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朝文学名臣

延祐元年（1314），虞集又回任太常博士。时拜住方为太常院使，每问礼器祭仪等，虞集皆尽心为言先王制作之本，天理人情之实及古今因革治乱之迹。拜住遂雅重虞集，更信儒者可用。延祐四年，迁承事郎集贤修撰，并主大都乡试。时朝中议论学校之治，集谓“今学校之弊在于师道不立”，“今

① 虞集：《欧阳元公待制潇湘八景图跋》，《道园学古录》卷十一。

天下学官，猥以资格授，强加之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下州小邑之士，无所见闻，初无必为学问之实意，师友之游从，亦莫辨其邪正”，“为今之计，莫若使守令求经明行修成德者，身师尊之，至诚恳以求之”。其次“则求夫操履近正，而不为诡异骇俗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者，众所敬服，而非乡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讽诵其书，使学者习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再“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耸动其人”。如此则师道得立。虞集之议，诸朝臣称是。

延祐五年春，元仁宗欲再起吴澄为集贤直学士，乃遣虞集召吴澄于临川。吴澄因病不能行，虞集遂返京师。六年，虞集又拜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秩正五品。元仁宗尝叹曰：“儒者皆用，惟虞伯生未显擢尔。”七年，元英宗硕德八剌继立，欲大有为于天下，用拜住为丞相。拜住超用贤俊，力荐虞集可大用。时虞集因服父忧归江西。至治二年冬，才受命趋朝。三年八月，受召与袁桷、马祖常同趋上都。八月五日，南坡政变，元英宗、拜住被铁失等弑，虞集在途中折回。

泰定元年（1324）初，考试礼部进士，虞集为考官。他认为国家科举取士，科目以程朱经注为主，其目的为“一道德、同风俗”，而“非欲使学者专门擅业，如近代五经学究之固陋。”是年，迁国子司业。泰定帝恢复经筵制度，虞集受命讲授经筵，为汉文进读。见润泽之际，“陈圣学未易尽其要”， “指时务尤难于极其情”，每为反复斟酌，以“通古今名物之辨”，非辞达其意而不止。泰定帝见其气貌温和，敷对恺切，赐以中统钞五十锭。自此常从行讲经。泰定二年，自国子司业上秘书少监。四年，再考试礼部，又拜翰林直学士奉议大夫知制诏同修国史。五月，赴上都经筵。因讲罢，议论京师恃东南海运竭民力事。集与同列蒙古讲读阿鲁威学士协同上奏，言治理之法当为“宽远民、因地利”，即以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沃野、滩地，“用浙人耕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者而易之”。并主张减轻赋税，“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廷，以次渐征之。五年，有积蓄，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传子孙，如军官之法”。他认为，若能行之，“则东面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以纾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获其用；江海游食盗贼之类，皆有所归”。这是虞集一次非常重要的政论，后元顺帝海口万户之设，即宗此说。时朝中议之，有臣以为“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因而未能实行。

致和元年（1328），虞集以前职兼经筵官，进阶奉政大夫，后又兼国子祭酒。七月，泰定帝病死于上都。八月，留守大都的元武宗亲信燕铁木儿发动兵变，迎立武宗次子图帖睦儿为帝。九月，图帖睦儿在大都即位，是为元文宗，虞集为作即位诏。文宗在潜邸时，已知集以文辞知名，即位后，命仍兼经筵官。集以“先世坟墓在吴越者，岁久湮没，乞一郡自便”。文宗婉言相劝曰：“尔材何不堪，顾今未可去尔。”不令其去。天历二年（1329），文宗在大都建立奎章学士院，集被除为奎章阁侍书学士，这是虞集得到的最高职位。他侍从文宗于奎章阁，常常“辨色入直，日未三刻始退就舍”①。时关中大饥，百姓枕藉而死，有些地方甚至数百里无人迹。文宗问以对策，虞

① 欧阳玄：《送虞德修序》，《圭斋集》卷八。

集认为，大灾之余，当重新振作，应“遣一二有仁术，知民事者，稍宽其禁令，使得有所为。随郡县择可用之人，因旧民所在，定城郭、修闾里、治沟洫，限畎亩，薄征敛，招其伤残老弱，渐以其力治之”。并趁机求借一郡相试，左右大臣言虞集此举是欲辞去，文宗遂罢其议。不久虞集又以祭酒之职事繁，难于同时兼领，求免此职，文宗以奎章阁事最为切要，特免祭酒之职。又求免同修国史之职，不允。是年八月，文宗迎明宗和世■于旺忽察都之地

