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理财权臣之争

十年三月十三日，年已三十一岁的真金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世祖遣伯颜持节授玉册金宝。时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以理财得到世祖重用，擅权专政， 以真金为首的汉法派同以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权臣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参见本书阿合马传），真金被册立为皇太子，在客观上加强了汉法派的力量。阿合马屡毁汉法，为了搞垮教习人才的国子监，他使“诸生廪食或不继”（《元史·许衡传》），逼得国子祭酒许衡无法执教，只好请求回乡。十六年冬十月，因李居寿和董文忠的分别奏请，世祖“下诏皇太子燕王参决朝政，凡中

① 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

② 虞集：《书王赞善家传后》，《元文类》卷三九。

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启后闻”①。从而使真金在临决庶务上又前进了一步，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

真金甚重儒臣，关怀备至。十七年六月，许衡因病请求回乡。真金一方面在忽必烈面前请求让许衡之子师可任怀孟路总管以养其老，另一方面又遣东宫官前往许衡处晓谕说：“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其善药自爱。”（《元史·许衡传》）。这里所说的“道”，无疑指儒术和汉法，“道行有时”之语表明了他对实行汉法的决心和信心。

同年，礼部尚书南人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以封驳制敕，这正符合世祖使臣下相互检察以防奸欺的想法，因而同意实行，并有意让廉希宪任侍中。希宪畏兀人，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以“廉孟子”知名。真金从防止权臣阿合马专权的角度，也支持设门下省，他派人对廉希宪说：“上命卿领门下省， 无惮群小，吾为卿除之。”表明其决意清除朝中奸邪。但此事竟为阿合马所沮②。

是年十一月十九夜，廉希宪卒。当其疾笃时，真金遣侍臣杨吉丁问疾， 因问治道。希宪说：“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臣病虽剧， 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③这番话集中表达了汉法派急除阿合马的心愿，对真金后来的决策和行动，当有很大影响。

十八年二月，世祖命真金抚军北边。以重臣伯颜从，仍晓喻真金：“伯颜才兼将相，忠于所事，故俾从汝，不可以常人遇之。”真金“每论事”， 对伯颜“尊礼有加”（《元史·伯颜传》）。密切了与掌握军权的大臣的关系。同年十月，回到京师。

是年，儒生李谦升直学士，为太子左谕德，侍真金于东宫，向他陈十事， 内容为：正心、睦亲、崇俭、几谏、戢兵、亲贤、尚文、定律、正名、革弊。次年（1282）十月，按察使王恽又向真金进《承华事略》二十目，内有端本、择术、听政、抚军、崇儒、亲贤、去邪、审官等目。汉人儒士们的这些言论和主张，与专以“理财”为务的阿合马等人的所作所为是全然不同的，其中有些言论，如亲贤、革弊、去邪、崇儒等实际上就是针对阿合马等人而发的。真金赞同这些主张，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素“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元史·裕宗传》）。据拉施都丁《史集》记载，真金厌恶阿合马至极，以致有一天用弓击其头，并划破他的脸；朝见时，世祖问他脸上何以如此，他不敢明对，诡言为马踢伤。适真金在侧，当即责他羞言系被太子所打，并当着世祖的面，拳殴阿合马多时。《元史》和《史集》都记载说， 阿合马最畏惧真金。尽管如此，真金反对阿合马的历次斗争均未能成功。究其原因是：真金虽以中书令参与政事，“然十有余年，终守谦退”，不敢“可否君父之命”，“惟有唯默避逊而已”（《元史·董文忠传》）。而阿合马却能恃世祖之信用，飞扬跋扈。关键是阿合马的聚敛政策正符合了世祖的需要。

① 《元史》卷十《世祖纪》七；姚燧：《佥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一。

② 按谢昌元建议立门下省一事的时间，《元史》本纪不载，同书《廉希宪传》系其事于至元十四年五月后及至元十六年之前；又同书《董文忠传》则系其事于至元十六年十月后及十八年之前。故权置此事于至元十七年。

③ 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五。

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发生了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人合谋诱杀阿合马的事件（详见本书“阿合马传”）。时世祖方驻跸察罕脑儿，当消息报来， 他大为震怒，即派枢密副使孛罗等人弛驿大都，王著、高和尚等被诛，连同事件发生时放王著、高和尚入宫的中书平章政事兼枢密副使张易，也一并处死。但他很快发现反阿合马的一派势力中，有包括皇太子在内的蒙汉官员， 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而阿合马犯有欺君之罪，将商人们为大汗买来的巨大宝石据为己有；加以真金及诸汉官之进言，乃尽得阿合马罪恶。世祖大怒说： “王著杀之，诚是也。”并改命对阿合马及其同党严加惩处（参见本书“阿合马传”）。

阿合马死后，世祖命和礼霍孙任中书右丞相，真金对他说：“汝任中书， 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有沮挠，我当力持之。”大力支持和礼霍孙改变阿合马时的政策。他又对儒士何玮和徐琰说：“汝等所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元史·裕宗传》）表明了他加紧推行汉法的决心和态度。然而，真金实际上并无左右朝政的权力，大权始终掌握在精明专断的其父手中。

二十一年十一月，世祖又起用卢世荣“理财”，命其任右丞。卢世荣自谓“其法当赋倍增而民不扰”（详见本书“卢世荣传”）。力主推行汉法的真金对卢世荣的言行大不以为然，并持坚决反对态度，他说：“财非天降， 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加之真金“在中书日久，明于听断，四方州郡科征、挽漕、造作、和市，有系民休戚者，闻之，即日奏罢”（《元史·裕宗传》）。卢世荣为右丞才四个多月， 即道监察御史陈天祥等人弹劾，中书右丞相安童、翰林学士赵孟传等也都反对他的措施。忽必烈乃于至元二十二年十一月，诛卢世荣。应当说，这是真金及其汉法派的又一次胜利。但这时汉法派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认为真金威望日高，“其大雅不群，本于天性，中外咸归心焉”（《元史·裕宗传》），忽略了与“理财”权臣派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