阿合马之罪。相反， 忽必烈却称道“阿合马才任宰相”。同年七月，忽必烈命崔斌迁江淮行省左丞。崔斌到任后，“凡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悉厘正之，仍条具以闻。阿合马虑其害己，捃摭其细事，遮留使不获上见，因诬构以罪，竟为所害”。

① 《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卷一二六《安童传》。

真金在东宫，“闻之，方食，投箸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元史·崔斌传》）。原来被崔斌奏劾免官的阿合马子忽辛、阿散等，于是年十一月却又被复官。

约当至元十七年，礼部尚书南人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以封驳制敕。忽必烈“锐意欲行之”。围绕这一议题，皇太子真金、忽必烈潜邸旧臣董文忠、深通儒术的廉希宪等汉法派与阿合马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阿合马觉得于已“不利”，极力阻挠，最后竞由他获胜。（详见本书“真金”条）。

至元十七年六月，阿合马奏遣不鲁合答儿等检覆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 右丞燕铁木儿钱谷，结果，二人于同年十二月均遭诛。此事与当年崔斌任江淮行省左丞时厘正阿合马“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不无关系；崔斌已被阿合马诬害而死，与其同列的阿里伯、燕铁木儿当然也难逃阿合马的暗算与报复，惜史无明载。

阿合马在位日久，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骤升同列，阴谋交通，专事蒙蔽，通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五万四千锭，犹以为未实，如此狂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致使天下怨忿。他又诬杀异己，“内通货贿， 外示威刑，廷中相视，莫敢论列”。洛阳宿卫士秦长卿，曾愤然上书忽必烈， 揭露阿合马为政擅权杀人，并说：“观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公家资，觊觎非望，其情似汉董卓”，“请及未发诛之为便”。

（《元史·秦长卿传》）阿合马知道后，任秦长卿兴和宣德同知铁冶事，然后诬以折阅课额数万缗，将他逮捕入狱，籍没其家产偿官，并使狱吏杀之狱中。诬杀异己是阿合马惯用的手法。特别是崔斌之死，“天下怨之”。凡此种种，表明了阿合马与汉法派之间的斗争已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廉希宪卒，其疾笃时，皇太子真金遣侍臣杨吉丁问疾，并问治道。希宪说：“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并进一步建议：“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①说出了汉法派欲急除阿合马的心愿。而当时作为汉法派的代表人物皇太子真金，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早已极为不满，素“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元史·裕宗传》）。

阿合马本人亦知其树敌和积怨太多，所以他平日“极为小心和警惕，常有卫士随从，其寝处不为人所知”，以防不测，整日里提心吊胆。然而，他终究未能逃脱灭亡的命运。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十七日，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合谋，乘真金随从忽必烈在上都之机，诈称皇太子还大部作佛事， 结八十余人，夜入京城，诱杀阿合马于东宫前，时王著以所袖大铜锤，击碎阿合马脑，使之立毙。阿合马之同党郝祯亦被杀。消息很快奏到忽必烈面前。当他得报之初，很快派枢密副使孛罗等人驰驿大都，将肇事者王著、高和尚等诛杀。事先知情的枢密副使张易亦被杀。但忽必烈也知道，在反阿合马的一派势力中，有包括皇太子真金在内的蒙汉官员在内，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 加之阿合马犯有欺君之罪，将商人们为大汗买来的巨大宝石据为己有；益以真金及诸汉官之进言，尽得阿合马罪恶。忽必烈乃大怒说：“王著杀之，诚是也。”并命将阿合马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百官士庶，聚观称快”。子侄皆伏诛，没入其家属财产。其妻引住处死，妻四十、妾四百人分赐他人。可见，在揭露阿合马的劣迹中，以皇太子为代表的汉法

① 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见《元文类》卷六五。

派是起了作用的。

从阿合马“理财”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可以确定其最终被杀实属必然， 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和处死方式的问题罢了。纵观忽必烈朝的三个“理财” 之臣，没一人有好下场便是明证。就阿合马个人而言，当他受宠于忽必烈时， 忽必烈虽称道他“才任宰相”，但将其子忽辛仅作“胡贾”看待；当其失宠后，忽必烈骂他为“奴”①。其所以能显赫一时，仅是其搜括之法迎合了忽必烈“急于富国、敛财心切”的心理。他在忽必烈的心目中，犹如一条走狗。识者有言，走狗不走，就要换狗。如今阿合马被杀而无法再“走”，忽必烈当要寻找新的能充当这一角色的人物，于是，卢世荣、桑哥之流乃相继登场， 此是后话。

① 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 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