（今河北张北北），元明宗暴崩，文宗立即返回上都，再次即位。虞集趋上都，奉命写即位诏。

至顺元年（1330）初，廷试进士，虞集为读卷官。二月，文宗诏命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仿唐、宋会要，修撰《经世大典》，以虞集与赵世延同任总裁，又特命燕铁木儿总监其事。虞集以“入侍燕间，无益时政，且娼嫉者多”，与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撒迪等人一起辞职。文宗谕谓：所以立奎章阁，是“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日陈于前，卿等其悉所学，以辅朕志”。“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其勿复辞。” 是夏，文宗在上都，欲立己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乃以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乳母夫言，谓妥欢贴睦尔非明宗子，并召令忽都鲁都儿迷失、阿嶙帖木儿书其事于蒙古国书《脱卜赤颜》上，以虞集书诏，播告天下。①秋，赵世延因病告归，虞集遂领《经世大典》总裁官之职，并兼修治典事。至顺二年五月一日，《经世大典》修成，共八百帙。上进文宗后，集乃以目疾求解职，文宗不允。集又上章举治书侍御史马祖常自代，御史中丞赵世安也为集请： “虞集久居京师，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使得便医药，他日后诏用未晚也。” 文宗终不令其去，并迁怒于赵世安，言：“一虞伯生，汝辈不容耶！”

至顺三年，虞集拜翰林侍讲学士，余如故。八月，文宗崩。十月宁宗懿璘质班立。十一月，宁宗崩。四年，朝臣在上都议立顺帝妥欢贴睦尔，有人言及书诏事，虞集遂谢病归临川。有终隐之志，乃在旧居处筑室，每日以讨论旧学、咏诗读书，引宾客、门生弟子徜徉山水之间为乐。元统二年（1334），顺帝遣使召虞集还朝，因疾作不能行。后至元六年（1340），顺帝诏撤文宗庙。有人又以虞集诏书事告于顺帝，顺帝不悦，曰：“此我家事，岂由彼书生耶！”①至正三年（1343），诏修辽、金、宋三史，大臣欲以虞集任总裁，终因老病、目疾难以前行而止。至正八年，病卒。赠为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封仁寿郡公。

虞集在当时文学儒士中享有盛名，是以一时大典、制诏、册文多出其手。然而他并未得到文宗真正的信任，仅被视为为皇权利益服务的词臣而已。虞

① 虞集书“顺帝非明宗子诏”事，见《元史·虞集传》，根据《元史·文宗纪》卷三四，至顺元年（1330）八月，文宗大驾才至京师，御史台臣即请立燕王为皇太子，文宗言俟燕铁木儿至，共议之。是以知这之前

（在上都时）文宗早有立皇太子意。故虞集书诏事，当取在至顺元年。

① 据《续资治通鉴》卷二○八《元纪·二十六·考异》云：“《元史·虞集传》以顺帝‘此我家事’之言系于元统二年，按其时尚未追理文宗旧诏也。盖《元史》连书之，失之限断，今酌于至元六年。又《庚申外史》谓顺帝撤去文宗庙主。并逮当时草诏者。瞿宗吉《归田诗话》云：集已谢病在家，以皮绳拴腰，马尾缝眼，夹两马间，逮捕至大都，则以文宗亲改稿呈上。帝览之曰：‘此朕家事，外人岂知！’即脱脱亦为之言，得释，然两目由是丧明。宗吉所述，近委老之言，殆恶集者为之也。使文宗当日果有亲改诏书，是为御笔改定，其稿当藏之禁中，岂得为集所藏，留为他日地步耶？”所见甚是。另，从虞集诗文来看，是年，虞集一直居在临川且目未丧明。

集亦知晓上层政治斗争的险恶，故“每承诏有所述作，顾问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尽言，或随事规谏，出不语人，谏或不入，归家悒悒不乐。家人见其然，不敢问其故”。在文宗朝复杂多变的政局中，尽管虞集小心谨慎，但还是因其受到文宗所谓的“知遇之隆”而被许多人所嫉妒。一日，虞集受命草封营都王制，贵臣阿荣、巎巎因平素嫉集，乃传谬言，令集制封营国公制。虞集完稿，丞相来索取发现其误，问其故，虞集乃知是此二人所为，即请重新易稿以进。后始终不言此事，故人皆以为“集有雅量”。

虞集待人处世上亦讲求孝友。其弟虞槃早卒，留下遗孤，集抚育如己子。其孟兄虞采曾因管库输赋京师，亏损数千缗，虞集乃尽力借贷代为偿还，无难色。其交友以“尚德”为准则②。遇“山林之士知古学者，必折节下之。接后进，虽少且贱，如故己。”而对“权门显赫，则未尝有所附丽”。归老后，虞集家贫，然“平时居口未尝言贫”①，常受到邻里乡亲、故友门生的接济，于其求碑跋、墓铭，有求必应，然却未尝苟作。尝有南昌富民伍真父，富甲一方，死后，其子使人求虞集作墓铭，并以中统钞五百锭为赠，虞集不许而罢。